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美元化和希臘的啟示
老白（翻譯）
阿根廷選了新總統，名字叫鴨味兒蜜來（Javier Milei，以下譯成米萊）。他的一個競選口號是在阿根廷用美元，而不是每天貶值的比索。一個國家用另一個國家的貨幣，這可能嗎？可能，歐元國成員其實就是這樣，實際上用的是西德馬克。這樣做有什麽好處和壞處呢？華爾街日報評論員約瑟夫 斯騰伯格（Joseph C. Sternberg）的一篇文章很有啟發性，尤其是他把希臘的情況拿來進行對比分析。
人們對米萊說要放棄功能失調的比索而擁抱萬能的美元有很多批評，但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對狹隘的問題上：阿根廷是否有足夠的美元儲備來實施這樣的政策，是否有可能進行財政自律來維持它，銀行是否可以幸存下來，等等。
這些批評者沒有看到的是有助於解釋阿根廷實際情況的國際例子：希臘。
這個地中海國家沒有美元化，但它在 2001 年加入歐元時做了僅次於美國化的事情——德國馬克化。歐元是歐盟成員國利用舊德國馬克貨幣穩定性的嚐試。在希臘，這首先鼓勵了人們過度熱情的投資流入。然後，由於政府大量不誠實的會計問題引發了一場危機。
希臘2010年危機時期及其後最令人震驚的發展是該國竟沒有離開歐元區，也就是沒有通過貶值擺脫困境，而且迫使雅典接受懲罰性政策條件。阿根廷人也有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的經驗，他們熟悉這些事，因為無論救助如何，條件總是相同的：大幅削減支出（特別是轉移支付）、大幅增稅以及承諾可能會實施的供給側改革，後者可能永遠不會實現。
這套政策在希臘並不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歡迎。 2015年，希臘選出了由總理亞曆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和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領導的極左翼反歐元政府，後者製定了恢複舊德拉克馬的詳細計劃。這可以讓雅典讓匯率貶值，以避免殘酷削減工資和消費帶來的“內部貶值”。
外國評論員為齊普拉斯和瓦魯法基斯先生反對歐元的戰鬥歡呼。希臘人甚至在一次拙劣的公投中投票決定離開歐元區。但希臘最終還是堅持使用歐元，因為齊普拉斯顯然認為德拉克馬計劃在經濟上具有太大的破壞性，在政治上也頗具毒性，因此沒有嚐試。
希臘選民應該已經意識到，當經濟偏離正軌時，總會有人受苦。唯一的問題是，誰受苦更多？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懲罰儲戶和生產性的私營經濟，同時卻會增加臃腫的政府、生產力低下的企業和一些資產所有者的財富。希臘人顯然決定以與此不同的方式分攤經濟調整的痛苦。
盡管歐元在某種意義上是抑製性的，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卻是自由的。一個小秘密是，希臘三輪救助所施加的政策條件有凱恩斯主義的問題。從來沒人能通過增加稅收來恢複經濟健康。但事實證明，這些條件並不一定是成為貨幣集團成員的必要條件。所需要的是對經濟增長的可信承諾，隻要全球和國內投資者認為接受援助者的經濟計劃可行，他們就會為其提供資金。
這就是為什麽在 2019 年大選中趕走齊普拉斯的現任總理基裏亞科斯·米佐塔基斯 (Kyriakos Mitsotakis) 一直專注於重新獲得希臘的投資級信用評級——這是該國今年秋天實現的一個裏程碑。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嚴格的支出紀律，還需要製定促進生產性私人投資的政策。歐元提供了穩定的基礎。
這讓我們可以回到阿根廷。米萊的核心見解似乎是，針對之前造成 140% 通貨膨脹、貧困加劇和增長乏力的不正當經濟政策組合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將是痛苦的。他的美元化策略並不是承諾一個簡單的出路，而是向選民承諾他將讓誰為過渡買單。
放棄讓貨幣進一步貶值的選擇，可以向阿根廷人保證，儲蓄者、小企業家和貧困家庭不會因為通貨膨脹而為政府的政策錯誤付出最沉重的代價。相反，臃腫且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政府和有政治關係的大企業將首當其衝地通過他承諾的私有化等改革進行經濟調整，這些改革是美元化政策的必要配套。
這與貶值和通貨膨脹計劃通常分配經濟複蘇痛苦的方式相反。沒人知道美元化是否會拯救阿根廷。但要明白，阿根廷選民並沒有把賭注押在古怪的貨幣政策上。他們已經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他們是什麽以及不準備為清理經濟混亂而付出代價，或者更確切地說，誰準備付出代價，誰不準備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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