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博客 ｜2023-06-04
當代中國有兩個翻天覆地的時間節點：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九，這兩個時間不需要做任何注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性稍次一級的時間節點：一九七六（毛澤東死亡，文革名義上結束，中國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與二○一二（習近平上台，走向斯大林式的帝製）。這四個時間節點都觸發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一響，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頓時灰飛煙滅。數千名知識菁英逃離中國，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及其家人，有數十萬人通過美國總統的一紙行政命令，獲得“六四綠卡”得以留在美國。此後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國人成為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最大族群。盡管如俄羅斯流亡詩人德.博貝舍夫所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從亞當開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艱辛苦楚，仍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偉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將很多人的生命擊穿，裂成兩半，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歲的新聞界前輩戈揚。戈揚曾是中共新聞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楊剛、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經曆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獲得“改正”時，已六十三歲，老當益壯，出任《新觀察》半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成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其影響力超過了儲安平時代的《觀察》，我在中學時代持續閱讀了好幾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公開宣布退黨：“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她晚年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以一個革命者、流亡者變成一個美國公民的漫長經曆，給後代人一點忠告”，毫不猶豫地說：“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但我應該把我的經驗告訴後人。這經驗歸結一點，就是：共產黨已同一個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賴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則，多好的人，也會變壞。”
到美國時比戈揚還年長一歲的，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隨中共革命，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因為他像馬丁·路德那樣堅持說真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被捕，入獄十四個月。一九九二年八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七十四歲的王若望與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並非最年長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國艾滋病氾濫問題的高耀潔醫生以八十二歲高齡流亡美國）。到海外後，他考察分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尤其是民運群體，坦然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麵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成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氣息，這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他明知民運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僅沒有振興民運，反而加劇了民運的分裂與內鬥，真個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後來，王若望獲悉患上肺癌絕症後，雖然思念故國，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發批評文章和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二○○一年在紐約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輕的李誌綏在澳大利亞留學和行醫，接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李誌綏和妻子經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後因醫術高明、工作出色，被選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還曾出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在毛身邊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吳慎賢被查出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國的兩個兒子勸說下，李氏夫婦赴美治病，這一年李誌綏已六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囑說：“一定要將在毛身邊工作的經曆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隨後發生“六四”屠殺，李誌綏與中共決裂，不畏艱險寫出轟動世界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將毛拉下神壇。書中揭露的若幹事實人神共憤。書中“餓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饑荒時代，可憐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麽死的，還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會“選妃”的紅太陽幫他們作主。毛的淫亂超過曆史上的昏君，其包皮過長，平常又沒有清洗的習慣，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陰部滴蟲病，成了帶原者，傳染給其他女友。李建議毛洗洗私處，毛的反應是：隻要他自己不會有症狀就好了，沒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誌綏因心髒病突發死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裏浴缸中，其死亡方式與流亡韓國的黃長燁很相似，有人懷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殺。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動家，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監獄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說的“毛澤東病毒”，到了西方自由，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醜聞纏身、光環盡褪，乃至成為負麵人物。當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問題，不會去看心理醫生，將失敗全都歸咎於“中共特務的破壞”，“中共特務”真是一個什麽都裝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學者，很多都堅持創作與研究，且有蛻變與升華。其中，高文謙在美國出版《晚年周恩來》，震撼性堪比李誌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拆毀了周恩來這個中共最後的道德牌坊。高文謙生長在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青年時代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與北京學生和市民一樣，目睹解放軍殺人，同時躲避解放軍的追殺。他和一群市民躲進小胡同，解放軍追進來。“當場我看到有三四個人倒在血泊裏。我跑到一個牆根底下，一個七十多歲北京蹬三輪的老大爺，跟我一起蹲在牆根下麵。老大爺說的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共產黨真是缺了八輩子德了，小日本當年進北京城都沒有這樣殺人，真是傷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終於有了機會離開中國：
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條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嚴來，要免予一種恐懼。重新走一條路也是非常困難的，前路茫茫，但是我願意這樣走。為什麽？就是因為“六四”殘暴的殺人。
高文謙到美國後，先後在多家學術機構和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時他已開始寫作《晚年周恩來》，把這位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的真實麵貌留給曆史，但他受到來自中共的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長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向哈佛大學施壓，費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對他的資助。但他堅持完成書稿，此時他在國內的母親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軟硬兩手----軟的是想用重金買斷書稿，硬的是威脅他，“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難，讓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給她增加新的磨難”。高文謙麵臨艱難選擇：出書，還是回去給老母送終？回去就出不來，出書就沒有辦法盡人子之道。她媽媽給他寫了封信，在信封上寫了四個大字：“萬金家書。”信中寫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他最後選擇出書，未能給母親送終，跟母親天人永隔，成為終身之憾。
流亡詩人楊煉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征概括為“主動的流亡”和“曆史的憂鬱”，他本人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現自己將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懸崖觀看驚濤拍岸，終於悟出“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去國之後，轉而以“易大旗”為筆名寫了百萬字驚才絕豔的雜文，後來又提筆寫古體詩和小說，他說自己是一個很有堅持的人，“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誇父追日”。昔日先鋒詩人馬建，移居英國後寫小說，長篇小說《紅塵》、《陰之道》、《肉之土》、《中國夢》等榮獲英國庫克旅行文學獎、雅典文學獎等國際獎項，他堅信“隻有在文學中，我們才能充分表達社會的不公、人性的極端和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美國學者莫拉.康寧恩評論說，“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馬建在作品中對中國的描繪並沒有凝固在某個時間”。上海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美國和泰國，在清貧與淒苦中卻堅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嶄新的誕生嗎？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義詞。沒有祖國的束縛，沒有任何文字的束縛。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可以真正地飛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國去世。
流亡的時間如此漫長，當初的中生代，已逐漸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僅五十七歲。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後流亡海外的詩人，我在獨立中文筆會與之共事數年，一起編輯筆會會友的文集《詩歌與坦克》，他如獅子般的鬍鬚和聲音似乎仍在我身邊晃蕩。
流亡海外九年後，孟浪如此回答記者的訪問：“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國因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才受迫害；後半部分是自覺的，我終於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詩人們，不管他們是自願選擇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個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國繼續和平地寧靜地寫作和出版。但現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長的時間。因為中國還是以前那個中國，而我還是以前那個孟浪。”
詩人徐敬亞指出，在中國當代現代詩的詞庫裏，“中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可能屬孟浪，孟浪幾乎成為“中國”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遠”、“我的出生地……與隻身出走的戶主無關”、“在遠景中，中國消失了……在遠景中，是一張廢紙離開中國！”即使在流離的詩人中，孟浪的“祖國”情結也是最重症的。他曾發問：“尋找祖國，還是尋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國到處行走的人”，幾乎成為自畫像。在全部翹課的孩子中隻有孟浪對往日校園依依不捨：“祖國／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彷彿認定了宿命：“祖國和他相對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後階段的創作中，孟浪已然獲得從普世高度“鳥瞰”土地意義上的中國。“炮製出又一個祖國／並且思鄉，讓南北極突兀地擁抱在一起”、“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麵/他在一片空白裏/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無力的臂彎裏”、“我有無數個祖國/我有無數條道路/無數的我閃閃爍爍”、“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眾人，多得無以計數……偉大的迷途者，決定終於作出：/征途才是歸途，征途就是歸途/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沒有路也可以逃”。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關鍵性的一步，詩歌與人性皆褶褶生輝並交相輝映。詩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學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三十多年後，有的成了富豪，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清貧度日，有的四海為家。王丹多年在台灣深耕，警醒台灣民眾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彈；周鋒鎖成立“人道中國”機構，幫助所以百計良心犯及其家屬。但整體而言，無論在人權活動還是在文化藝術創造上，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為不能令人滿意。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動中，蘇曉康真誠而嚴厲地指出：“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曆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為討公道而厘清罪責，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惜被批評者中極少有人作出正麵的回應。
“六四”之後的流亡從未結束。“六四”以後至今，很多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因批評中共，或觸及若幹敏感議題，受到騷擾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國，有的回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坐牢，這張不完整的名單正變得愈來愈長（僅列出仍在世的）：張廣達、郭羅基、阮銘、陳奎德、張郎郎、丁抒、王飛淩、餘茂春、何清漣、程曉農、吳國光、張煒、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澤榮、康正果、謝選駿、李劼、王友琴、張博樹、馮崇義、張倫、王維洛、文貫中、趙越勝、吳仁華、邵江、陳小平、裴毅然、徐友漁、崔衛平、王天成、夏明、許成鋼、鄒恆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楊海英、夏業良、何曉清、譚鬆、劉仲敬、蘇小和、陳建剛、長平、慕容雪村……他們在不同的學科中都學有所長、學有所成，若由他們組建一所大學，學術水準必定超過早已淪為黨校的北大清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