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為升級衝突的不加製止的呼籲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是烏克蘭平民。
2月24日，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從那時起，大型科技公司（有時與西方政府結盟）采取了各種措施來打擊挑戰北??約關於衝突的敘述的聲音和出版物。這些措施包括不公平地禁止用戶、切斷資金供應、停止廣播網絡，然後刪除記者工作檔案並將他們抹黑為俄羅斯特工。
例如，2月27日，戰爭開始後三天內，RT被加拿大多家主要電信公司放棄，包括貝爾、羅傑斯、TELUS和Shaw。3月16日，加拿大政府正式禁止主要電視提供商轉播RT和RT France。與此同時，YouTube於 3 月 1 日屏蔽了歐洲和英國的 RT 及其他頻道，隨後於 3 月 11 日在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全球範圍內實施了禁令。隨後，YouTube 刪除了受人尊敬的記者之前在 RT 上 播放的節目檔案。艾比·馬丁和克裏斯·赫奇斯刪除了數百個節目集。
4月初，著名政治評論員、前聯合國武器檢查員斯科特·裏特(Scott Ritter)因模糊的“虐待和騷擾”指控而在推特上被封禁，在公眾強烈反對後恢複，然後永久停職。正如裏特在聯盟新聞文章中回應的那樣，許多人認為該平台實際上因他發布的推文和有關烏克蘭的言論而暫停了他的職務。
今年春季晚些時候，PayPal 在沒有發出警告的情況下暫停並扣留了流行的另類媒體出版物MintPress News和Consortium News 的資金，對其行為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理由，也沒有提供任何追索權。盡管資金隨後被釋放，但永久暫停對出版物的工作及其貢獻者的生計構成了重大威脅。（MintPress News 正在籌集 資金以繼續運營。）
雖然很難確定 PayPal暫停賬戶的原因——PayPal沒有回答Consortium News、MintPress News 或 Matt Taibbi 對其決定的詢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家出版物都被廣泛認為是敵對的，並且已經偏離了關於烏克蘭戰爭的主流敘述。此類暫停、禁令和平台化正在更大規模地發生：例如，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 YouTube 已刪除了70,000 多個視頻和 9,000 個製作與烏克蘭戰爭相關材料的頻道。
推特和臉書還繼續其 做法，如果他們認為自己沒有“編輯控製權”，就會給一些與其有聯係的網絡和記者貼上“國家附屬”或“國家控製”的標簽。然而，“編輯控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尤其是在超級富豪擁有、資助和以其他方式影響許多出版物的公司化媒體環境中。正如 Passage 主編 Davide Mastracci在 2021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媒體組織（包括 CBC 和 BBC）沒有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貼上這個標簽，除了法國出版物《Ruptures》，該雜誌在批評媒體後不久就收到了這個標簽。報道“俄羅斯門”並聲稱與俄羅斯政府沒有任何關係。
與此同時，許多碰巧曾為俄羅斯官方媒體工作或主持過節目但表現出編輯獨立性的人——比如現在正在起訴推特的前英國議員喬治·加洛韋——無論如何都被貼上了這個標簽，這表明缺乏一致的標準在這裏，除了挑戰親北約言論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受到了懲罰。
影響
大型科技公司的這些決定不僅影響所提到的任何個別記者或出版物，還影響圍繞這場戰爭的總體討論，以及人們動員起來反對戰爭的能力。當反幹預或其他多樣化和批評的聲音受到抑製時，人們就被剝奪了獲得對決策和參與公共生活至關重要的一係列觀點和信息的機會。
例如，雖然許多主流媒體將這場衝突描述為俄羅斯是一個暴力、非理性的侵略者，但他們往往忽視了衝突前幾十年的討論，或者之前發生在頓巴斯的暴力事件，在這場衝突之前，那裏有超過 14,000 人被殺。俄羅斯的入侵。正如伊娃·巴特利特 (Eva Bartlett) 等獨立記者所強調的那樣，烏克蘭軍隊此時在該地區煽動了大部分暴力事件，這直接違反了《明斯克協議》。該協議在 2014 年衝突後達成了停火協議，本可以為改善兩國關係提供一個外交框架。俄羅斯和烏克蘭。
這類例子很重要，不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俄羅斯的入侵是正當的，而是因為它提供了更好地了解衝突所需的信息。這些信息為人們反對幹預、呼籲和平而不是更多戰爭提供了基礎，而這正是整個西方政客正在做的事情。
在美國，國會中的所有民主黨人，包括所謂的反戰“小隊”，都投票支持向烏克蘭提供 400 億美元的一攬子支持計劃，其中包括190 億美元的直接軍事援助。唯一對烏克蘭支持計劃投“反對”票的是一位共和黨人。
加拿大官員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總理賈斯汀·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政府已承諾為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提供大量捐款和貸款，其中包括在 5 月下旬提供9800 萬美元，作為加拿大 2022 年預算中為烏克蘭軍事援助撥款的5 億多美元的一部分。
保守黨也表達了支持幹預的情緒。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他們發表聲明，呼籲采取措施，包括驅逐俄羅斯駐加拿大大使、在國際上對俄羅斯進行外交和經濟孤立、以及暫停加拿大RT電視台。此外，盡管人們擔心禁飛區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衝突，但保守黨臨時領袖兼議員坎迪斯·伯根堅持認為，禁飛區不應被排除在討論之外。
新民主黨在很大程度上加入了同僚的行列，呼籲不加批判地幹預烏克蘭。新民主黨議員查理·安格斯在推特上明確表示，他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和平談判，他寫道：“當[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從烏克蘭撤出他的戰爭機器時，我們將進行談判。” 新民主黨議員希瑟·麥克弗森代表該黨呼籲增加對烏克蘭政府的援助“以便烏克蘭人能夠保衛自己”，並對俄羅斯實施製裁，並表示“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阻止俄羅斯”。議會一致同意在麥克弗森四月份提出的一項動議中將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行動視為種族滅絕，盡管沒有正式投票，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說法，這是最好的證明和證明在國際法庭上使用之前，仍然不穩定。
不出所料，由於大型科技公司在社交媒體上缺乏批評性的媒體報道和討論，加拿大的輿論不僅支持這些行動，還呼籲采取更激進的行動，這並不奇怪。
例如，Abacus Data 3 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5% 的加拿大人支持北約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調查還發現，76%的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禁止俄羅斯商品和服務，60%的人支持切斷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並驅逐其外交官。同月發布的 IPSOS 民意調查顯示， 39% 的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直接軍事介入衝突。
總而言之，由於獨立聲音受到壓製，缺乏批判性新聞報道導致加拿大人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所采取的親戰立場。
這種危險的趨勢威脅著言論自由、新聞業和健康的公共話語本身。社交媒體是公眾話語的主要場所之一，但它是由企業實體介導的，而不能由公眾承擔責任。正如我提到的平台下架以及相關的暫停和標簽所揭示的那樣，在企業媒體環境中，許多重要的故事和觀點已經無法印刷，這些科技公司實際上擁有決定誰可以發言的權力。
在這個案例和許多其他案例中，虛擬砧板上的聲音往往是反軍國主義或對主流新聞敘述持批評態度，這並非巧合或意外。不幸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為升級衝突的不加製止的呼籲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是烏克蘭平民。
（穀歌翻譯：Big Tech’s Purge Of Dissenters Is Impeding An Anti-Wa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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