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世界觀圍繞著相互連接的島嶼形成，也就是這個世界由陸地和海洋水域組成。不存在國家的概念。因此，在我們的島上，無論來自中國還是台灣，我們都將其他島嶼的人視為外來者......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客人。”這是希婻·瑪飛洑（Sinan Mavivo，漢名賴美惠）女士在談論台灣內部，有關中國和台灣認同激烈爭論時的感受。
希婻·瑪飛洑今年50歲，她是台灣東南海岸外190多公裏處、西太平洋上小島“蘭嶼”（Orchid Island）上的達悟族人，也是一名原運及環保活動人士。該島約有5200名居民，其中85％是達悟族人。
希婻·瑪飛洑希望儲放在此的核廢料能離開部落。
以蘭嶼為例，數十年來，島民一直在抗議台灣政府過去將核能發電廠產生的放射性核廢料運輸到蘭嶼島上並存放至今。他們不斷呼籲並希望將這些廢料搬離部落。希婻·瑪飛洑告訴BBC，“對我們來說，核廢料是一種惡靈，損害了我們的土地和生命。”
事實上，根據台灣官方記錄，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有16個不同的原住民族群體，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化。盡管他們僅占台灣總人口的2％，約58萬人，但如同蘭嶼的住民麵對核廢料存放在家鄉的情況，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曆史經曆確實充滿著傷痕——這包括現代文明、資本主義和語言消失等等的衝擊。
在過去的土地征收和開發過程中，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遭受嚴重損害，削弱了他們與土地和祖先的聯係，進而對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構成威脅。希婻·瑪飛洑向記者解釋，原住民族曆經多個政權的認同變遷，“我們（原住民族）曾被日本殖民，被強迫變成為日本人；然後在國民黨統治下，我們又要成為中國人。現在，在台灣政府的治理下，我們被視為台灣人。當然，我們現在視自己為台灣人——更確切地說，是被迫成為台灣人。但是，如果要我回答，我會說我在文化上，堅持以世界海洋民族的身份自居——確切地說，是達悟族的一員。”
就像許多為保護他們土地而奮鬥的人一樣，希婻·瑪飛洑中學畢業後，去了台灣本島上大學並工作多年，但她最終返回蘭嶼部落參與家鄉的環境和政治活動。而她對於自己的族群認同情感豐沛的敘述背後，其實是原住民族在台灣掙紮生存下來的複雜曆史。
譬如，在台灣，原住民族的曆史經常拿來與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相比較。有些原住民團體認為，台灣原住民的血緣和文化更接近太平洋上的“南島民族”（Austronesian），而非中國。有些人因此認為台灣原住民族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這樣的說法是在指稱台灣的許多文化並非來自中國大陸，因此希望抵製中國的文化統戰；後者多半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以漢文明為中心，將各地少數民族以“融合”為視角拉攏過來。
“為什麽北京想要管我們呢？”
住在台灣南部的屏東縣霧台鄉山區，原住民魯凱族的“神山部落”，蘇拉（Sula Sukinadrimi ，漢名宋文生）和他的父親勒吉·蘇基那德裏米（Legeay Sukinadrimi ，漢名宋文臣）四十多年前開始進行山區的造林工作，覆蓋了100公頃的山區土地，種植當地的台灣原生樹木。
在部落長大的蘇拉在台灣國中畢業後離開了部落，並追求高等教育，之後從事公職，但發現難以適應台灣城市漢族的生活方式，最終他選擇回到山區部落，重新連接他的根源，從事保育工作。
蘇拉坦言，他對台灣的社會發展有深刻的觀察。他告訴BBC說，他的使命是把一座山種回來，也是把自己的曆史文化找回來。20多年來，他已經種下超過一萬棵樹，複育100公頃森林。
蘇拉20多年來，他已經種下超過一萬棵樹，複育100公頃森林。
蘇拉與妻子勒斯樂絲（Dresedrese Pacengelaw）在這座山林生活，妻子靠著早餐店的收入支持著先生的行動。
她告訴BBC，自己的家族半世紀前被國民黨政府遷到平地，但她成長及後來在科技業工作，她發現失去了自己的認同及語言，直到遇到先生回到部落生兒育女，與家人共同生活才感覺找回了自己的認同。
她說：“我好像也找回自己的靈魂。種樹的生活雖然辛苦，但我從不後悔。”
事實上，由於對重新尋找族群身分的渴望和堅定的宗教信仰，這對夫婦表達了他們對於自己的土地以及整個台灣島很深的感情——他們認同自己源自於部落土地，而這種部落身分延伸到對整個台灣島的歸屬感。
這對夫婦對任何聲稱“擁有台灣”，不讓台灣人或原住民族決定自己未來的“外部勢力”感到不安：“就像我兒子前幾天問我一樣：媽媽，為什麽中國要來管我們？來打擾我們？我想我的意思是，為什麽我們島上的事務，必須被說成是由他們決定呢？”這位母親說。
蘇拉一家人的觀點，也折射出台灣原住民族複雜曆史的一部分，而這種複雜性也在台灣各部落都能見到。
譬如，2019年，台灣東部台東卑南族的特勞·帕卡魯庫·薩瑪（Trau Pakaruku Sawma ，漢名高明智）發起了一場行動，反對地方政府將部落的一塊濕地賣給新加坡的太陽能發電廠。他向BBC解釋，當時地方政府不尊重他們對祖先土地的權利，而跨國資本主義和政府隻想用錢影響他的部落的參與權，借機奪走他們的土地。
他又說，關於原住民族認同，已故的台灣總統李登輝（1923-2020）在1990年代初發起了台灣認同運動，主張台灣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
特勞·帕卡魯庫·薩瑪2019年參與了一場抗議，反對地方政府將部落的地賣給新加坡的太陽能廠。
特勞·帕卡魯庫·薩瑪表示，這個運動是有力的，因為它也等同承認了原住民重建與他們社區、部落和土地的權利主張，並能為自己的的原住民族身份“正名”。他認為台灣的身份對於包容性很重要，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曆史及抗爭的知識，能夠協助台灣製造本土認同，並抵抗外部威脅。
或許，正如希婻·瑪飛洑向BBC所說的，原住民族和台灣身份的對話基礎始終需要台灣政府承認，並糾正對原住民經濟和文化殖民的曆史。
回到部落
2009年8月8日，帶著狂風暴雨而來的莫拉克台風侵襲了南台灣，洪水造成了土石流，並摧毀了高雄山區的小林村，帶走了近500人的生命。當地居民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漢名江梅惠） 女士的達卡努瓦部落便位於災區那瑪夏。全台許多受影響原住民族部落，在大水過後麵臨台灣政府強製遷村的政策安排。
當時，阿布娪與一些族人同台灣的政府官僚抗爭，不願住進一個台灣政府安排的“永久屋”。透過爭取，她們終於能夠回到自己的部落生活。但阿布娪告訴BBC，那場天災不僅造成了生命財產的損害，台灣政府以“援助”之名，強迫他們離開部落，在搬與不搬的爭論中，最後也折傷了部落原有的團結。
阿布娪告訴BBC那場天災不僅造成了生命財產的損傷，在搬與不搬的爭論中，最後也折傷了部落原有的團結。
她與回家的族人們一步一步地慢慢修複祖先留下的土地。一開始時，部落沒有水也沒有電，但她們找到方法克服困難，重建他們的家園。阿布娪表示，為了抵抗遷村政策，她想要找回祖先早期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想辦法種植蔬菜和水果，為資源有限的社區提供食物。
她向BBC記者表示，其實通過耕種土地，她想起了祖母的農地。因為那片小小的土地是她祖母種植了多種的作物，足以養活一家人。她慢慢恢複祖母的生活方式，發現這讓她更接近部落的祖先、祖母的曆史和她的土地。
她說：“這塊土地就像我們每個人家中的土地一樣，提供滋養以茁壯成長。那麽，為什麽我們要害怕返回受傷的故鄉呢？為什麽我們要害怕缺乏食物或害怕危險呢？根本不需要害怕。”
這些年來，她也與族人開始經營一間“深山裏的麵包店”。麵包店賣的雖是西式的麵包，但卻鼓勵族人開始回到土地，隨著季節變化種植不同農作物。他們再把這些作物製成果醬或麵包，透過電商平台販售到全台各地或觀光客，為族人帶來經濟收入。
他們也經營“大地廚房”，給遊客預訂部落的特色餐飲，他們稱為“塔姆（Tamu）的餐”，意旨“長輩餐”，是由她族裏的耆老指導部落婦女輪班烹飪，帶來一些經濟收入，讓辛苦的部落家庭有自給自足的機會。
或許是從“自給自足”的部落實踐當中，阿布娪女士思索並回答了我們有關台灣的地位問題。
她告訴BBC記者，就她個人來看，台灣是一個獨特的實體和生態係統，“我相信台灣是個獨立的存在，但台灣政府同時必須承認對原住民社區的曆史殖民、破壞和虐待。”
她又說，“但我們現在都居住在這個島上。我主張台灣確實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但如果中國有統一台灣的希望，必須考慮到台灣原住民族的意見。我們絕對不希望被納入中國的曆史或民族主義論述中。”
無論如何，生態與土地認同是這幾位台灣原住民族社區工作者核心的價值，他們也展現了不同於台灣主流社會的國族認同。
對原住民族社群文化及性別議題研究多年的林津如教授建議，任何一個政府，包含台灣，除了聆聽原住民族的聲音，還應該積極學習原住民族的文化觀，特別是從生態和土地出發的原住民族觀點，才能在其中看見政府與原住民族能夠“共治共管”的未來。
林教授強調，在與北京的國族認同的論爭中，台灣若能依循原住民族土地倫理與文化價值，“才有讓台灣免於成為區域間各政權對抗下的犧牲品，以永續生存的方式找到出路。”
“我欣賞台灣的民主，因為這是塑造台灣身份的重要價值。然而，若台灣認同要原住民的參與，那就必須先承認並將土地歸還給我們，承認殖民曆史......隻有在這個基礎上，原住民才能積極參與構建台灣的認同。”希婻·瑪飛洑說。
生態與土地認同是台灣原住民族社區工作者核心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