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可以質疑內行，一般是在更高層次上。
一種是用戶層次。比如手機沒有信號，電池發熱。
一種是管理層次。比如CEO質疑技術人員。喬布斯在設計、軟件、硬件等方麵都不是專家，但他在管理層次上要做決策決定技術層麵上的方向和效果。
一種是技術層次。比如，挑戰者號和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事故之後，都成立了主要由外行組成的調查小組，從更基礎的技術層麵上分析事故原因。NASA是航天內行，調查小組成員基本上是外行，有物理、材料、航空、外交等領域的一流人才。
費爾曼說，科學就是對專家的質疑，就是這個意思。費爾曼對本科學生說，不要質疑我，我不會理睬你們的，就是說本科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一般來說還沒有質疑的能力。
我質疑新冠戰略，就是在技術層次上比內行更高的層麵，也就是基本原理層麵，也可以說是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我不喜歡第一性原理這個中文翻譯，傾向於用基本原理。看上去，我以前是做材料和超導，後來有一些通信、交通、城市和社會方麵的研究，與新冠戰略八杆子打不著，但在基本原理方麵恰恰是這些方麵的背景知識，才有能力質疑專家。我已經有數學、物理、模型、統計、安全防護、工廠、交通、城市、社會等方麵的背景知識。
比如，我曾在中國一個有毒環境的工廠工作過，戴了四年口罩，其空氣中汙染物無色無味，容許濃度為1微克/立方米。作為對比，美國PM2.5的標準是12微克/立方米，中國的優質標準為35微克/立方米，良好標準為75微克/立方米。這種職業防護的經驗可以在新冠疫情中借鑒。
更重要的是我是愛迪生式的發明家，或者說是係統發明家，或者說是戰略家。愛迪生不僅僅是發明了一個燈泡，而是發明了電力係統及其商業戰略。愛迪生就相當於大兵團作戰的戰略家。
戰略家的一個重要能力就是綜合思維能力，也就是從不完整的數據得出最可能的結論的能力。比如，我2020年四月初就看出，健康人新冠死亡的概率約十萬分之二。這個是從成千上萬個數據中看出來的，而不是算出來的，這種本事是計算機不具備的，也是隻會用統計工具的專家不具備的。
當時（2020年四月初），美國十幾個做疫情模型的團隊的共識是采用壓平曲線（也叫social distancing）可以在兩個月結束疫情，死亡十萬左右，華盛頓大學進一步精確到一個六萬多的數字。我認為他們是錯的，建議川普總統采用反向隔離戰略。內行肯定是會拒絕反向隔離戰略，因為這是他們現有知識中沒有的，而我用的綜合思維方式內行也可能不懂，隻有在更高層次才能理解和接受反向隔離戰略。我建議川普總統請思想家（thinker）來評估。到了2020年七月份，美國的數據證明專家是錯的，非洲的數據證明我是對的。但是主流學刊拒絕了我的論文，主流媒體也不報道。
新冠疫情是一個不幸事件，但專家的應對失誤造成了更大的災難。即使放任自流（自發的反向隔離），美國的死亡人數大約十萬，經濟損失百億美元數量級，全世界死亡人數約一百萬人，經濟損失約千億美元數量級。而專家的應對失誤，美國CDC報道的美國死亡人數約120萬，全世界實報死亡人數約七百萬，超額死亡人數估計在兩千萬。至於疫情應對失誤造成的經濟損失，美國在萬億美元數量級，全世界在十萬億美元數量級。
對於這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失誤，應該成立獨立的主要由外行組成的調查小組。
以下是當時對美國防疫上中下策的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的預測：
上策一，嚴格隔離，死亡人數300～3000，時間二個月，經濟損失百億美元。
上策二，反向隔離，死亡人數6000～60000，時間二個月，經濟損失百億美元。
中策，放任自流。死亡人數100，000左右，時間二個月，經濟損失百億美元。
下策，social distancing，死亡人數600，000到1，000，000，時間二年，經濟損失萬億美元。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