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巨大作用是無可爭議的，但往往被忽視的一個方麵是它對當地行為體的支持往往會加劇局勢。土著政治力量，無論是當權的政府或政權，還是尋求權力的運動或個人，都有自己的議程和動機。如果這些目標與美國戰略相一致，那麽這種關係就會對雙方有利。當然，代理關係並不局限於美國，但美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最具侵略性的國家——還有誰會考慮在兩條、三條甚至更多條戰線上發動戰爭？
問題在於，美國支持的誘惑以及對其持久性的信念（通常是虛幻的）放大了代理人的野心。他們沒有接受自己能力的局限性，而是同意（盡管不情願）妥協，他們的目標太高太遠。這要麽引發或加劇衝突，不僅給他們的對手帶來災難，而且最終給他們自己帶來災難，因為美國的力量不足以實現目標，或者美國對他們的鬥爭感到厭倦並放棄他們。目標可能暫時兼容，但並不完全相同。他們是“華盛頓詛咒”的受害者，不切實際的期望和過分的野心與現實的岩石相撞。當前的三個情況說明了這一點——台灣、烏克蘭和以色列
台灣省在 1895 年被日本占領之前，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1945 年日本戰敗後，台灣回歸中國——當時是蔣介石領導下的中華民國。1949年，麵對中國內戰的失敗，蔣介石將中華民國首都遷往台灣，至今仍在那裏。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失去了中國”，它也失去了以前對中國領土完整的堅定承諾。起初它曾想過幫助蔣介石收複中國大陸，但這個幻想很快就破滅了。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協議，但不願放棄對台灣的保護。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出生的中國人（通常是台灣人的後裔）（例如蔡英文）獲得了優勢，獨立的台灣身份感也隨之增強。對於一些人，也許是很多人來說，這已經發展成為對獨立的渴望。然而，出於曆史和戰略原因，中國政府不會願意容忍台灣獨立。這絕不是中國共產黨特有的。這是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是可以協商的，但獨立是不行的。如果不是因為相信美國的支持，任何理智的台灣政治家都不太可能考慮獨立。獨立戰爭對台灣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它很可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許多美國戰略家承認，美國不會獲勝，並且可能會撤退到太平洋基地的下一條線，放棄台灣。
烏克蘭的災難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經濟和軍事努力隻能依靠西方的生命支持才能維持。由於移民和戰場傷亡，它失去了大量人口，其控製的領土日益縮小。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尤其是澤連斯基和紮盧日尼之間的分歧正在升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正在逐漸失去支持，許多觀察家認為，美國正在施壓進行保全麵子的談判，並準備通過取消預定的總統選舉來拋棄堅決拒絕與俄羅斯談判、拒絕和平相處的澤連斯基。《時代》雜誌2023年11月1日發表了一篇譴責性的報道。澤連斯基越來越孤僻和妄想，我們被告知，傷亡慘重，導致部隊短缺，彈藥彈藥也短缺，前線軍官拒絕嚐試進步，腐敗日益猖獗——“人們偷竊，就像沒有明天一樣。” 事實上，對於基輔政權來說可能沒有明天。如果是這樣，那麽破壞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
1991年後烏克蘭所走的明智道路是顯而易見的。在國際上尋求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中立，相互對抗，而不成為任何一方的棋子。在國內，民族構成，特別是占 17% 的“俄羅斯”少數民族，需要建立一個多民族國家。所發生的情況，尤其是 2014 年政變之後，是非常、災難性的不同。可以預見的是，北約東擴的擁護和對少數群體實行歧視性政策的“烏克蘭化”導致了目前的災難。再次是美國的鼓勵（以維多利亞·紐蘭為代表）以及對美國有效和堅定支持的信念支撐了這些愚蠢的不切實際的政策。
以色列版本的華盛頓詛咒在兩個重要方麵與其他兩個方麵有所不同。盡管“中國遊說團”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強大力量，但中華民國和烏克蘭在美國政治體係中都沒有任何與以色列遊說團相媲美的立足點。該委員會通過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運作，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是外國代理人無法比擬的。這放大了詛咒，因為它使美國無條件和堅定的支持更加可信。拜登總統長期以來一直熱情地宣傳以色列作為中東前沿軍事地位的執行者和基地，這就是這一承諾的例證——“這是我們做出的最好的30 億美元投資”。台灣可能會從懸崖邊撤退，特別是如果執政的民進黨在2024 年 1 月的總統選舉中失利。通過談判解決烏克蘭問題可能會留下一個殘存的國家，雖然與 1991 年建國之初相比已大大削弱，但仍然存在。以色列的長期前景不那麽樂觀，正是因為美國的支持不再那麽投機取巧，而且更加堅定。它可能是基於自身利益——拜登的“投資”和AIPAC資金湧入國會候選人的戰爭基金——但它有一種永久性的感覺，鼓勵更瘋狂的夢想和更大膽、更血腥的行動。
基督教猶太複國主義者為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增加了第二個支柱，並對這個版本的華盛頓詛咒進行了奇怪的扭曲。他們相信，當他們去見耶穌時，以色列的擴張將帶來被提，猶太人要麽會皈依，要麽被殺；無論哪種情況，這都將是猶太教和以色列猶太國的終結。
如果不試圖詳細說明的話，如果沒有與美國的密切關係，以色列很可能會與巴勒斯坦人和該地區達成某種協議。盡管一些以色列政客為和平做出了努力，但總體政策最終是頑固不化的。截至撰寫本文時，以色列國防軍 (IDF) 在加沙的行動已公然殺害了 11,000 多名平民，其中一半是兒童，傷亡人數增長如此之快，以至於衛生當局無法統計。這遠遠超出了種族滅絕的附帶損害，如果力量平衡允許，種族滅絕可以導致種族滅絕。曾是納粹種族滅絕受害者的猶太人隨後也重蹈覆轍，並可能再次成為受害者。
華盛頓詛咒的這三個案例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它們具有相同的最終災難性的特征。野心被怪誕地放大，妥協被認為是不必要的而被回避。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實會以各種方式進行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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