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業率消失已有4個月 中國年輕人在幹什麽？
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雲南農村幫家人一起在網上出售新鮮蔬菜水果的高雨（化名）最近又遇到了問題。盡管她和家人投入成本，擴大了自己家“多多生鮮店鋪”的經營規模，但是利潤還是越來越薄。“感覺大家都沒錢了，”她告訴記者。
她又開始感受到了拮據，也開始搜索是否有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大學所在的城市廣州去尋找工作。
“上山下鄉”
2020年大學畢業後，高雨曾試著在廣州站穩腳跟。新冠疫情的反複讓當地的許多中小企業都經營困難，她找工作也並不順利。
她曾經短暫地在幾家互聯網公司做文職工作，但四五千每月的收入並不足以支付她在廣州的生活開銷。
與此同時，雲南老家的大舅等親戚開始在“多多買菜”上出售自家田裏種植的農產品，因為疫情期間大家出門不便，店鋪剛開就有很多生意，他們希望家族中唯一的大學生高雨可以回來幫忙。
“我一開始是不太願意回去的，”她告訴記者。她和許多在農村生活的年輕人一樣，希望通過考上大學改變祖祖輩輩“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留在大城市，找到一份白領工作，實現階級跨越。她喜歡寫作，理想的工作是在知名廣告公司做文案，對於回老家做電商，她表示：“我本來不是很想做的，因為沒有接觸過，而且我對這一塊其實不是很感興趣”。
當高雨再一次為支付房租捉襟見肘時，她終於下定決心回到老家。家人將她送到村裏已經做出規模的電商那裏培訓了兩三天後，她就成了家中店鋪的主要勞動力：她負責寫文案，拍照片，設計推廣活動，做售後服務。她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半夜，甚至是淩晨三四點。全家人都加班加點打包，發貨。
高雨是大學畢業返回家鄉的眾多中國年輕人之一。今年4月，中國政府鼓勵年輕人前往農村地區工作。2023年4月，僅廣東省就出台了一項行動方案，明確提到將在2025年年底累計動員10萬青年下鄉“幫扶”等。
今年6月份，中國城鎮16至24歲的年輕人中，失業率達到了創紀錄的21.3%，當時，專家們預測，當2023年應屆生從大學畢業後，失業率會繼續上升。中國國家統計局於8月宣布將不再發布這一數據。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主任本·斯泰爾(Benn Steil)認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不會滿足於回到位於小城市或者農村的家鄉發展，因為“他們想要和他們父母輩一樣的機會，可以邁入中產階級，可以有能力建立並支持自己的家庭”。
“躺平”、“慢就業”與“全職兒女”
另有一些年輕人通過“躺平”和“啃老”等行為來應對就業機會的匱乏。“全職兒女”是今年中國互聯網上的新興詞匯，指代已經成年的孩子不參與全職工作，而是和父母一起居住，通過陪伴父母獲得一定經濟上的支持。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準備研究生考試和公務員考試，有些人在不斷投遞簡曆，有些人則完全“躺平”。
今年7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副教授張丹丹在《財新》雜誌上撰文表示，中國青年失業率可能被低估了。她寫道：“就業市場狀況不好的情況下，大量勞動力會選擇觀望、等待，或者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們通常被失業率統計忽略，導致對勞動力整體情況的誤判”。
在北京與父母同住的傑西（Jacey）就是這群人中的一員，他自稱是“躺平”的“啃老族”，但他覺得自己的狀況在年輕人中挺有代表性，經常在微博等網絡平台上發現和自己一樣“不上班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
大學畢業後，他工作了一年，攢夠錢後於2019年底去日本讀語言學校。一年的語言學校結束，他花了兩年的時間準備日語考試，申請日本的學校，但是屢次失敗，並於今年二月回到北京。
因為父母在經濟上的支持，他雖然也想過要找工作，但是也並沒有特別的緊迫感。他說：“比如看見餐館貼出招工，我不會去，因為我很懶”。他承認自己現在“確實和社會有些脫節了”，而且對找工作這件事“心裏很抵觸”。他說，他目前考慮開始找工作，雖然表示自己並不喜歡北京，但是不打算找其他城市的工作，“畢竟在家裏不用付房租”。
“慢就業”是不斷在中國的媒體報道和調查問卷中出現的另一個新詞。該名稱指代應屆畢業生中暫未進入就業市場的人群，包含“繼續深造後就業”和“暫緩就業”兩部分。
調查顯示，幾個月來，“慢就業”比例整體呈升高趨勢。今年9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9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2.9%的受訪者周圍有“慢就業”的大學生。
擴招公務員、研究生，政府措施“治標不治本”
根據中新網10月的報道，2024年中國國家公務員計劃招錄3.96萬人，相比去年擴招約6.7%。對比2020年的2.41萬人，2024年國考招錄人數漲幅超六成。今年公務員的省考也大幅擴招，擴招幅度達到17%。另外，許多高校都進行了研究生的擴招。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數據，2024研究生擴招5.61%。
但是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斯泰爾認為，這些措施並沒有觸及到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本質原因。他將現在的高青年失業率歸咎為供需不平等。他解釋說，中國近年來通過大量擴招，本科和碩士畢業生越來越多，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景氣，需要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崗位卻越來越少。
同時，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卻不能為大學生畢業生創造他們所需要的工作崗位。他說，“但這些木工和瓦工的工作機會，並不是中國的大學生所尋求的工作機會”。
他還提到中國政府近年來對教育行業和高科技行業的打壓，這些行業恰好是大學畢業生喜歡從事的行業，也因此讓職業市場中的供需更加不平衡。
2019年從亳州大學小學英語教育畢業的付紫荊告訴記者，自己的不少同學都因為中國政府於2021年對於教培行業的打擊而難以找到工作。她的兩位2020年畢業的學妹至今都沒有找到工作，雖然“她們一直在考公（即參加公務員考試），考編（考教師編製），哪裏有合適的崗位就去哪裏考”，但因為競爭激烈，三年來都沒有考上。
她說，她也注意到老家這幾年多了很多年輕人，“他們有的創業，有的就待在家裏‘啃老’”，而在疫情之前，老家的村莊裏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因為他們都去城市裏尋找更好的機會了。
付紫荊自己畢業後在老家一所私立小學中找到英語老師的工作，做了半年遇到疫情就失了業。之後她報名考教師編製，還在在當地培訓機構報了學習班。“那個時候工作不好找，老師的崗位可能一個崗位就幾十人甚至上百人考試”，她告訴記者。
2020年10月，付紫荊終於在一所公立小學裏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但是，由於無法接受工作中隨時隨地的政治思想教育，2022年9月，她選擇放棄教師這個同齡人眼中的“香餑餑”，利用勞務派遣的方式和男友一起去新加坡打工。他們在網上看了一些中國人的“走線”視頻後，選擇“走線”來到美國。今年2月，兩人到達了美國，現在她在洛杉磯一家餐廳做前台。
高失業率與低生育率
陳倩倩（化名）在美國讀完了研究生，新冠疫情期間選擇離開美國，回到上海，在一家國有銀行的投資部門工作。
2023年，在中國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她所在部門管理的投資基金虧損不少，投資回報率不盡如人意。雖然還沒有正式被裁員，但她已經從部門主管那裏收到自己可能工作不保的風聲。
她告訴美國之音，在此之前，已經有幾位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原本收到的工作合同被收回。她最近在聯係獵頭，但金融業和科技業被裁員的人數不少，很難找到滿足自己薪資預期的工作。相反，她留在美國的同學都找到了不錯的工作，每年也都有可觀的分紅和加薪。她開始有了回到美國工作的打算，也明確告訴家人因為工作動蕩，不準備在近期生孩子。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主任斯泰爾說，青年失業問題和中國經濟現存的許多問題都息息相關。他說：“除非中國開始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否則中國的人口挑戰將會變得更加嚴峻，因為新一代年輕大學畢業生將無法結婚並組建家庭，因為他們負擔不起。如果人口問題繼續惡化，經濟形勢就會繼續惡化。所以這是一個永續循環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師徐舫堅定地認為如果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國的生育率會持續下降，性別平等也會惡化。她認為：“長期的青年失業將迫使更多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返回家鄉，……短期來看，他們的回歸會不斷耗盡家庭的經濟來源。”
她說，這些青年很可能沒有資金支付彩禮或者購買婚房，不得不接受沒錢結婚生子的現狀。她還表示，在工作機會有限的時候，已經出現了工作偏向於男性申請人的趨勢，特別是“國家最高領導層還呼籲婦女回家生孩子的宣傳”。今年10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表示，婦女在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問題上發揮發揮著關鍵作用，必須“營造家庭文明新風尚”。
根據2022年發布的《35歲以下生育意願調查報告》，20413位受訪者中，66.0%的人生育意願低。而“擔心孩子成長環境（升學壓力、就業壓力、生存壓力等）”和“沒錢”則是降低生育意願的兩大因素。
高失業率與可能的社會動蕩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斯泰爾告訴美國之音，對於過去幾代的中國人來說，他們讓渡了發聲等政治上的權利和自由，但是獲得了經濟上的高速發展。但是對於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幾代人以來的第一次，他們發展的機會幹涸了，這代中國年輕人的生活水平將低於他們的父輩所能達到的水平”。
他擔心這將對中國政府看重的社會穩定帶來不利影響：“你會看到越來越心懷不滿與怨恨的一代人。他們不再願意容忍獨裁，因為獨裁不再提供他們想要的成果。因此，這可能會在中國內部產生相當大的政治動蕩，並肯定會損害社會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