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頭文章：計劃生育是青年就業難和消費低迷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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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者：計劃生育是青年就業難和消費低迷始作俑者
文章來源: VOA美國之音於 2023-08-19

8月15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決定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震驚世界，被認為是掩耳盜鈴。中國的16-24歲青年失業率從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棄新冠清零政策後，原本指望青年失業率會應聲而下，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青年失業率屢創曆史新高，2023年6月高達21.3%，北京大學學者張丹丹估算青年實際失業率甚至高達46.5%。7月份的失業率之高甚至嚇得國家統計局不敢公布了。

同樣，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棄清零政策後，消費者信心指數隻略微反彈到2023年2、3月的95，然後回落到4月的87。應該是因為消費者指數太低，中國官方在5月開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國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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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是中國經濟問題根源

1980年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長“為就學、就業增加困難”。其實恰恰是獨生子女政策本身導致了就業壓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費，才有生產和服務，才能提供就業機會。我在2004年一篇9萬多字的報告和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就指出，計劃生育將長期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短期因為兒童比例過低導致內需不足和勞動力“額外”過剩，遠期導致勞動力不足和老人“額外”過剩。

居民消費通常占一個國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間，美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68%，印度占59%，除中國之外的中等收入國家作為整體占61%，但中國僅占37%。在2017-2021年間，中國的GDP占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費僅占全球的11.5%。

中國的消費低迷，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兒童比例。願意為孩子花錢是父母的本能。從嬰兒產品到玩具、教育，兒童的消費帶動龐大產業鏈。兒童本身就是經濟希望，提振消費信心，刺激投資。兒童比例低會導致消費不足和勞動力“額外”過剩。因此，0-14歲兒童占總人口的比例與居民消費呈正相關，而15-64歲勞動力占比則相反。

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因為15-64歲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73-75%（國際社會為64-66%）；而勞動力“額外”過剩，又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導致0-14歲兒童占比從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國際社會，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60-70%，中國在1983年也占62%。但是獨生子女政策減少家庭的剛性需求，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政府擴大和貧富差別拉大。比如說，如果主流家庭有3個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養家糊口，否則老百姓會造反。如果主流家庭隻有1個孩子，那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滿足一家三口的剛需。

再怎麽刺激消費，普通百姓就是買不起

1990年代胡鞍鋼等人推出的分稅製改革，進一步導致中央財政擠壓地方財政，地方財政擠壓家庭。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長，民眾也有獲得感，但其增速低於GDP的增長，於是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覺之中下降到現在的43%，中位數更是隻有37%，財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級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強購買力則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但普通百姓連養一個孩子都困難，單獨二孩、全麵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產。

居民消費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這一比例見於美國曆年的縱向比較，也見於中國各省的橫向比較。中國的家庭規模從1982年的4.4人縮小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從1983年62%下降到現在的43%，同期居民消費率也從53%降至38%。中國近年提出“雙循環”理論，在刺激消費上鑼鼓喧天，但消費就是起不來，因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麽吸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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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的家長擔心養老，於是減少消費、存錢養老。中國的政府、企業和富人的儲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間，中國的平均儲蓄率高達47%，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作為整體隻有24%，美國隻有18%。

與國內市場相比，中國有超過1億的“過剩”勞動力。因此，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經濟主要靠消費驅動，中國的經濟更多依靠出口和對房地產及高鐵等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從2005年至2020年，中國的投資率平均為44%，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作為整體隻有23%，美國隻有21%。然而，過度投資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政府債務危機。

人人進高校工作真難找

由於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隻有38%，使得服務業隻能提供48%的就業。但是獨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龍，又讓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60%，相當於美國1987年、日本和德國2011年、法國2014年、英國2017年的水平，而當年這些國家的服務業提供了70-80%的就業。

高校畢業生主要不是從事農業、工業，而是第三產業。中國如此低的居民消費率，如此落後的服務業，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導致大學生就業難。中國的高校畢業生數從2000年的101萬增加到2010年的614萬、2020年的870萬、2022年的1053萬，今年更是超過1100萬。

以前與美國產業鏈相關聯的企業為中國大學生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隨著美中貿易戰的爆發，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從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歐盟等地由於經濟減速和對中國的“去風險”，從中國的進口也減少。2023年1-7月中國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國政府對意識形態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務業。這些原因共同導致青年失業率飆升。

打個比喻，發達國家的房子，牆壁麵積隻占20%，房子空間占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國的房子，牆壁麵積占52%，房子空間隻占48%，住起來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緩解了壓力，現在人家不讓“租房”了，於是大家都擠在狹窄的空間裏。

中國當局擔心的是青年高失業率會導致社會不穩，其實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結婚率和生育率，對中國人口危機是雪上加霜。中國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減少，絕大多數又進入大學，必將導致中國製造業衰退。

作者易富賢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人口問題學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2007年出版《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探究中國人口政策對中國社會的衝擊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