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個字，習近平為何不再說出口
兩年前，中國經濟風頭正勁。如今，在拜登和習近平準備在亞太峰會上會晤之際，美國經濟增長勢頭強勁，而中國則在為房地產市場低迷和地方政府債務而苦苦掙紮。
2021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讓“東升西降”這個口號廣為人知，其中隱含的意思是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強國。
那一年，中國基本遏製住了新冠疫情，並創下10年來最快經濟增速，而美國則深陷新冠疫情反複和通脹飆升的泥潭。在那年秋天的一次亞太峰會上，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舉行了線上會晤。在會晤前夕，習近平被正式尊為中國一代人中最有權勢的領袖。拜登仍在其前任試圖留任失敗的陰影下苦苦掙紮。
隨著習近平和拜登準備在又一次亞太峰會上會麵，這一次是在舊金山舉行麵對麵會晤，習近平關於“東升西降”的說法開始顯得有些自大。
中國經濟當前麵臨多重挑戰，從房地產泡沫不斷縮小、地方政府債務難以控製，到信心下滑和通貨緊縮。與此同時，美國剛剛取得近兩年來最強勁的季度經濟表現，同時通脹有所緩解。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21年是美國的75%，但在今年第三季度已下降至64%，與2017年的水平相差無幾。
兩年來發生了什麽？中美兩國並不是突然改變方向，而是中國的長期積弊浮出水麵，西方專家認為，習近平的政策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中國並沒有真的在衰落，但其引領全球經濟的抱負有所退卻，這可能是無限期的。
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中國市場研究主管Logan Wright說：“中國政府將永遠無法可靠地宣稱取得全球經濟霸主地位。”他說，中國的GDP有朝一日可能會達到美國的90%，甚至100%，但要說能達到美國GDP的150%或200%是不現實的。
美國通脹較高加上人民幣匯率走軟，最近提振了美國的相對GDP。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資助技術進步、展示軍力和吸引他國成為合作夥伴的能力的重要標準。
然而，美國現在的誌得意滿將像中國在2021年一樣為時過早。從近期來看，美國的消費很可能會放緩，而中國的增長隨國內消費活動顯露生機似乎已經企穩，在未來十年仍將超過美國的增速。更重要的是，盡管中國經濟產值占比達四分之三的領域都麵臨不利因素，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即使總體經濟增長乏力，但憑借製造業這一經濟產值占比四分之一的未遇阻領域，中國仍將在經濟和軍事方麵對西方構成威脅。
經濟出現更明顯放緩
在1980年至2012年間，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高達10%。然而由於人口老齡化、城鎮化速度趨緩以及追趕較富裕國家的機會減少，中國的經濟增長步伐勢必會在當前放慢。
但放慢的幅度超出了預期。世界銀行(World Bank)現在預計，中國未來兩年的年均增長率為4.5%，比十年前的預測低了約一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中國經濟未來五年的年均增長率僅為3.9%。
中國的一些問題是美國問題的鏡像反應。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於投資，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消費，這就形成了中國人眼光長遠而美國人目光短淺的漫畫形象。
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的發展模式走向了過度。在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推出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主要針對基礎設施、住房以及後來的技術領域。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通過向銀行和中國民眾借款，使用新的融資工具來規避中央政府施加的借貸限製，為投資提供資金。2010年至2021年間，中國住宅建築麵積幾乎增加了一倍，人均麵積超過400平方英尺，據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和楊元辰稱，這與英國和法國的水平不相上下，是日本的兩倍。
美國的房屋和基礎設施太少，而中國現在兩者都太多。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住宅空置。全球最高的100座橋梁中，有23座都位於貴州這個相對貧困的省份。據Rogoff和楊元辰統計，中國高鐵軌道長度的增加速度是乘客數量增速的兩倍多。
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為給此類投資提供資金而向國內民眾和銀行發行了債券，這些債務中的大部分麵臨違約危險。據IMF估計，30%的地方政府債務無法償還。土地出讓金和營業稅收入的大幅減少已使地方政府麵臨巨額赤字。Wright參與撰寫的榮鼎集團8月份的一份報告認為，在為產業政策、國防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海外基礎設施貸款提供資金方麵，中國的財政空間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小得多。
中國威權體製的所謂好處之一是能夠果斷行事，不受民主製衡的限製。然而，中國尚未對地方債務和銀行不良貸款采取果斷行動，將其轉移到中央政府相對健康的資產負債表上。
中央政府而是選擇進行零敲碎打的債務重組。最近，中國宣布將借入相當於GDP 0.8%的資金來支持地方政府的財政；這僅能滿足地方政府需求的一小部分。這表明，中國可能會陷入持續多年的金融泥潭，與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情形相似。相比之下，2007-08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時，聯邦政府迅速動員起來，對銀行係統進行資本重組。
與房地產泡沫破滅一樣，對於過去兩年突然加劇的中國人口減少問題，政府也行動遲緩。
2017年，中國的生育率（即女性一生中預估所生子女數量）約為1.6，低於保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中國政府在取消獨生子女政策後曾預測，2020年至2030年間生育率將升至1.8左右。但生育率卻繼續下降，據一項研究顯示，去年中國的生育率為1.1，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具體原因尚不清楚，但一些分析師將其歸咎於育齡女性對經濟的悲觀看法日益加重。受此影響，去年中國人口總數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下降。
中國的房地產和人口問題可能會相互影響。美國靠著人口增長和移民擺脫了2005年前後住房市場供應過剩的困境，而中國由於人口減少和沒有移民而麵臨著結構性需求下降的局麵。
中國需要一個新的需求來源來取代投資和房地產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最明顯的候選來源是消費者，中國居民消費在GDP中的占比隻有37%，相比之下，美國消費者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為68%。
但中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反對促進消費，比如通過提供更慷慨的醫療和退休福利，這種做法會減少儲蓄需求。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國產業政策的專家Barry Naughton說，與此同時，習近平通過一係列深刻的政策選擇致使人們的信心惡化，這些選擇現在又開始阻礙中國經濟及其複蘇。
從2020年開始，中共對電商、在線教育和遊戲領域的民營企業實施了監管整頓行動，表麵上是為了打擊侵犯隱私和反競爭行為，但主要是為了鞏固對民營部門的控製。
Naughton說，除了摧毀大約1萬億美元的財富，習近平還發出了“一個更廣泛的信息，即各種獨立的高技能服務工作都沒有前途。他是在暗示：‘我不喜歡民營企業，我也不在乎破壞價值’”。
習近平通過推動自給自足和地緣政治好戰性進一步削弱中國經濟前景，這些舉措促使美國和西歐通過限製與中國在戰略領域的貿易和投資來“去風險”。
經濟學家Shekhar Aiyar牽頭的一項IMF研究發現，自2010年以來，外國投資越來越多地往來於同一地緣政治集團國家（根據這些國家在聯合國的投票情況來定義）之間。因此，與2015年相比，2022年中國在戰略領域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了60%，同期美國所獲外國直接投資增加43%。
正如全球化對中國的幫助比西方更大是因中方具備更寬闊的追趕空間一樣，去全球化將對中國造成更多損傷。IMF的另一項研究考慮了這樣一種情況：代表大多數發達、民主經濟體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與中國脫鉤，所有其他國家都與其中意的地緣政治集團結盟。這項研究得出結論稱，十年後美國付出的經濟代價僅相當於GDP的0.3%，而對中國來說則是4%。
風投領域交易減少
企業家活力減弱的跡象隨處可見。中國的風險投資領域曾經可與美國匹敵，但根據PitchBook的數據，今年中國的風投交易量隻有美國的32%，遠低於2018年的85%。許多中國企業家已經離開或正試圖離開中國，到新加坡的尤其多。
這很可能不會困擾習近平，他希望由國家、而不是民營部門來決定哪些行業應該獲得資本。例如，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設立了2,000多個“政府引導基金”，計劃向重點領域投入折合數萬億美元的資金。
但在寬鬆信貸枯竭和地方財政惡化的情況下，習近平的雄心壯誌麵臨風險。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和新興技術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的Ngor Luong表示，由於地方債務負擔、監管收緊和其他經濟不利因素，政府引導基金籌集的資金低於計劃。去年的籌資額較2021年下降35%。
同樣的製約因素也在影響著中國的支票簿外交。“一帶一路”下的基礎設施貸款使中國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債權人。包括斯裏蘭卡和讚比亞在內的許多國家已經違約，而新的貸款已經枯竭。
盡管中國麵臨著人口、財政和金融方麵的種種壓力，但規模在全球遙遙領先的中國製造業並未萎縮。恰恰相反：今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中國品牌可能比不上西方頂級品牌，但中國品牌足夠好，而且不那麽貴，因此正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迄今為止，美國一直在阻礙中國製造最先進製程半導體的能力。但據半導體行業組織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估計，到2026年，中國將控製全球42%的成熟製程芯片產能，這類芯片在家電、汽車等應用方麵至關重要。
即使習近平對經濟全局管理不善，中國製造業也會因為固有的競爭優勢而保持實力：中國製造業擁有龐大、完整、適應性強的生產基地，擁有可靠的、薪資不高的勞動力大軍，還擁有管理技術訣竅。
這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在全球發揮影響力的重要渠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Abigail Dahlman和Mary Lovely指出，在拜登政府試圖通過《印太經濟繁榮框架》（簡稱IPEF）與亞洲經濟體拉近關係的同時，這些經濟體與中國供應鏈的聯係也變得更加緊密。例如，美國正拉攏印度借以製衡中國，但中國在印度進口中所占份額已從2010年的27%猛增至2021年的39%。
中國的製造實力也是一項強大的軍事資產。中國擁有巨大的現代化造船廠，造船訂單規模已占到全世界總量的46%，憑借這樣的實力，中國每年可生產數艘新型戰艦和潛艇。
相比之下，盡管美國造船業受到了一個世紀的保護，但其產能還不到全球的1%，美國海軍隻能依賴少數幾家造船廠，而這些造船廠缺乏必要的勞動力來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交付總是延遲，而且超出預算。
戰爭的形式也在改變，轉向使用成本較低的無人駕駛工具，這也對中國有利，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無人機生產國。
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Yale Law School's Paul Tsai China Center)訪問學者Dan Wang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科技產業的文章。他說，美國主要在AI和生物科技等知識密集型技術方麵領先，不是實體產品。他還說：想象一下未來的情景，如果中美兩國發生嚴重衝突，貿易停止，你想押誰？是擁有所有大語言模型、生物科技和商業軟件的國家，還是擁有龐大且適應性強的製造業基礎的國家？我賭後者。
雖然姍姍來遲，但美國已意識到了這一不足。拜登政府為電動汽車和半導體等目標行業提供補貼和保護，可謂是具有美國特色的中國資本主義。這導致工廠建設激增，但尚不清楚是否會有足夠的需求讓這些工廠盈利。
此外，美國還在推動“友岸外包”：鼓勵西方公司在友好國家建立供應鏈，從而在不依賴中國的情況下實現全球規模經濟。畢竟，“西方”（包括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台灣）的GDP總和約為“東方”（中國、俄羅斯以及白俄羅斯、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其他夥伴）的三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