中國經濟模式神話根本不存在！MIT教授的紅色家族第三代：共黨專製體製隻會讓經濟衰退
【撰文?李季洋】
2023年，世界翹首等待中國經濟疫後復甦，但它卻陷入房地產泡沫破滅、消費疲軟、外資撤離等多重危機。究竟「中國模式」出了什麼問題？
早在2022年，當全世界都以為中國會在新冠疫情後迎來強勁的經濟復甦，國際知名中國研究學者、曾任世界銀行顧問，現任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的黃亞生，就已經寫書預言——中國經濟將迎來衰退。
身為「紅色家族」第三代，爺爺黃負生是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黃亞生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因見證過貧窮、壓迫、混亂的社會，黃亞生對共產專製體製抱持質疑。赴美留學後，他長期投入中國政經研究，以社會科學角度解釋中國社會現象，見解鞭辟入裡。
針對目前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消費疲軟、外資撤離等經濟困境，黃亞生認為須歸因於專製體製。
戳破「中國模式」成功表相
發展來自民主體製養分
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許多人認為這要歸功於「中國模式」，也就是以計畫經濟、宏觀調控等措施幹預市場，保持一黨專政的威權體製，讓經濟在相對不自由的環境繳出亮眼成績。
但黃亞生認為，其實「中國模式」並無特別之處。歸根究柢，是民主自由體製有利於經濟發展，專製體製則不然。黃亞生觀察，專製體製下的中國之所以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是因為向外汲取了民主自由體製的有利條件，「若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正是最自由開放的時期。」
他舉例，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香港作為英國扶植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提供原本缺乏的法治和有效率的自由金融市場。許多由中國官方扶植的企業，得利於香港的金融市場而快速發展。例如聯想，1994年在香港上市，因此在創立、擴張時期都能取得足夠的資本，「這在中國本身的體製下是不可能發生的。」
此外，國際合作也解放了中國的科技發展，例如原本採用「上對下」管理的中國大學，因與美國大學合作而享有學術自由。「這是為什麼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學，還是能夠取得很多科技方麵的進展。」黃亞生補充，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在此時期走進國際市場，例如華為。「許多人認為華為是靠中國政府扶持、政策補貼的公司，但你仔細看歷史，華為許多早期的成功都是在海外。它是中國最有國際合作精神的企業。」
簡而言之，黃亞生認為，中國經濟並非受益於專製政府的幹預措施，而是「借用」了西方的民主法治體製、自由金融市場及產業合作、學術合作而成功。「中國的成功，是開放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是在國家權力減少的情況下成功，而不是在國家權力增加的時候成功。」
釐清了這一點後，如今中國陷入經濟困境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正走回封閉路線。
封閉路線致科技落後
土地國有製成經濟困境遠因
近年中國政府重返專製，也升高對經濟的幹預。香港向中國金融體係靠攏，無法發揮自由金融市場的作用，股市一落千丈。而習政府對西方世界充滿敵意，發動「戰狼外交」，導致與西方交流中斷，隨之而來的是外資撤離、一波波貿易戰和經濟製裁。
黃亞生觀察，失去國外的資金、學術交流和產業技術合作，中國於是大力資助國內研發。然而，他不看好這種「閉門造車」模式，他以華為為例，指華為聲稱使用中芯自研晶片的產品，拆解後發現，其實使用的是台積電較舊的晶片，顯示中國研發成果有限，也凸顯國際合作之於科技發展仍然重要。
中國政府另一項重要幹預措施是國營事業。由於土地國有，要動員興建基礎建設相對容易，透過大量基建來創造內需，是中國刺激經濟的手段之一。黃亞生則認為，基建並不能真正幫助經濟，一些中國官方經濟學家如林毅夫等人是錯置了因果關係，以為「大量基建成就GDP（國內生產毛額）高成長」，實際上卻是「GDP高成長使政府財政收入上升，因此有本錢推動基建」，一味推動基建，隻會適得其反。
黃亞生指出，尤其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國為了救急，推動「4萬億投資計畫」，投入4兆人民幣，卻造成通貨膨脹、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對實體經濟的負麵影響延續至今。
此外，黃亞生補充，土地國有製雖然有利基礎建設，卻也導致在都市化的過程中，農村人口財務收入幾乎毫無成長。他感嘆，如果中國20年前就開始實施土地私有化政策，或許建不了這麼多的機場、高速公路與高樓大廈，「但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而當這個占中國逾3成人口的族群收入提高，許多現今的經濟問題如消費疲軟、產能過剩、地方政府高負債等，或許都不會存在。
換言之，種種跡象都顯示，捨棄與民主世界交流、走回專製老路的中國經濟正陷入困境。但要中共放棄專製，又談何容易？
無法脫離專製體製有跡可循
科舉製度為統治階層服務
在2023年出版的《EAST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一書中，黃亞生討論到中國無法脫離專製體製是有跡可循的，並且要一路回溯到隋朝，甚至更早。
「民主的思想啊、科學啊，沒有在中國能夠出現，就是因為科舉製度。」他表示，中國歷史上曾有思想多元、百家爭鳴的時代，隻是自隋朝實施科舉製度以後，專注於一家思想而抑製了其他思惟方式，也讓日後的專製政權更便於統治。此外，「科舉製度把最聰明的人納入國家體係、文官體係，他們就不去搞科學了。」
不僅如此，黃亞生觀察，考試製度也使中國社會強調個人競爭，而非集體合作。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就很少出現社會集體的政治表達，這無疑也是專製政府鞏固威權的有利條件。
不過，近代中國史上也曾出現民主自由的契機。黃亞生認為，中國政治經濟最民主的時期在鄧小平時代。「當時趙紫陽是總書記，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李先念是國家主席，李鵬是國務院總理，還有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陳雲，相當於是五權領導。」當時的經濟政策講究實事求是，以數據為準，具一定的客觀性，和如今中國政府強硬推動基礎建設的手段相比，更自由也有效率。
「如果趙紫陽沒有失勢，中國的政治不會是現在這樣。」黃亞生感嘆，六四事件後，溫和派的趙紫陽遭軟禁，強硬派上台；中央顧問委員會被廢除，也讓一八年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更暢行無阻，而其導致的自然結果是，習近平幾乎一人掌握了所有的權力。
一連串歷史的偶然，讓中國走回專製老路，在這條路上中國能走多遠，不得而知，唯一可以預期的，或許是專製體製下的中國經濟，將持續受到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