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1969年春天，由於一種新藥的發明，使一群患了睡眠症的病人醒了過來，但不久之後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又睡回去了。這種覺醒僅僅是為了最終的幻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經曆了1989年那場大覺醒的最後痙攣之後，又都睡回去了。”
這是美籍華人作家、電影編劇嚴歌苓在她第一本完全不受中共審查的禁書《米拉蒂》當中所提到的一段情節。
曾與張藝謀、馮小剛、李安等知名導演合作、著有《陸犯焉識》、《芳華》、《少女小漁》等暢銷書，在全球獲獎無數的嚴歌苓，因撰文批評中共當局隱瞞疫情、聲援鐵鏈女，直言向當權者表達憤怒，遭到中共審查機製的全麵封殺，甚至連她的名字在中國的互聯網上都一度變成敏感詞。
《米拉蒂》--獻給80年代的輓歌
旅居德國的嚴歌苓決定成立一家自己的出版社，而她第一本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下創作的長篇小說《米拉蒂》，從文革、武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返城、勞教、嚴打一直貫穿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以中國80年代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幻滅”為主題。嚴歌苓在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時表示，《米拉蒂》這本書是她獻給80年代的一首輓歌。她說：“長輩們過去在文革中所經受的，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現在正在經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不斷重複，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嚴歌苓將她父執輩在80年代的親身經曆予以重組和虛構，再加上她自己在80年代的所見所聞，作為《米拉蒂》這個故事的原型，講述了文革浩劫之後，兩代知識分子的愛情、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文藝創作的思考與掙紮。嚴歌苓說主人翁米拉蒂和她當年一樣是從一名文工團的舞者轉型為年輕作家，她在書中用米拉蒂作為一雙眼睛、一條線索，鏈接了80年代所有可能發生的故事。這些曾經的中國往事雖然看似荒誕，卻真實地如同超現實主義的油畫，令人驚心動魄。詩人楊煉給《米拉蒂》這本書的評語是：“讀懂了嚴歌苓的這本書，就讀懂了當代中國。”
用文學書寫曆史
被問到創作《米拉蒂》這部小說最大的意義是什麽？嚴歌苓表示，她希望用文學藝術來為中華民族書寫曆史。她說：有些人出於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來讓我們這個民族去忘記掉像文革、六四這些曆史事件，但是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些，我們這個中華民族就不成其為中華民族。我一直在想，為什麽我們中國人的忘性會這麽好？記性會這麽差？我們所經曆的所有的苦難，如果不被記憶、不被反思的話，我們會重複的經曆這樣的苦難，事實上也證明是這樣的。從杜牧寫的《阿房宮賦》就已經說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 就是說你永遠是不暇自哀，忙的顧不上來記憶這些東西，那麽每一代人都是“不暇自哀”，讓下一輩的人去“哀其不幸”，這種悲劇的重複，我覺得就是太可悲了。
嚴歌苓認為，身為一名創作者，應該要用作品去促使人民反思、反省曆史。她說：“如果連我們作家也沒有這樣的一種一種主動性、一種自覺性，來替我們的民族書寫一些曆史。那我們所經曆的困境和苦難就不能獲得反省。相反的，正因為文學的藝術形象可以是非常生動的，每個人都可能能通過這個藝術形象，來認識到一點點他自己、他自己的經曆，他自己的悲劇的所在。一本曆史教科書可能會太生硬、也太直奔主題，但是作為一本小說，作為一本文學作品，就非常容易用它的生動性來使人們反思、使人們思考，就是所有的這些人物他們的經曆之所以發生，究竟是為什麽發生？我們不能永遠不去追其所以然。”
用荒誕書寫苦難
嚴歌苓自己在《米拉蒂》這本書中寫道：“一個缺乏對荒誕的認識、缺乏諷刺意識的民族，是思辨能力孱弱和自信力不夠的民族。” 嚴歌苓告訴美國之音，中國人在過去三年疫情下所經曆的種種苦難與荒誕，實在是太超現實、太魔幻了！“我覺得我都已經沒辦法再用憤怒和悲哀來表現，因為當今中國的這些事情已經超過了常人、常理和常識能夠理解的範圍。你看今天失蹤一個領導、明天又誰誰誰不見了，這怎麽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正常的國家所經曆的事情呢？”
嚴歌苓說：“我現在年紀越大，越不喜歡一本正經去控訴、或者是寫的太沉重，因為我已經看穿的太多了，我認為一個最有力量的民族是能夠經得起自嘲的，我作為民族的一員來自嘲我自己、自嘲我自己的這個民族，我覺得這是一種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現，如果我永遠都是哭哭啼啼的在訴說中國人的苦難的話，我覺得這已經是不夠的了，因為現在已經不是愛恨、憤怒就能解決的問題 ，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愛恨、憤怒這種原色調的感情，已經變成了就是一種荒誕，特別是這三年的種種種種......中國人所遭受的所有的苦難，讓我都感覺到有一種荒誕的意味在裏麵。我如果經過了這三年還是用原來的那個寫法來寫我們的這個民族，我覺得就可能是沒有成長，我認為我是已經成長了，這樣的一種成長，是全世界和中國人一起經曆了三年來這場疫情的災難，是一種傾城、傾國、傾球、傾翻了地球才讓我認識到的一種荒誕。”
美醜顛倒的“羅刹海市”
嚴歌苓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這種荒誕，也是最近刀郎的歌曲《羅刹海市》之所以能夠引發巨大共鳴的主要原因。因為刀郎也是運用諷刺的歌詞，把中國社會“以醜為美”的荒誕現實給唱了出來、吼了出來。嚴歌苓還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當今中國社會的這種“美醜顛倒”。她說有次在簽書會上，一個年輕的女子走到她麵前請她簽書，還希望嚴歌苓多加上四個字“步步高升”，嚴歌苓問她為什麽？這位女士理所當然地說，我當了公務員就是要“步步高升”。嚴歌苓把書還給了這位女士，對她說：“妳好好為人民服務吧！”
嚴歌苓還舉了另外一個例子，是一個女孩因為沒有錢出國留學，哭喊著問她父親為什麽不去當貪官。嚴歌苓對中國社會這種赤裸裸地“以醜為美”感到心痛，他說從一個這麽幼小的心靈、十七八歲，她就覺得寧可做貪官，也不要做一個貧窮的、一個有道德的、一個有渾身具有美德的一個人。
嚴歌苓在鏡頭前對所有的中國人提出一個靈魂拷問：“你說美德能吃嗎？能花嗎？如果不能達到這兩個目的，既不能吃、也不能拿來消費，也不能變現成任何一種實際的好處，那麽這個美德就等於是一塵不值，就是垃圾。但如果每個中國人都把美德當成垃圾，我們成了這樣的一個民族，那你想我們還有好嗎？”
哪裏能講真話 哪裏就是中國
嚴歌苓在專訪中坦承她曾經一度罹患抑鬱症，醫生跟她說，如果服藥可能失去她的創作能力，但她說她首先是要做一個正常的人。就像她當年1989年六四事件後離開中國，首先是要能自由，能說真話。
嚴歌苓也藉由《米拉蒂》女主角的父親米瀟在離開中國之後說的一句話來表達她的心聲：“哪裏有真藝術、哪裏就是中國”，呼應了已故曆史學者餘英時先生曾經說過的：“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嚴歌苓說：“這是一種血液的關係，我認為China是一個祖國的概念，你不可能說因為你不在這個國土上，你就這個祖國就不屬於我了，所以我非常自信就是 我隻要能寫中文，能夠跟全世界的讀者講我的中國的故事，這個祖國是隨著我的走動、可以跟我一塊漂流的，因為這個祖國是文化的祖國，我說的更具體點，是曹雪芹的、是湯顯祖的、是關漢卿的，是他們給我傳承下來的祖國。” “You can take me out of China, but you can't take China out of me.”（你可以把我逐出中國，但你無法將中國從我心中拿走。）嚴歌苓在我們和她的專訪中，用英文和中文重複強調了這個句子。
知識分子的脊梁
雖然身處異鄉，短時間也可能無法再回到國內，嚴歌苓對哪些仍在中國，跟她一樣敢言的知識分子，像是許章潤、耿瀟男、記者高瑜、還有作家章詒和、方方等人表達敬意。“我覺得他們比我更勇敢，因為我畢竟在人身方麵沒有這種被邊控，被傳訊、被羈押的危險，但他們是切身在這種威脅就很臨近的地方生活。我覺得他們是真正的勇士，我覺得我是在向他們學習。” 嚴歌苓說。
被問到在習近平當局變本加厲的言論箝製與思想管控下，在中國的作家們是否還有創作空間？知識分子們是否還有脊梁與擔當？還是隻能像《米拉蒂》書中所寫的那樣被迫成為“睡人”？嚴歌苓說：“我想他們也是非常苦的，要怎麽寫才能夠把自己不那麽曲扭、不那麽閹割的去把作品發表出來。他們不能夠把自己最好的才智、最大的聰明，發揮在怎麽寫好這些作品，而是要消磨在怎樣去寫的隱晦、寫得圓滑、可以過關，這是很令人難過的。不過另一方麵，我覺得裝睡也是一種生存方式吧？是一種存活下去、幸存下去的一種方式，我覺得我們沒有任何權利去苛責一個想活下去的人，但是我隻是希望，如果每一個中國作家都能夠有像耿瀟男、像高瑜、像方方這樣的勇氣，說出一句你真心想說的話來，我想這會對我們的中華民族、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學有多大的補救。”
挑戰舞台劇和電影
嚴歌苓說現在的收入雖然減少，但生活可以簡化，而且在完全不受中共審查、完全自由的環境下，也激發了她更多的創作潛力。她未來除了繼續以中、英文寫作之外，她和先生成立的“新歌媒體有限公司”（New Song Media）也將為其他的中國作家出版作品，她還打算嚐試寫舞台劇，並計劃拍攝自己的電影，嚴歌苓說她可以無償提供劇本，目前也已經有一些導演有意願合作，請大家期待。
以上是美國之音與嚴歌苓的專訪文字摘要，完整訪談視頻請看《縱深視角》專訪嚴歌苓：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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