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模式神話根本不存在!MIT教授的紅色家族第三代:共黨專製體製隻會讓經濟衰退

中國經濟模式神話根本不存在!MIT教授的紅色家族第三代:共黨專製體製隻會讓經濟衰退

 

 

攝影/唐紹航

攝影/唐紹航

【撰文?李季洋】

2023年,世界翹首等待中國經濟疫後復甦,但它卻陷入房地產泡沫破滅、消費疲軟、外資撤離等多重危機。究竟「中國模式」出了什麼問題?

 

早在2022年,當全世界都以為中國會在新冠疫情後迎來強勁的經濟復甦,國際知名中國研究學者、曾任世界銀行顧問,現任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的黃亞生,就已經寫書預言——中國經濟將迎來衰退。

 

身為「紅色家族」第三代,爺爺黃負生是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黃亞生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因見證過貧窮、壓迫、混亂的社會,黃亞生對共產專製體製抱持質疑。赴美留學後,他長期投入中國政經研究,以社會科學角度解釋中國社會現象,見解鞭辟入裡。

 

針對目前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消費疲軟、外資撤離等經濟困境,黃亞生認為須歸因於專製體製。

 

戳破「中國模式」成功表相

發展來自民主體製養分

 

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許多人認為這要歸功於「中國模式」,也就是以計畫經濟、宏觀調控等措施幹預市場,保持一黨專政的威權體製,讓經濟在相對不自由的環境繳出亮眼成績。

 

但黃亞生認為,其實「中國模式」並無特別之處。歸根究柢,是民主自由體製有利於經濟發展,專製體製則不然。黃亞生觀察,專製體製下的中國之所以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是因為向外汲取了民主自由體製的有利條件,「若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正是最自由開放的時期。」

 

他舉例,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香港作為英國扶植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提供原本缺乏的法治和有效率的自由金融市場。許多由中國官方扶植的企業,得利於香港的金融市場而快速發展。例如聯想,1994年在香港上市,因此在創立、擴張時期都能取得足夠的資本,「這在中國本身的體製下是不可能發生的。」

 

此外,國際合作也解放了中國的科技發展,例如原本採用「上對下」管理的中國大學,因與美國大學合作而享有學術自由。「這是為什麼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學,還是能夠取得很多科技方麵的進展。」黃亞生補充,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在此時期走進國際市場,例如華為。「許多人認為華為是靠中國政府扶持、政策補貼的公司,但你仔細看歷史,華為許多早期的成功都是在海外。它是中國最有國際合作精神的企業。」

 

簡而言之,黃亞生認為,中國經濟並非受益於專製政府的幹預措施,而是「借用」了西方的民主法治體製、自由金融市場及產業合作、學術合作而成功。「中國的成功,是開放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是在國家權力減少的情況下成功,而不是在國家權力增加的時候成功。」

 

釐清了這一點後,如今中國陷入經濟困境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正走回封閉路線。

 

封閉路線致科技落後

土地國有製成經濟困境遠因

 

近年中國政府重返專製,也升高對經濟的幹預。香港向中國金融體係靠攏,無法發揮自由金融市場的作用,股市一落千丈。而習政府對西方世界充滿敵意,發動「戰狼外交」,導致與西方交流中斷,隨之而來的是外資撤離、一波波貿易戰和經濟製裁。

 

黃亞生觀察,失去國外的資金、學術交流和產業技術合作,中國於是大力資助國內研發。然而,他不看好這種「閉門造車」模式,他以華為為例,指華為聲稱使用中芯自研晶片的產品,拆解後發現,其實使用的是台積電較舊的晶片,顯示中國研發成果有限,也凸顯國際合作之於科技發展仍然重要。

 

中國政府另一項重要幹預措施是國營事業。由於土地國有,要動員興建基礎建設相對容易,透過大量基建來創造內需,是中國刺激經濟的手段之一。黃亞生則認為,基建並不能真正幫助經濟,一些中國官方經濟學家如林毅夫等人是錯置了因果關係,以為「大量基建成就GDP(國內生產毛額)高成長」,實際上卻是「GDP高成長使政府財政收入上升,因此有本錢推動基建」,一味推動基建,隻會適得其反。

 

黃亞生指出,尤其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國為了救急,推動「4萬億投資計畫」,投入4兆人民幣,卻造成通貨膨脹、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對實體經濟的負麵影響延續至今。

 

此外,黃亞生補充,土地國有製雖然有利基礎建設,卻也導致在都市化的過程中,農村人口財務收入幾乎毫無成長。他感嘆,如果中國20年前就開始實施土地私有化政策,或許建不了這麼多的機場、高速公路與高樓大廈,「但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而當這個占中國逾3成人口的族群收入提高,許多現今的經濟問題如消費疲軟、產能過剩、地方政府高負債等,或許都不會存在。

 

換言之,種種跡象都顯示,捨棄與民主世界交流、走回專製老路的中國經濟正陷入困境。但要中共放棄專製,又談何容易?

 

無法脫離專製體製有跡可循

科舉製度為統治階層服務

 

在2023年出版的《EAST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一書中,黃亞生討論到中國無法脫離專製體製是有跡可循的,並且要一路回溯到隋朝,甚至更早。

 

「民主的思想啊、科學啊,沒有在中國能夠出現,就是因為科舉製度。」他表示,中國歷史上曾有思想多元、百家爭鳴的時代,隻是自隋朝實施科舉製度以後,專注於一家思想而抑製了其他思惟方式,也讓日後的專製政權更便於統治。此外,「科舉製度把最聰明的人納入國家體係、文官體係,他們就不去搞科學了。」

 

不僅如此,黃亞生觀察,考試製度也使中國社會強調個人競爭,而非集體合作。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就很少出現社會集體的政治表達,這無疑也是專製政府鞏固威權的有利條件。

 

不過,近代中國史上也曾出現民主自由的契機。黃亞生認為,中國政治經濟最民主的時期在鄧小平時代。「當時趙紫陽是總書記,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李先念是國家主席,李鵬是國務院總理,還有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陳雲,相當於是五權領導。」當時的經濟政策講究實事求是,以數據為準,具一定的客觀性,和如今中國政府強硬推動基礎建設的手段相比,更自由也有效率。

 

「如果趙紫陽沒有失勢,中國的政治不會是現在這樣。」黃亞生感嘆,六四事件後,溫和派的趙紫陽遭軟禁,強硬派上台;中央顧問委員會被廢除,也讓一八年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更暢行無阻,而其導致的自然結果是,習近平幾乎一人掌握了所有的權力。

 

一連串歷史的偶然,讓中國走回專製老路,在這條路上中國能走多遠,不得而知,唯一可以預期的,或許是專製體製下的中國經濟,將持續受到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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