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曾經是全球唯一駐加沙的戰地女記者,26歲隻身前往加沙,一待就是兩年。
她近距離采訪過哈馬斯創始人和精神領袖亞辛。去之前, 一個女大學生跟她說:“亞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我崇拜他,我願意為他獻身。”
周軼君真正見到亞辛,那是一個蒼老的男人,坐在輪椅上,四肢癱瘓,腳已經萎縮,藏在白色的袍子下麵,右手的手腕上戴著一款“有點可笑”的方形大手表。長期的牢獄生活損壞了他的聽力和視力,嗓音又尖又細,像刀片劃在玻璃上,一米開外就聽不清了。
兩年見證了無數死亡和暴力,周軼君回到中國,把她的經曆記錄了下來。
對她來說,女性可以關心所有的事兒。關心人性,關心宇宙,關心科技進步,也關心審美。“女性主義對我來說不是理論,而是一種實踐。”
一、北京
小時候周軼君數學經常考砸。她在房間聽到一陣推自行車的聲音,就知道媽媽回家了,免不了挨一頓揍。嚴重時,媽媽會把全家人都支出去,門鎖上,拿出尺子,叫周軼君趴下來,把尺子打到斷。
但周軼君文科好,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都是語文課代表。中學她迷上了葛優的《編輯部的故事》,想長大也做一個編輯。學校有小記者活動,她都踴躍地報名。
她愛讀王朔,買的王朔小說在班上傳閱,都翻爛了才回到自己手上。等到大學報誌願時,她隻有一個念頭:去北京。
一般上海父母都不希望孩子離開上海,但周軼君的媽媽同意了,父母不在身邊的獨立生活對孩子才是鍛煉。
她高考作文分數特別高,但趕上那年上海自主招生,想把好生源留在本地,清華北大放到第三批錄取。這些好學校不樂意,幹脆把在上海的招生名額全部撤走了。
周軼君急了,寫信到北大招生辦,招生辦回信,看你成績不錯,但我們今年在上海真的沒有名額。就這樣,她到北二外學了外語。
誌願裏一共有8個語種,法語、德語、日語,她偏偏學了阿拉伯語。“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判斷,這種語言很罕見,學的人肯定少。學的人少,說不定就有用。”
在大學,周軼君愛上了何勇、張楚。一次他們來隔壁廣院搞演出,碰巧周軼君媽媽來北京看她。周軼君不願錯過表演,叫同學去幫忙接媽媽,把媽媽氣得夠嗆。
畢業後她憑借小語種專業去了新華社,主動爭取去巴勒斯坦加沙常駐。一開始社裏拒絕,她給上麵寫了封信:長期的外派任務,女性的耐力會比男性的爆發力更重要。
一開始媽媽以為中東地區那邊有很大的分社,周軼君可以跟同事們一起,後來才知道隻有她一個人常駐加沙。她雖然擔心,但還是支持女兒去。
前往機場的路上,耶路撒冷一個大學發生爆炸,媽媽聽到了這個新聞,一下子受不了,不知道該不該讓女兒出發了。
周軼君到了那邊,一周給家裏一次電話,如果耶路撒冷出事,她就說她在加沙,如果加沙出事,她就說她在耶路撒冷。但媽媽總是可以從發電的報頭,知道女兒真正在哪裏。
送走前任記者獨自上崗的第一個晚上,附近一家電廠發生機械事故。周軼君誤以為是空襲降臨,卷縮在原地二十分鍾,直到燈重新亮起。
5歲的阿曼·法利斯,是周軼君在巴勒斯坦加沙看到的第一具屍體。
醫生掀開了白色裹屍布,露出孩子血跡斑斑的上半身。身子瘦小,顯得放屍體的冰櫃太大。孩子的眼睛沒有完全閉合,剩下兩個灰白色的空洞。
▲ 圖源:《中東死生門》
從太平間出來,周軼君聽到一個記者抱怨:“沒什麽新東西。”
法利斯是在家門口中彈的。巴勒斯坦官員說,以色列無故開火。以色列官員說,有人向以色列坦克開槍,以色列還擊,不知打中了小孩。
周軼君跟隨著遊行葬禮的隊伍,人群包圍著擔架上的法利斯,高喊“真主偉大”“血債血償”。她擠在中間,被大喇叭震得五髒六腑快裂開,直想哭。
路過法利斯家門口時,遊行的隊伍慢下來,將屍體抬入屋內。周軼君看到母親流著淚吻別兒子,再抬眼,這間十平米、幾乎沒有任何裝修的房子,顯得格外沉寂。
鄰居擠到門前,爭相和記者們描述法利斯被殺害的過程。幾分鍾後,屍體被抬出屋子,繼續遊行,仿佛他不屬於這個家,而是一個公共財產。
五六杆槍同時衝破天穹,周軼君腦袋一縮,她從沒有這麽近距離聽過槍聲。
“中國女人害怕了!”邊上的小孩子嘲笑她,做了個鬼臉,蹲馬步,模仿開槍的姿勢。周軼君想,“同伴的葬禮對他們來說,好像是一場趕集。”
另一個小孩一手扛著槍,一手抱著一枚鐵皮做的導彈模型,大步流星,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麵。
▲ 圖源:《中東死生門》
周軼君從加沙到以色列,中間要經過一個埃雷茲檢查站。
加沙失業率高達75%。很多巴勒斯坦人會通過檢查站到附近的以色列工業園打工,做塑料製品加工,或者鋼鐵。
時薪5謝克爾,每天可以賺50謝克爾。如果能幹滿一整個月,會有1500謝克爾,但一周裏有三四天會因為“安全原因”停工。
為了養活孩子,巴勒斯坦工人2點就要起床,陸陸續續趕去檢查站。他們通常在加沙花1謝克爾買份三明治早餐,因為到了工業園價格就會漲5倍。
到了檢查站,他們要經過一道道嚴格的安檢程序,上衣撩到胸部,褲子脫到膝蓋,隻能穿露腳趾的涼鞋,冬天外套也不能穿,因為以色列人擔心他們在身上藏炸彈。
檢查站的通道兩側沒有光,工人們像牲口一樣擁擠著,有時會因為擁堵而窒息。
天黑了他們要回到巴勒斯坦這邊。但為了多賺錢,他們能多幹一小時就多幹一小時,然後踩著時間點奔跑著回來。
回來這頭,哈馬斯稱:“給以色列人打工就是背叛巴勒斯坦。”哈馬斯曾經向工業園發射火箭,不止一次落在工人隊伍裏。
有一個工人對周軼君說,他不在乎什麽別的,他隻想養活自己的孩子。
它坐落在以色列一號公路旁。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這裏和平共處,有幾十戶人家。這間小學有200多名學生,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各一半。
周軼君在走廊上看畫片,一側牆上是隔離牆和鐵絲網背後哭泣的巴勒斯坦婦女,另一側牆上是以色列國徽。
校長給她介紹,學校分班教宗教課,阿猶節日都放假,會組織大家聚餐、玩樂,拉近彼此的距離。
“我們毫不避諱地談論戰爭,但更向學生們強調人們為戰爭付出的代價。”校長說。
“我注意到村裏隻有小學,孩子們要到其他地方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猶太學生將來還要參軍,您認為社會最終會改變他們阿猶共處的理念嗎?”
“你說的是事實,但是我相信童年時接受的教育會對一個人產生重大影響。對於這裏的猶太學生來說,無論將來如何,他已經對阿拉伯人有所了解。”
這裏的阿拉伯女孩,不像周軼君之間在加沙看到的那樣絲巾包頭,在一件長褲外麵罩著一條裙子,而是穿著合身的T恤、牛仔褲,甚至還燙了頭發。
課間休息時,周軼君看到一個紅色筆袋上用黑色筆畫了三顆“大衛星”,她問筆袋的主人這是什麽意思?
“我媽媽是猶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猶太人,她們恨!”另一個女孩說。
“有,這個,這個,還要那個......都是猶太人。”筆袋的主人說。
“不,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但除他們以外的猶太人,我都恨!”
▲ 圖源:《中東死生門》
第二天,周軼君到以色列聖經博物館,參加“亞伯拉罕和伊伯拉罕”活動。
在《聖經舊約》和《古蘭經》中,亞伯拉罕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亞伯拉罕和發妻生了小兒子,是猶太人。和婢女生的大兒子,是阿拉伯人。
有個活動已經舉辦了6年。學生參加填字遊戲,需要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組詞,異族孩子搭檔才能完成挑戰。
一個家長曾經在“和平綠洲”工作了2年,周軼君問她為何辭職。
“和那些阿拉伯同事相處越久,我就越相信我們無法共處。”
“可你沒有放棄,你繼續參加這樣的活動......”
“是的,我認為短期、低層麵上的接觸應該維持,但最好不要交往太深,否則容易失望......我們並不幼稚,我們知道這種接觸對中東和平進程起不到任何作用,真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個人關係根本無法改變現狀,隻有政治解決才能奏效。”
周軼君的旅程從民間來到官方,在采訪亞辛之前,周軼君對哈馬斯進行了詳細的了解。哈馬斯與以色列的關係並不簡單,它在成立之初,曾被以色列暗中支持。
周軼君的頭巾戴得不正規,一截頭發露在外麵,但亞辛什麽也沒說。
周軼君向亞辛提出疑問,為什麽要自殺襲擊,那會招來以色列更凶猛的軍事反擊。
“我們巴勒斯坦人沒有F-16戰鬥機,沒有阿帕奇武裝直升機,隻能用有限的、簡單的手段自衛......不應該要求我們停止自衛,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
她追問:“炸死幾百個以色列人並沒有毀滅以色列,還是有人乘坐公交車,去餐廳,但越來越多巴勒斯坦人死於軍事報複行動。”
“殺死多少個以色列人不是關鍵,關鍵是在以色列人中間製造同等的恐怖。”
“襲擊以色列平民是解脫巴勒斯坦人苦難唯一的途徑嗎?”
“如果全世界幫助巴勒斯坦人恢複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們可以停止一切自殺襲擊。”
正如亞辛所說,哈馬斯沒有強迫人們做“人彈”,他們是自願去的。
有一個叫作哈娜迪的巴勒斯坦女孩,弟弟和未婚夫都死於以色列軍人的手下。
那隻是一個尋常的午後,幾個親人坐在門口喝茶,幾個以色列槍手突然出現,掃射平民,並把她弟弟和未婚夫的屍體拖走,在眉心、喉嚨和心髒各開了一槍,確保他們真正死去。
憤怒的哈娜迪決定做一個“人肉炸彈”。在巴勒斯坦,做人彈的大多是男人。女人彈能更容易穿越檢查站。
爆炸成功後,家人在電視上看到,流下了眼淚。他們震驚之餘感到高興,母親說:“感謝真主!”父親說:“感謝真主讓她成功!”
她的屍體還在以色列那邊。家人們覺得以色列會故意在幾年後才交還屍體,讓他們的悲傷再來一次。如果其他三個女兒也要做人彈,他們也支持,因為“烈士不會死,隻會進天堂”。
周軼君從家人那邊了解到,哈娜迪很愛美,總是買市麵上最新款式的衣服,給家裏買漂亮的繡花靠枕,她很有學識,個性剛強,喜歡辯論,“男人們都辯不過她。”
這時的周軼君28歲,和哈娜迪的年齡一樣。她接過哈娜迪母親遞過來的糖,“這是烈士的糖,一定要吃。”
回國之後,周軼君結婚,也做了母親,她說,比起拉不拉得好琴,更重要的是孩子知道,這件事情是他們選的,由他們決定走到哪裏。
2023年,巴以衝突再次爆發。一個加沙醫院遭襲20小時,幾百人死去,孩子們卻還在醫院做遊戲。
周軼君說:“這所醫院我進去過好多次,看見過孩子們的離去,大人們的葬禮。”
周軼君當學生時,看過很多越戰報道,那些圖片和文字改變了戰爭的進程。
“記者不斷從前方發回來報道,看到美國兵傷亡慘重的事實,才使得在美國本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街頭去抗議,去進行反戰的活動,才使這場戰爭提前結束了。”
自己重新穿上了裙子,但世界的另一端,依然充滿了爆炸的轟鳴、絕望的呼喊。那個穿著黑衣黑褲,帶著黑包黑相機的自己,似乎恍如隔世。
她想,即使像她這樣的人,也會因為見慣而無淚可流。貧窮、絕望和持續戰亂中,生活不再受到尊重,麻木是暴力循環的開始。
“我們幾乎不能改變戰爭的進程,隻能更多的喚起別人的良知,希望能給別人提一個醒,人在戰爭中會變成麻木的,他會做出很多我們不能理解、無理智的事。希望大家能夠知道,人是很容易變麻木的。”
有一天外出采訪,她把停車在馬路邊上。一個男孩向她兜售糖果。周軼君忙著打電話,沒有搭理他。
掛了電話,周軼君聽到男孩在哭,尋聲找他,看他蹲在馬路牙子上。原來,男孩一天一筆生意也沒有做成。
再問,男孩告訴她,父親失業了,母親常年生病。家裏比較窮,雖然有義務教育,但要收書本費。兄弟六個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在賣糖、賣報紙。
沒想到過幾天,周軼君在另一條街道上又看見了這個男孩。她想全部買下來,男孩說:“我不是乞丐,你不用這樣對我。”
一段時間周軼君沒有再看到他,卻在街上遇到男孩的同伴。同伴告訴周軼君,說男孩上學去了。
[1].《中東死生門》,周軼君
[2].《周軼君專訪》,浙江在線
[3].《周軼君自述》,童書媽媽三川玲
[4].《上海姑娘周軼君:全球唯一駐加沙女記者》,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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