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麵臨著一係列可怕的災難：犯罪失控、邊界故意混亂、兒童教育水平低下，同時又因反對父母的反對而被性化和政治化、違憲的審查製度、媒體隻做政府公關而不是監督、我們的機構和企業在社會中被貶低。 “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等等。 除此之外，還爆發了惡毒的反猶太主義。
這些退化中的每一項都可以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一個來源：激進政治活動家對高等教育的腐敗。
由於大學教育部門培訓教師將“社會正義”置於教育之上，兒童的考試成績直線下降。 審查製度始於一黨製校園壓製保守派聲音。 對罪犯的縱容源於學術界對米歇爾·福柯“罪犯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這一觀點的推崇。 將孩子與父母分開的動力始於校園長期以來對郊區家庭和核心家庭的蔑視。 激進的大學新聞係提倡極左派的宣傳。 開放邊界反映了激進教授中支持全球主義和反民族國家的情緒。 DEI 最初是一種校園詭計，旨在證明種族配額的合理性。 校園反猶太主義源於“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和“交叉性”等意識形態。
大學校園從未發揮過如此巨大或如此具有破壞性的影響。 學術界曾經是我們先進社會不可或缺的支撐，現在卻成為通過其重要器官轉移的癌症。 激進左翼是原因，最明顯的原因是一黨製校園讓整整一代美國年輕人畢業，並被灌輸了他們的思想。
還有其他方法。 學術界壟斷了對最有影響力的職業的培訓。 已經注意到的校園教育學院和新聞學院的破壞性影響，在法律、醫學、社會工作等方麵也同樣存在。學術界對憲法的壓製造成的損害更大。 對憲法的敵意會導致香蕉共和國的惡作劇：壓製反政府言論、媒體充當政府的喉舌、執法部門用來騷擾政府的反對者。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預見並禁止了由政治激進分子提供的高等教育，該協會在 1915 年的一份著名政策聲明中警告教師“不要利用學生的不成熟性，向學生灌輸教師自己的觀點，從而不公平地利用學生的不成熟”。 AAUP 已經明白，政治灌輸會消除相反的觀點，這意味著理性分析和辯論的終結，而理性分析和辯論是高等教育的核心。 1915 年的聲明仍然是公認的專業標準，隻不過它幾乎在所有地方都被忽視，至少在公眾關注之前是這樣。
樂觀主義者看到公眾對校園愚蠢行為日益增長的敵意看到了希望的跡象，但隨著老教授退休並被更激進的人取代，激進分子對校園的控製每天都變得更加徹底。 一個領頭羊：代表激進正統觀念執行者的全國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員協會的成員數量在過去三年中增加了兩倍。
一個先進社會不能容忍其教育係統被一個蔑視其憲法和生活方式的邊緣政治派別占領。 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從文化破壞者手中奪回對高等教育的控製權，這些文化破壞者沒有從實施其想法的社會的災難性曆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 不是由大學本身決定的，它們喜歡事物本來的樣子。 不是由理事會來實現的，理事會應該保護學術界，但從來沒有勇氣這樣做。 不是通過膚淺的改革：即使我們取消對 DEI 的資助，保護來訪的演講者免受訓斥，並取締教授任命的政治試金石，成群結隊的激進活動分子仍然會出現在教室裏，造成與以往一樣多的破壞。
人才就是政策。 有效的改革隻意味著一件事：讓那些政治活動家離開課堂，代之以學術思想家和教師。 （不，這與用右代替左是不同的。）沒有什麽可以做的。 政治活動家一直在將原本用於高等教育的資金轉為未經授權的用途，以推進他們改造美國的目標。 這無異於貪汙。 當我們讓它繼續下去時，我們正在為我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的毀滅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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