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16世紀起，猶太人長達數千年的流散史。流散各地的猶太人相繼形成了三大族群：米茲拉希（東方）猶太人、塞法爾迪（地中海）猶太人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歐洲）猶太人。
猶太人聰明，但不是所有猶太人都如此，僅是阿什肯納茲（德國或東歐）猶太人。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但被人為掩蓋了。他們在哈爾濱留下了驚人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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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怎麽就成了音樂名城了？
為何猶太人多出天才——基於演化視角的解釋
猶太人在現代史上的傑出成就
在生活的諸多方麵，猶太人做出了遠遠超出他們人口比例的貢獻。猶太人在世界人口中隻占0.2％，雖然曆經了種種社會歧視和大屠殺，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仍然贏得了14％的諾貝爾獎，在後半葉則得到了29％。截至2007年，猶太人令人吃驚地贏得了21世紀中所頒發的諾貝爾獎中的32％。
猶太人的成績不但表現在科學上，而且表現在音樂（門德爾鬆、馬勒、勳伯格）、繪畫（畢加索、莫蒂裏安尼、羅斯科）以及哲學上（邁蒙尼德、伯格森、維特根斯坦）。猶太作家以多種文字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包括英語、法語、德語、俄語、波蘭語、匈牙利語、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
這樣的成就需要一種解釋。一個有趣的解釋是，猶太人為適應其生活方式在遺傳上發展出了比常人更高的認知力。人們很會模仿，如果猶太人的優勢是文化性的，如嚴厲的母親或對教育的注重，他人則完全可以效仿。然而，從對人類在最近曆史中的最新進化研究來看，更為合理的解釋是，猶太人的智力成就來源於他們所經曆的特殊環境壓力。
就像種族是最近經演化而形成的一樣，一個種族之內的不同民族也會演化，隻要他們與他們的主流人口在某種程度上獨立繁衍——不論是因為地理還是宗教原因。在快速DNA排序之前，人們猜想猶太人是一個獨特的人口，因為其宗教限製與猶太教之外的婚姻。
由於缺乏遺傳證據，無法估算在曆史上出現的異族婚姻的比例，因此無人能夠確認上述猜想。DNA分析顯示，猶太人是一個可以定義的人口。與當地人口的通婚確實存在，但非常少見。這巧妙地解釋了猶太人類學家的觀察，即全世界的猶太人不但彼此相像，還與他們的東道主人口相像。
彼此相像是因為猶太人都來源於以色列，都攜帶有該地區閃族人口所共有的基因。直到3000年前，也許正是猶太教開始的時候，猶太人和其他人並無兩樣，他們隻是地中海東部沿岸人口的一部分，正如今天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阿美尼亞人一樣。但一旦他們的宗教禁止其成員與異教徒通婚之後，猶太人口就像被放在一座偏僻的小島上一樣，進人了一個孤立繁衍區。很大程度的孤立繁衍是一個人口走向獨立進化的必要條件。
在歐洲，猶太人又可以稱為德係猶太人，基因學顯示德係猶太人口從公元900年初創起與歐洲人有了20％-30％的混合，這種混合多數出現在近代。
這個混合率在其他兩個主要猶太人口中可能也很相似，它們是西係猶太人和東方係猶太人。
西係猶太人是長期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他們在1492-1497年間被從這兩個國家中驅趕出來，隨後分散到了地中海沿岸，如北非和奧斯曼帝國。許多西係猶太人也定居在荷蘭。東方係猶太人長期生活在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在世界人口的基因版圖上，這三個猶太群體聚集在一起，夾在與其有著共同祖先的中東人口和與其混雜的歐洲人口之間。
許多研究人員強烈反對“人類群體之間有著顯著遺傳差別”這一概念。他們堅持認為大腦是一張白紙，隻有文化，而不是基因，可以在上麵書寫。他們對進化影響人類頭腦最近變化的可能性嗤之以鼻，把任何認為人口群體之間有著認知差別的人稱為種族主義者。
所有這些立場來源於政治教條，與科學無關。然而多數學者仍然不願意涉足這一領域，害怕被他們的學術同仁妖魔化。對該問題更具實質性的反對與猶太社團的敏感性有關。就像亞洲的中國移民群體一樣，艱苦的工作和成功常常在東道主人口中引發嫉妒和敵視，由此產生歧視、驅逐和屠殺。討論猶太人的智力可能會引火燒身。但大屠殺的年代已經過去，忽視困難課題隻會導致愚昧。
猶太人的高智商與成功繁衍
猶他大學的格裏高利·科克倫、詹森·哈迪、亨利·哈彭丁詳細地研究了猶太人的基因和智力之間的聯係。他們向美國幾個雜誌社的編輯投稿，所有編輯都認為這個課題很精彩，但他們卻不能出版。作者們最終將它發表在了英國的《生物社會科學雜誌》（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上。
猶太團隊發現，德係猶太人除了在文化上的卓越貢獻外，他們還有著很高的智商，在110-115之間，這在所有民族中是最高的。德係猶太人的智商不但較高，而且有著非同尋常的構成。在智商測試的各個部分中，德係猶太人在語言和數學方麵表現甚佳，但在視覺測試中卻低於平均分。在大多數人中這兩者密切相關。
這表明某些特殊的力量影響了德係猶太人的智力本質，好像這個人口不需要適應需要視覺能力的狩獵，而是為了適應需要文字和數字的城市職業。
德係猶太人幾乎從公元900年在歐洲有記載開始，就從事借貸活動。這是猶太人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的主要職業。
貿易需要一係列高級技能，包括讀寫合同和計算的能力。讀寫在中世紀的歐洲是一項少見的能力，直到公元1500年，所有歐洲國家人口中隻有10％能夠讀寫；而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能夠讀寫。
至於計算能力，今天由於有了阿拉伯數字所以看起來很簡單。但阿拉伯數字直到16世紀才在歐洲廣泛流傳。在此之前，人們使用的是羅馬數字，羅馬數字中沒有零，所以用它來計算利息和貨幣交換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那時沒有銀行，借貸對那些依賴信用做買賣和進行遠距離貿易的人們來說至關重要借貸者必須判斷借款人的可信度、對抵押品估價、理解當地的合同法，並與行政當局搞好關係。對那些從事遠距離貿易的人來說，他們為減少危險盡量避免攜帶紙幣，這就需要與遠方城市中的可靠夥伴做信用協商。
中世紀的德係猶太人從事苛求智力的職業。這個職業雖然風險很高，但有著豐厚的回報。在他們生活的所有歐洲國家中，猶太人擁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在1239-1260年間，雖然猶太人隻占了人口的0．01％，但他們所繳納的稅款卻占了王室收入的1/6-1/5。1241年，德國的猶太人支付了全帝國稅收的12％。
財富十分重要，因為它保證了猶太人的成功繁衍。在工業革命之前，在脫離馬爾薩斯陷阱之前，富人有更多的後代，因為他們可以提供很好的營養和住房。德係猶太人從公元900年的幾乎為零，增長到公元1500年的50萬人，在1939年則達到了1430萬人。
既然更為富裕的德係猶太人能夠有更多的後代，進化壓力一定偏愛有助於認知力和心理能力的基因。公元900-1700年，德係猶太人集中在幾個行業中，其中主要是借貸和包稅（先給王子付錢，再從他的賦稅人那裏索取稅款）。
因為很強的智力遺傳性，猶他團隊計算出隻需要20代或500年的時間，就足以使德係猶太人比歐洲人在智商上提高16分。猶他團隊假設智力的遺傳率是0.8，即人口中的方差或擴展值的80％可以歸因於遺傳。假如每一代人的父母的智商比平均值高一分，那這代人的平均智商將增加0．8％。假如在中世紀一代的時間平均是25年，那經過20代或500年，德係猶太人的智商就會增加20 × 0.8 = 16分。
當然也有從事借貸的基督徒，他們也需要有和德係猶太人同樣的認知能力。但基督徒可以與大得多的群體通婚，其中包括各行各業的人們。自然選擇可能會在中世紀普遍提高城市居民的智力，但對於內部通婚的較小的猶太人口，它的影響要強烈得多。
這種選擇效應可能不適用於東方係猶太人，因為他們的伊斯蘭統治者把他們局限於一些無人願幹的職業，如製革和屠宰，這些並不需要任何特別的智力。東方係猶太人和西係猶太人並沒有過於集中在苛求智力的職業中，他們的智商成績與歐洲人相當，猶他團隊認為。
文化演變導致的選擇壓力
猶他團隊理論的一個可能的弱點是，他們假設智商的提高僅局限於猶太人口的德係分支。西係猶太人為世界提供了斯賓諾莎、迪斯雷利、裏卡多和其他傑出人才。但很難找到西係猶太人的智商測量資料，猶他團隊在文章中也沒有提供任何數據。以色列的智商測試顯示，德係猶太人的智商比非德係人口的更高，後者包括了東方係猶太人和西係猶太人。
兩個曆史學家瑪裏斯特拉·伯提奇尼和茲維·埃克斯坦最近提出了一個猶太曆史的新觀點。伯提奇尼專長於中世紀合同和婚姻市場，並在米蘭的博克尼大學教書。埃克斯坦是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擔任以色列銀行的副總裁。
他們對猶太曆史中人口的數量和職業頗感興趣，對智力和遺傳學則一筆帶過。但他們的研究明確無誤地展示了選擇壓力如何影響猶太人口，從而提高了他們的認知能力。
對猶太人職業曆史公認的傳統說法是，猶太人在他們的基督教東道主國家中被禁止擁有土地，隻能從事借貸，這是唯一對他們開放的職業。由於經常遭到驅趕和殺害，猶太人分布於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各個角落。
伯提奇尼和埃克斯坦反對這種說法，他們以大量的曆史細節證明猶太人不是被迫從事借貸業的，而是主動選擇了這一職業，因為它是如此賺錢。他們分布廣闊也不是因為受到迫害，而是因為每個城市隻需要有限的借貸者。
那猶太人如何選了這個不尋常的職業呢？伯提奇尼和埃克斯坦提出了一個簡單而有力的解釋，回溯到了公元1世紀希伯來猶太教的創始時期。在希伯來時期之前，猶太教關注於耶路撒冷的廟宇和普遍的動物獻祭。它的領袖發動了三次暴動以反抗羅馬君主。
第一次導致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摧毀。廟宇的消失加強了其中一派法利賽人的地位，使得他們發展出了一個不同版本的猶太教，其中的廟宇和動物獻祭被學習《聖經·舊約》所代替。這個運動中湧現出了猶太教的希伯來派別，它強調讀寫能力及閱讀解釋《聖經》的能力。
甚至在聖殿被毀滅之前，法利賽高僧耶和華·本·珈馬拉在公元63（或65）年公告中要求每個猶太神父必須將自己的兒子在六七歲時送人學校。法利賽人的目的是要讓所有男性都學會識字，每個人就能了解和遵守猶太法律。在公元200-600年間，這個目標基本實現，猶太教也轉換成了一個學習《托拉耶》（《聖經·舊約》的前五卷）和《塔木德》（希伯來評注綱要）的宗教。
這項非凡的教育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像其他人一樣，多數猶太人當時以務農為生，對於這些農民來說，送孩子上學費用很高而又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許多人看來沒有這樣做，因為《塔木德》中充滿了對ammei haaretz的咒語，猶太經典中用這個詞來形容拒絕送孩子上學的笨拙鄉下人。父親們被告誡說，不要讓他們的女兒嫁給那些不識字的鄉巴佬的兒子。
受歧視的鄉下人可以逃脫這種歧視，同時不放棄猶太教。他們轉而相信一種由流浪的猶太人發展出來的較為簡單的猶太教，因為它不需認字或學習《聖經》。這種宗教在此期間廣泛流行。這個流浪的猶太人叫保羅，他發明的基督教把猶太教與農業神靈（他在秋天死去，又在春天複活）的神秘信條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為了證明許多猶太人轉變成基督徒，伯提奇尼和埃克斯坦引用了一些估算數據顯示猶太人口急速下降，從公元65年的550萬到公元650年的120萬。除了大批人脫離猶太教外，沒有什麽別的理由可以說明這個劇烈下降的現象。
猶太人的特殊人口素質
伯提奇尼和埃克斯坦沒有提到進化力量對於這種轉變的影響。但如果那些不願意識字的猶太人一代複一代地從社會中被剔除，那留下的人的識字傾向就會與日俱增。
這個希伯來要求也許是提高所有猶太男子認知能力的第一步。之後的第二步使得識字能力變得更加實用。到了公元650年，猶太人已經從基督教強盛的地區消失，這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埃及，甚至以色列本身。猶太教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伊拉克和波斯。
猶太人的職業也有了轉變。他們放棄了農業，搬到了城鎮，在那裏進人了貿易和商業領域，或成為了小店主和工匠。在公元750年阿巴斯伊斯蘭王國建立之後，猶太人遷移到了新興和繁榮的城市。到了公元900年，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在城市裏從事手工藝、貿易、借貸和醫療職業。
猶太人為什麽會選擇這些職業呢？常人認為是因為他們不能擁有土地，被禁止從事某些行業。但伯提奇尼和埃克斯坦認為隻有很少或沒有證據證明這種禁例。他們認為，猶太人從事借貸和貿易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在一個多數人不識字的世界裏，幾乎所有人都識字的猶太人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他們可以從事任何需要閱讀合同或記賬的職業。
猶太人還有另一個由他們宗教所賦予的實際優勢。猶太人團體服從法律，正像《塔木德》中所教海的那樣；希伯來法庭則監管合同的實施和執行。
猶太人團體存在於歐洲和地中海沿岸的許多城市中，在猶太教徒中也有一個天然的貿易網絡。
這個網絡及其爭端裁定機製都非同尋常，這給了猶太人在長途貿易方麵一個特殊的優勢。當貿易和城市化開始在阿巴斯統治的伊斯蘭世界繁榮時，“在與非猶太人在手工藝、貿易、商業和借貸方麵的競爭中，猶太人較高的識字能力的確給了他們優勢。”伯提奇尼和埃克斯坦寫道。
在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達之後，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經濟中心被毀滅，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區變得荒無人煙。猶太社會的人口中心遷移到了歐洲，在那裏猶太人越來越專注於借貸。這種職業模式對人口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盡管有它的高風險，但借貸如此盈利，使猶太人可以支持大家庭，像其他富人一樣保證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當伊拉克和波斯的猶太人社區被毀滅，歐洲的猶太人被逐出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許多地區之後，他們的總人口在公元1500年減少到了低於100萬。但在他們新財富的驅動下，猶太人口又快速增長，到1939年達到了1600萬。
從進化的角度看，人口增長是成功適應的結果。因為對識字的掌握，猶太人比非猶太人更能適應城市商業所需的認知要求。“猶太人具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成功的行為特征。"曆史學家傑裏·Z·穆勒寫道，“他們在走進商業化社會時，就擁有了從他們家庭和社區中所學到的知識，如市場運營、計算得失、衡量風險和冒險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猶太人展示了發現新需求和把沒有充分利用的資源帶到市場上的能力。”
猶太人給他們所處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不幸的是，他們的成功在許多方麵帶來的不是感激，而是嫉妒，隨之而來的則是歧視和報複。這更多地反映了他們東道主的嫉妒和貪婪，而不是他們的智力。
猶太人適應性的產生並非顯而易見，因為猶太人所要適應的職業需要行為上的改變，而不是形體的改變。因為這種適應性，猶太人口在比例上比其他人口擁有了更多認知能力較高的人，所以他們在需要高智商的工作中更勝一籌。
智商這樣的特征呈鍾形分布，多數人具有平均值，而在向著較高和較低的兩個極端移動時，人數則逐漸減少。隻要在平均值上向高端移動少許，就會造成在高端增加很多人。
根據定義，北歐人的平均智商是100,這樣的人口中每一千人應該有4人的智商在140以上。根據猶他團隊的計算，在德係猶太人中，假如平均智商是110，那麽每一千人中就有23人的智商在140以上，這是一般人口的6倍。這解釋了為什麽猶太人口雖小，卻能產生這麽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卓越人才的原因。
本文摘自《天生的煩惱：基因、種族與人類曆史》第八章，有刪節。題目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