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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下去之前，我希望能夠給大家還原一下六三當晚北京的情況。雖然大家都聽說了不少，但我估計絕大多數人，甚至可能不少當晚的當事人，對於當天事件的全貌可能不太清楚。我當時就有一種要記錄曆史的衝動，所以對當時的報道及小道消息都收集了不少，後來到海外後又讀了不少親曆者的回憶及分析，對事情的大概經過還是比較了然，當然我並沒有親身經曆這一切，肯定不如現場的網友更有畫麵感。還有幾乎所有這些描述都是來自學生和市民的，基本上沒有來自軍人一方的親身經曆，更沒有最高層的決策過程，所以有些就隻能憑推理和猜測。我在這裏給大家勾畫一下整個事件的概貌，這樣後麵有些分析或者結論才有根據。
六月三日晚上清場肯定是從軍委下來的命令，命令所有部隊必須按時到達指定地點，實行清場。其實六月份的白天是相當漫長，黑夜就隻有短短的幾個小時。可就是這幾個小時，可以說是曆史上罕見的大屠殺就在夜幕中發生了。所有的罪惡都是見不得光的，所以才有古語曰：月黑風高夜，殺人放火時。
夜幕降臨以後，應該是超過十個集團軍同時出動向天安門進發。但就像以前發生的一樣，市民們堵在馬路上不讓軍隊通過。但這次和以前有些不同，有的部隊被堵住了也就堵住了，像以前一樣。但有的部隊就要強行衝關，就和市民及學生有了衝突，衝突中肯定就有流血。但這種衝突應該也是在大家的預料之中，赤手空拳的學生市民設立路障想堵住軍隊前行，軍人試圖衝破學生市民的堵截，按時到達指定目標。但沒想到最大的悲劇就在木樨地發生了。密集的人群堵住了部隊前進的路線，大家還在試圖勸說軍人。突然，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一陣密集的槍聲響起，馬路上的市民就有不少人倒下了。很多人看見身旁的人倒下還沒有明白怎麽回事，有些人或者自己中了彈，或者被身旁的人濺到自己身上的鮮血才意識到軍隊真的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及市民開槍了。
經過短暫的震驚之後，路上堵軍車的市民馬上就散到兩邊。雖然已經認識到軍隊真開槍了，很多市民還是控製不住自己的憤怒，雖然知道沒什麽用處，但依然站在路邊大罵軍人表達內心的憤概。人內心的獸性一旦釋放出來就不可控了，一旦開了第一槍，接下來的開槍對於有的軍人就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了。可能有的士兵還很享受這種可以隨便操縱他人生命的感覺，尤其是好些平時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心裏麵充滿了屈辱感的人，現在可以在首都隨意槍殺任何不聽話的北京人，不需要任何理由，我想正常的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感覺，但確實魔鬼存在於一些人的心中。有些當兵的就向兩邊的人行道衝去向大罵的人及逃跑中的人群開槍，據我看來的和聽來的，這種追著市民開槍的行為主要就發生在長安街沿線，別的地方很少發生。坦克向前將一切路障全部推開，這支部隊就這樣一路開槍沿著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前進，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攔了。所到之處，血流成河，有的士兵隨意向兩邊的樓房射擊。於是就有了沿街居民在窗戶邊上往外觀望被打死的，還有睡覺之中在床上被打死的。木樨地有兩棟高幹樓（大概是部級幹部的住宅），在這種混亂情況下也無法幸免於難，也有幾個人在家裏被打死。我七月初專門到木樨地，軍博一線走了一圈，還能看見旁邊建築物上的累累彈孔。還有建國門外交公寓眾多黑洞洞的窗戶，當然，這不是六月三日晚上的事，而是六四白天發生的。當天有一隊軍人正走在長安街時，突然遠處射來子彈，當場擊斃一名士兵。大批軍人趕來，認為是從外交公寓射來的，於是對準外交公寓一陣掃射，結果就是外交公寓靠長安街一側幾乎沒有幾扇完好的窗戶。
這支部隊就這樣一路大開殺戒沿著長安街殺到了天安門，應該是所有部隊中第一個到達指定位置準備清場的。其它部隊就沒有這麽順利了，一開始被北京市民堵在了。當部隊開槍的消息傳來後，多數市民應該是離開大馬路了。但屠殺的消息也讓一些熱血青年開始衝動了，就有了用石塊，水泥塊砸當兵的事情了。其實不僅青年，連老年人也憤怒了。我一個同事當年考北醫的博士，去北醫麵試回來後跟我說，麵試他的老教授就告訴他，自己也是當時報上所稱的暴徒，北京人民都是暴徒。他也從家裏樓上向戒嚴部隊扔過重物。應該說，除了木樨地殺過來的那支部隊大開殺戒之外，其餘的部隊基本沒有大規模對密集平民開槍的行為，當然也有一些開槍的行為，應該都屬於士兵或者低級軍官所為。當然也有一個原因是木樨地開槍後，就沒有大批市民堵住馬路的情況了。有一隻部隊被市民堵住不能前進時，據說軍長和政委二人還站在軍車上對詩。可見即使軍令之下，依然有不少消極怠工的將軍。
當部隊開槍殺人的消息傳到廣場指揮部時，我想當時指揮部裏麵的大多數人應該也和當時北京市民的普遍反應一樣，覺得難以置信。但他們和普通人不一樣，麵臨一個選擇。據說當時有一些青年不知從什麽地方找來了一些武器，準備在廣場上與軍人對抗到底，是劉曉波勸說青年們放下槍支離開了。大概劉曉波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想法就從這個時候變得特別清晰了吧。當時高自聯的秘書長郭海峰與幾位同學抱定必死之心，抱著幾個汽油桶，開著一輛卡車向戒嚴部隊衝去，想與當兵的同歸於盡。但都在天安門前被抓捕，不知後來這幾位勇士的命運如何。郭海峰後來我還聽說過消息，別的無名勇士就不知道了。
隨著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外圍逐漸集結，還有大喇叭的一再警告，多數人離開了廣場。但還有數千學生堅持留在廣場。當時在廣場的學生分成了兩派，一派決定堅持留在廣場，那怕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另外一派主張撤出廣場，兩派爭論不休。劉曉波，候德健還有四通公司的職員絕食四君子一再勸說大家離開廣場，避免流更多的血。這時廣場指揮部封從德決定讓大家現場表決，當然沒法清點人數，就看那邊的聲音大就算那邊。封從德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聽清楚那邊的聲音大，可能反對撤出的聲音還大一些，但為了避免流血，他就現場宣布是撤出的聲音大，所以大家就決定撤出廣場。這裏需要記住的是當時幾乎所有這些有名的學生領袖都在廣場上，後來最為大家詬病的柴玲本人也在廣場堅持到了最後，而不是如傳言所說的早就溜走了。
當學生決定撤離後，經過商量，最後是候德健作為代表去跟戒嚴部隊商談。其實當時那支殺人的軍隊已經在廣場附近呆了相當一段時間了。不知是在等待其它部隊一起清場，還是上邊有命令暫時停止推進。因為當時如果讓這幫殺瘋了的軍人一路推過去，廣場上肯定就是屍山血海。候德健舉著大喇叭，一邊喊著我是候德健，一邊走向軍隊。當時可能是有一位大校出來給了候德健最後通牒，在天安門某個地方留下一個出口，讓學生撤出 。學生撤離的隊伍可以說是在兩旁軍人的持槍護送下離開廣場的。
撤出廣場的學生，心情是極度悲痛，身體也可以說是疲憊到了極點。但此時又不敢隨便找個地方躺下休息，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戒嚴部隊追殺，所以大家就向著海澱方向行走，多數人大概此時唯一的願望就是到校後好好睡一覺。可就在學生們走在長安街上六部口的時候，一件令人發指的慘劇發生了。一輛坦克突然高速衝過來，直接向人群撞去，不少學生完全來不及反應就被坦克直接壓在下麵。北體的方政當時是廣場糾察隊的，看見坦克撞過來，隻來得及將身旁的女同學推到人行道，自己就來不及閃躲，兩腿被壓得粉粹。現在方政在洛杉磯，每年的六四集會都會出席。這絕對是虐殺，很顯然坦克壓人絕對不是來自高層的命令，純粹就是當兵的看見可以隨意殺人而一時興起為之。同樣有的市民和學生就是純粹被當兵的開槍玩打死的，據丁子霖天安門母親的調查，六月六日就有幾位男女青年騎車在長安街邊上走，突然就被幾個大兵叫住，然後當著女青年的麵將三名青年男子近距離射殺。所以絕對不要低估人內心的獸性，雖然可能隻是少數人，但在上麵的縱容之下，沒有人有勇氣製止他們的暴行，所以在一個壞的製度下，永遠不會缺乏可用的劊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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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之夜的悲劇成為一個民族永遠的創傷，我記得六四之後港台群星創作演唱了一首歌：《曆史的傷口》。當然這首歌我是早就知道，但聽到已經是好幾年出國之後。“閉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蒙上耳朵，就以為聽不見。”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今天絕大多數當年演唱這首歌的明星已經閉上眼睛，蒙上耳朵了。不過其中有兩位偉大的女性，我在這裏向她們表達我最高的敬意：一位是鄧麗君，在89之前，她準備90年在大陸開巡回演唱會。89之後宣布，六四不平反，終身不履故土。她是踐行了她的諾言。還有一位是梅豔芳，當年為營救學生，出錢出力。她不像多數明星一樣，僅僅是在公正場合捐一些錢，譴責一下中共政府就完事了。她是真正參與到營救六四逃亡者的行動，眾多當年的逃亡者的回憶中對她的感激之情就足以說明。隻是二位高潔之人不為這汙穢的世界所容，都是正當盛年就離世了，願她們的靈魂在天堂安息。不過不要說港台明星了，當年的血性青年現在還有幾人在堅持？
接下來還想繼續討論一下六三之夜屠殺的幾個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第一個就是誰下的開槍令。從開槍的時間和規模而言，都不可能是下邊少數人的行為。全副武裝的士兵在衝突中有可能控製不住情緒開槍，就像當年的318慘案一樣，或者當年美國Dayton大學國民警衛隊向學生開槍的事件。但這種行為馬上就會被上層製止，並不會擴散。但六四的屠殺很顯然是受到上麵鼓勵和支持的，開槍的士兵沒有受到任何處罰，也沒有人出來承認錯誤。所以肯定是有一個可以開槍的命令，但今天32年過去了，外界依然不知道到底這個命令是從那裏發出的，中央軍委？國防部？或者總參？還是大軍區？就是他們在慶祝平暴勝利的時候，或者在後來高喊今天的經濟成就都源於當初果斷鎮壓了學生的時候，也從來沒有任何人來摘取這個榮譽。相反，所有的人都盡量撇清與鎮壓的關係。
從各個部隊的反應來看，就如前麵所講的，並不是所有的部隊都收到了開槍的命令。假設所有部隊都傳達了可以開槍的命令，即使多數軍人不願開槍，但肯定無法阻止少數惡劣的士兵開槍。但當晚肯定有沒有開槍的軍隊，甚至有的軍隊根本就沒有配發子彈。所有才有後來長安街開槍之後市民開始用各種能到手的東西攻擊軍人，才有有些軍隊被打散，有些軍人被打傷的事情。市民也搶到了一些槍支，有好些搶來的槍根本就沒有子彈。甚至還有的部隊士兵連槍都沒有攜帶，背個背包就去了。如果上層發布了明確的命令，而在集團軍這一層被阻止，那麽事後肯定有軍長會被整肅，甚至送上軍事法庭。但我們除了聽說38軍軍長徐勤先被整肅外，沒有其它軍長因為違抗軍令而被立即送上軍事法庭，當然，消極抵抗的事後也被逐漸從權力中心移走而換上聽話的人。但確實可以證明雖然好多軍長雖然消極抗命，但卻沒有辦法直接以違抗軍令處罰，說明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開槍的書麵命令直接來自最高層。也說明最高層的都知道屠殺學生是千古罵名所以不敢留下書麵命令，所以看來直接對下屬下令開槍的命令應該是來自集團軍一級。
看來可以肯定從高層有明確的命令傳達下來，就是天安門廣場必須清場。但對於究竟如何達到目的，一是可能用了意義含混不清的詞：比如用盡一切必要手段之類的；還有可能就是口頭指令，但不願意留下書麵記錄。據說徐勤先當初就是要求上麵出示書麵命令而被免職。那麽一來，不開槍的不算違令，開槍的部隊也可以說是上頭的命令，至少知道上麵不會追責，甚至可以獲得上方的賞識，那麽總會有幾個野心勃勃之徒會逢迎上意而為。當然也可能總部命令隻限於集團軍一級，至於具體如何實行就交給了集團軍本身。肯定軍委或者國防部對每個集團軍下的是一樣的命令，但每個集團軍下達給下麵的命令卻各不相同，所以我們就看見了不同的集團軍在六三當夜的不同表現。
接下來就該問問到底是那一支部隊才是長安街大屠殺的執行者。當時大家都說是27軍，三野的王牌軍，據說軍長是楊尚昆或者楊白冰的什麽人。而38軍則是大家認為都支持學生的，大家都在希望38軍和27軍幹起來。不過除了當時的民間傳說，並沒有真正有力的證據指向殺人的是27軍。多年以前我看過一篇專門討論誰才是真正的劊子手的文章，我記得是絕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寫的，但我在網上搜尋卻沒有找到相應文章，不知是我記憶有誤還是怎麽回事。但還有一些別的研究者的文章，也包括吳仁華的文章，所有證據都指向38軍可能才是真正的木樨地屠殺的劊子手。當天晚上在現場的新華社記者吳仁華後來專門投入了研究，寫了不少文章，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可以具體去看吳仁華的文章。當然還有另外一支殺人的部隊是15軍，也是一路開槍殺入北京城。不過因為38軍開槍後，馬路上已經沒有密集人群堵路了，客觀上導致15軍殺的人就少多了。而27軍純粹是被誤導背上了罵名，至於這種誤導到底是有些人故意為之，或者是因為當時的信息不暢通的緣故就非我所能知道的了。可能陳毅，粟裕會從墳墓裏跳出來大罵：你林禿子和鄧矮子的部隊殺人，為何栽贓到我的部隊頭上？
這篇文章分析了各個部隊的位置及行進路線等相關信息，還參考了當時軍隊出版的一本書《戒嚴一日》裏麵記載的各軍動向（有網友談到該書後來被撤回了），得出了從木樨地一路殺來的就是38軍的結論。我是十多年前看的，現在基本上回想不起來具體證據，不過我現在依然搞不清楚每個軍在六三之夜的動向，但當時讀完後覺得很有道理。我雖然沒有直接證據指向38軍，但有旁證和推理。第一是根據推理，雖然38軍徐勤先最早抗命是事實，但軍隊換了一個軍長當然就可以表現完全不同了，其實六三之夜軍隊的表現完全取決於當時的軍長。因為徐勤先的抗命在先，那麽選擇的繼任者肯定是堅決執行上命的人。並且正是因為當初抗命的“汙點”，繼任者需要更積極的表現以挽回以前的不好印象，就像我前麵說到的楊汝岱在成都鎮壓示威的學生和群眾一樣，所以38軍有這種表現一點不奇怪。還有一個旁證，就是當初部隊授予了12個死亡士兵或低級軍官共和國衛士的稱號。這12個人中，三個是六四鎮壓以後在四號到六號之間在街上巡邏時被遠處槍擊致死的，三個是當晚落單後被市民打死，打死之後還被開膛破肚，吊起來燒了。這三個人就是當時在電視上一再播放的渲染暴徒暴行的證據，並且都死在從西邊到天安門的路上，但這三個死亡士兵的部隊番號不知，也不知是不是屬於同一集團軍。剩下的六個全是死在同一輛坦克（裝甲車）裏麵，因為車速太快坦克翻車起火而被燒死，而這六個被燒死的，正是38軍的。坦克翻車起火的原因是因為行駛太快導致，可以想象在當晚行駛這麽快的坦克是在幹什麽，就和六部口那輛壓人的坦克可以說是同樣性質的。而這輛坦克敢於這麽肆無忌怛的在長安街橫衝直撞，肯定是有上麵的命令，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38軍絕對不屬於那些約束士兵行為的部隊。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傷亡人數。軍隊的死亡人數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12個共和國衛士，就正如我在前一段描述的那樣，這12個人的被封為衛士的唯一原因就是死了。所以可以肯定所有死了的士兵都是共和國衛士。如果還有更多的死亡士兵而沒有被封，我想到的原因可能要麽是便衣進城而被穿軍裝的戰友當作暴徒打死了，要麽是兩隊軍人火並對射而導致的死亡，這樣的原因寫上去會讓人笑掉大牙，並給對手攻擊的口實，所以隻好就讓這些死亡者枉死了。但根據一些回憶錄，還真的談到過有軍車堵路被坦克撞翻導致士兵死傷的事情，所以有可能軍人的死亡人數超過12人，但這些是死於自己人之手，所以沒有被授予共和國衛士。
其實死亡人數在牆國從來都是屬於國家最高機密。就不要說像六四，或者大躍進之類了，就連一次礦難或者事故的死亡人數都是機密，外界都說不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最近的鄭州大水的死亡人數又是一個例子。他們最大的本事就是將一個本來簡單的數字變成一個世紀之謎，所以我們也許永遠都找不到答案，不知道這應該算時代的悲哀還是民族的悲哀。當年陳希同曾經作過一個報告，說了一個死亡人數，大概是二，三百人，但很明顯我想連他自己也都不相信自己的數據，如果誰還相信共產黨的數據，我也就隻能無言了。唯一還在堅持要真相的就是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
根據天安門母親過去的調查，找到了200名左右的死者，除了少數幾個身份不明外，絕大多數都是有名有姓，有具體的死亡地點和醫院。不過她們是在頂著政府的壓力做事，所掌握的資源極其有限，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給提供線索，敢於給提供相關信息的人都是冒了極大的風險，再加上很多死者家屬身背暴徒家屬的名聲也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所以她們所能知道的信息顯然是及其有限的。其實僅僅天安門母親這麽一個群體，就有好幾十人了。可見一旦提供了自家親人死亡的信息，基本上就有很大可能不顧一切站出來了，而國人中有如此勇氣的比例很顯然不會有多少。但就憑她們提供的名單，雖然總人數沒有超過陳希同報告，但死亡學生人數就是陳希同報告所說的死亡學生人數一倍了。在天安門母親的死亡名單中，大中學生一共79人，而陳希同報告是37人。陳希同報告的37個學生包括36個大學生和一名高中生。不過光天安門母親就有丁子霖和張先玲兩位高中生的母親。這還是北京的學生，外地高校的學生死亡就更加難以統計了。廣場後期有不少外地學生，當然我不太清楚6月三日夜晚還有多少外地學生在廣場上。就像我校，我就不清楚最後是否有學生當晚在廣場。還有像我堂妹是外地高校的，後來我知道她也去了廣場，但六三之前回去了。但是後來外地高校成立了一個外高聯，並且在天安門廣場後期的決策裏麵以李錄為主席的外高聯占了相當大的分量，說明外地高校的學生數量應該不是太少，不然外高聯應該在廣場沒有發言權，但在統計的名單上基本上沒有外地高校的學生。但後來一些人的調查也找到了一些外地高校學生被打死在北京，當然這些信息都是零碎的。
堵軍車的人裏麵，顯然學生並不多，主要都是普通市民，所以普通市民死亡肯定市民比學生多多了。但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到，大學生死亡人數超過了三分之一，很顯然市民的死亡占的比例太低，而在陳希同的報告中，80%以上是普通市民。主要原因在於北京高校學生的死亡是最不容易隱瞞的，因為當時北京學生的情緒普遍憤怒，同時也是也是外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學生也是最敢於將這些消息傳播出來的一個群體。但一般市民的死亡就缺乏外媒關注，當然也有一個原因是學校學生比較集中，很容易得到相關信息。而一般市民的死亡分散在各處，外媒根本就不可能到處去調查，尤其是在已經戒嚴的情況下。另外一般而言，好多家屬也不願意將信息提供給外人，害怕遭到打擊報複，因為有朝陽群眾到處盯著。所以這個數據隻能永遠缺失了。當然我也不可能知道大概的數字，那是國家機密。根據天安門母親的統計及眾多當晚親曆者的描述，我按最低估計死亡者應該在一千以上。
9
六四大屠殺以後，雖然全國掀起了一個抗議高潮，但顯然抗議群眾並沒有後續手段。並且隨著木已成舟，各地都開始表態支持，這樣就進入了一個肅殺的時代。首先是開始通緝學生領袖，21名高自聯領袖，還有很多知識界人士都被通緝。當時很多人都表示願意對這些被通緝的人士伸出援手，包括我們青年同事都表示如果遇到這些逃亡的學生領袖都願意窩藏學生。其實後來我也讀到了不少人的逃亡經曆，確實是有不少素不相識的人們對逃亡中的人們給予了無私的幫助，更多的人實際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用一句話說就是槍口抬高一寸。我出國後曾經讀到一篇記錄王軍濤當年的逃亡經曆的《情義無價》，好些陌生人因為幫助王軍濤而入獄。還有好些別的人的回憶都講到陌生人的幫助，或者有時候軍警故意視而不見的情節。
當然，就像任何時代一樣，我們在看到這些高貴的舉動的同時，也同樣看到背叛。學生領袖周峰鎖逃到姐姐家被姐夫舉報而被捕，還有聽說王丹跑到姨家被姨父舉報，不過王丹覺察得快，立即離去沒有當場被捕。大多數學生領袖很快都被捕了，21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其實應該22位，但郭海鋒已經在六三之夜被捕），除了烏爾開希和李錄是六四之後在中共通緝之前已經逃到了羅網的邊緣，被通緝後立刻就到了香港。王超華是被香港的黃雀行動救出去的。柴玲和封從德夫婦是在國內躲藏了相當一段時間，後來風聲稍有點鬆動後逃出去的。張伯笠逃到東北後穿越國境線到了前蘇聯，但被蘇聯邊防軍抓捕並扔回中國境內，後來在國內流浪了好長時間後才逃出去了。我後來讀過他的回憶錄，但隻包括逃到前蘇聯並被遣送回來的經曆。後來疫情開始後，張伯笠在Youtube上做了他逃亡的係列節目，第一次詳細的講述了他的逃亡經曆，可謂驚心動魄。其他學生領袖大多數都在一個月之內被捕。可以說這些學生基本上沒有任何社會經驗，所以難逃社會主義專政的天羅地網。這幾個從專政羅網逃出去的，都是年紀比較大，工作過幾年，或者上學前就在社會上混過的，有一定社會經驗的，才能在通緝令的羅網中潛伏一段時間，後來待機逃出去。所有的應屆本科生，除了烏爾開希和李錄是在羅網張開之前就已經出了國，別的人無一例外都進了監獄，可見這些學生領袖確實是初出茅廬，完全缺乏社會經驗。當然，現在我已經不記得大多數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的名字了。
我出國後讀到了鄭義夫人北明的《走向光明》，發現可能鄭義六四之後的逃亡經曆是最傳奇的。他們夫婦倆在國內流亡了兩，三年才最終逃出來。鄭義本來在太原，因為去作協開會到了北京就一直呆在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就是六四之後通緝令上說的學生背後長胡子的人。其實所通緝的背後長胡子的很多知識分子當時都不敢深入介入學生運動，害怕被作為幕後黑手被清洗。譬如方勵之先生，除了在思想上啟蒙過學生之外，可以說與這次運動完全沒有任何關聯，但也被作為最大的幕後黑手。但鄭義絕對是一個例外，一到北京馬上就到廣場去給學生出謀劃策。六四之後鄭義就一直在外逃亡。北明剛開始被抓起來關了一段時間，後來給放了出來，但處於密切監控之中，就是為了釣鄭義這條大魚。但鄭義社會經驗豐富，文革期間在清華差點被紅衛兵打死，不得已長期在外流亡，所以對於逃避無產階級專政的羅網很有經驗。鄭義通過加密信件指揮北明從太原家中出發，然後在路上擺脫了跟蹤的尾巴，二人匯合，然後又在國內流亡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找到機會逃出了羅網。當然，北明的書裏對於他們在國內具體的流亡過程基本沒有描述，這也是為了掩護那些當年幫助過他們的人們。主要是寫了如何從太原家裏出來後一路擺脫監控的便衣，最終與鄭義匯合的過程。我前些年曾有一次機會與鄭義先生在一次活動中見麵聊過幾句，本以為以後還有機會再細聊一些當年的事，隻是後來再也無緣與先生再見。2020大選期間在Youtube上看見鄭義先生講述他自己孤身一人從家出發，到附近幾個州去分發傳單.他說了一句令人警醒的話：他聞到了1949的味道。
當時很多人都在牽掛這些被通緝的學生們，一旦從《美國之音》裏麵聽到某人到了海外，大家都是一片歡呼。如果通過央視看見某人被捕，大家都有點沮喪。我還記得當時聽到柴玲最終到了國外時好多人的興奮的表情。隻是好消息少，倒是壞消息日漸增多。
過了一段時間，隨著各地逐漸出來表態支持中央決定，基本上塵埃落定。這時候就開始了要清查每人在六四期間的表現，大有要搞人人過關的態勢，文革又回來了。隻是時過境遷，那個時代的人們從文革剛過來不久，對剛過去的時代印象深刻，還想重複文革那一套實在行不通。在強烈的民意反對之下，清查運動最後也就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外地多數地方就是走走過場，當然那些掛了號的人就難免牢獄之災，多數參與者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過了。像我校領頭的學生，就給了個處分，沒有開除學籍，多數參與學生就不予追究了。像我這樣的，沒有人舉報，也就沒人追究。當然肯定也不乏這個時候當權者利用手中權力整人，或者有人利用這個機會告發與自己有私怨的人。
北京的人人過關運動可能持續時間最長，但遇到的反彈也是最強烈，至少一半的北京人參與了六四，真要追究下去，北京的監獄肯定不夠用了，所以最後也是進行不下去了而不得不中止。就是幾年之後我在北大，大多數的學生老師在談話中依然還是毫不諱言支持六四學生的，我還與一位當年北大絕食團的女同學在同一個實驗室呆了幾年。當然，他們也談到新入學的經過一年軍訓的學生明顯就不一樣了。雖然這種人人過關運動沒能深入進行下去，但至少起了一個威脅人的作用，讓那些支持者心裏有了陰影，以後再次站出來之前就得多考慮考慮後果了。並且六四的屠殺提醒了那些人，中共是殺人起家的。因為文革後相對寬鬆的氣氛，年輕一代基本上都不太清楚共產黨的血腥曆史，初生牛犢不怕虎，才敢於起來挑戰，而好多老人已經徹底被過去經曆的恐懼擊倒了，不敢有任何挑戰的想法了，這也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雖然支持學生，但沒幾個敢於真正站出來的緣故。當年教委還臨時對當年錄取的研究生加了一個條件：六四期間的表現，並需要單位人事處蓋章。好幾個哥們當年去上碩士或者博士都必須走這個手續，當然多數人不過是例行公事。這幾位都是私下議論，從來沒有任何公開活動。
隨著形勢基本穩定下來，人們心中雖然氣憤，但也沒有什麽辦法。但當時人們心中都認為這個屠殺學生的政權長不了。一方麵是因為從小受的教育，尤其是老毛說過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因為當時的民意肯定是反對對學生及市民的屠殺的，不僅是普通民眾，就連黨內好多高層也對這件事的處理不滿。還不僅是黨內的自由派，就連當時的兩個著名的左王：胡喬木和鄧立群，也都沒有公開站出來表態支持戒嚴，可見屠殺學生這事的確是不得人心，尤其是在北京。在當時的北京想找幾個知名人物出來公開宣稱支持戒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有一天報上突然冒出來了一個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公開支持戒嚴的報道。其實當時的牟其中並沒有名氣，我之所以知道此人在我的《兒時瑣憶：小孩子眼中的文革之暗流湧動》中談到過牟其中其人。因為我們那裏都說他是和王震的兒子勾結上了，所以此時站出來一點不奇怪。如果說當時的高層裏有任何人敢於站出來公開宣稱鎮壓有理，那就非王震這個劊子手莫屬。不過雖然當時很多人不齒牟其中的行為，但牟其中從此之後一帆風順，生意越做越大，當然到後來翻船入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北島的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也許牟其中的發跡就是一個證明。
其實民意這個東西，必須有表達的渠道和方式才能產生效果。在一個民意不能自由表達的社會，不論多麽洶湧的民意都維持不了太長時間，很快就會隨風轉向。因為人的正義感總是暫時的，尤其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支持正義是要付出代價的，當一時的激情過去後，人更多的會在仔細比較利弊得失之後選擇放棄。時間能衝淡一切，所有不能忍受的痛都會隨著時間漸漸褪色，同樣也是人的正義感和對錯的分野。不要說國內的人們了，就說海外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通過六四血卡居留國外的人們，現在還有幾個在堅持？當初的站出來，其實對於絕大多數人不過是出於簡單的正義感和良知，不過隨著中共統治的穩定，總不能讓良知和正義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慢慢遺忘，能夠在心裏為六四保留一個角落已屬不易。看看每年的六四集會，除了香港人堅持了30年外，在海外的任何地方可有一個持續的有一定規模的集會？當然不要說別人，連我自己到了美國20年但都沒有參加一次六四集會。除了早期為稻粱謀忙碌之外，也是後來看到民運內部的各種亂象不願意與他們參雜在一起。還有一個原因也是出於恐懼，以前拿著中國護照就不用說了，即使後來拿美國護照了也不想被中共盯上以免回國探親時惹上麻煩。我想這也是大多海外華人的共同恐懼，當然以前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有限的時候，你在美國幹的事中國不知道，回國可能不會有麻煩。但現在中共在美國滲透如此之深，很有可能不知什麽時候就被盯上了，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越來越沒多少人敢於站出來發聲了。要不是看見香港的淪陷，可能這篇文章我也不會寫出來。這也是我特別佩服香港人的地方，我們一直認為香港人是經濟動物，但香港人表現出來的血性和正義感，讓整個世界汗顏。今天香港的淪陷，除了中共的凶殘外，其實很多西方政客也是幫凶，而國內的大多數人就更不用說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民意沒有一個有效的表達渠道時，你無法知道有多少人站在你這邊，因為你看到的媒體，新聞都是對你不利的，所以人人都會因為害怕而高估風險，自然就會退縮了。但當越多的人站出來時，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小，這個時候站出來為正義發聲對多數人而言也就沒有那麽艱難了，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而這個時候強大的民意才能堅持形成一種持久的壓力產生效果。而沒有組織的民意總是發散的，多元的，難以形成一種壓力，所以統治者自然可以忽略。
當時的人們持樂觀態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六四屠殺可以說是震驚了世界，從而形成了當時世界對中國的製裁。當時的民意可以說大家都希望西方的製裁能夠導致中共政權的垮台。可以這麽說，當時正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經濟，如果真正受到全世界的經濟製裁，那麽很顯然就像風雨中的一葉孤舟，絕對維持不了太長時間。當時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其實就來自於經濟發展，當經濟徹底破產時，那麽就可以說時中共徹底崩潰之時。雖然民意看似無用，那是因為對手掌握了一切權力。但如果有黨內的挑戰者想要利用民意上位的時候，這個時候強大的民意就可以得到宣泄而發揮作用了。不過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製裁實際上隻是當時西方政客對國內的民意的一種暫時應付，而像老布什之類政客的並沒有真正想要製裁中共的決心和行動，就成了一種典型的雷聲大雨點小的行為。就像前些年的民主黨政客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嘴上人權問題喊得山響，但並不能阻止他們私下與中共的利益勾兌。而政客們之所以將人權整天掛在嘴上，一是演給美國民眾看的，另外無非就是私下勾兌時的討價還價。所以過去二，三十年，雖然政客們整天喊著要製裁中國政府改善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可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任何改善，而好多美國政客卻像中國當官的一樣發了財，可以說這是美國政壇幾十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卻在今天成了見怪不驚。當時的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雖然天真，也許還抱有一種過於理想的美好幻覺，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於世界是開放的，是願意去接觸新世界新思想的。但今天的防火牆內的牆國人思維似乎已經完全固化了，失去了去了解外麵世界的願望和能力。
隻不過事實的發展讓大多數人失望了，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中共似乎變成了一隻過街老鼠，成為人人喊打的對象。隻是時間不長，西方的政客和資本家就開始與中共眉來眼去，技術和資金又開始流入中國，給中國的經濟輸入了新鮮血液。這樣一來，中共不僅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迅速垮台，反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現在已經開始挑戰美國的地位了。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有一種新的言論開始出來，認為當年的屠殺有理，沒有當年的屠殺，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發展。我對於這種言論甚至懶得駁斥。隻要看看這種言論在什麽地方傳播就明白實在是不值得一駁。這種言論其實主要流傳在海外，國內六四連提都不讓提，自然也就沒有這種言論的市場了。雖然可能還真有些人想在國內宣傳這種言論，但最高層一直是不願意讓任何人去觸碰這個禁區的，所以這馬屁似乎拍到了牛蹄上。最應該誇耀的人都不敢提的功績，我不知道究竟有誰好意思去舔。現在的年輕一代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知道89年的六四了，大概應該是十來年前發生在成都的一件真事。有人在六四這天在《成都晚報》上登了一個廣告：尋找六四死難者。由於晚報的編輯（肯定是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是怎麽一回事，居然就讓這個廣告在當天見了報。當然這算一起大的政治事故，至於怎麽處理當事人我就不知具體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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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過去一段時間後，紀念的人們越來越少。尤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們希望能夠搭上這班車，從經濟大潮中獲利。於是海外的國人有以前對中共政府持批評態度現在開始調轉槍口對準學生了，認為六四悲劇的首惡不是中共政府了，而是學生領袖才是這場流血悲劇的真正製造者了，尤其是柴玲因為一個采訪的講話更成為眾矢之的。似乎這種言論最早是源於一個和中國有點關係的美國人：卡瑪，拍攝的一部紀錄片。
卡瑪的父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韓丁。韓丁的妹妹妹夫大概是中共當政以後唯一一對取得中國國籍的美國人：就是著名的陽早和寒春。這二位是美國有名的共產主義者，不過這二人倒是言行一致，不喜歡資本主義的美國，就先去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後來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當然，文革後他們的孩子們又都回到了美國。不像現在有些人，呆在美國整天抱怨美國這不好那不好，讚美中國如何好，可就是打死也不回中國，或者暫時去中國工作一段時間，但還是將根留在美國。另外還有一個有中國國籍的美國人是朝鮮戰場的一位戰俘，後來在山東大學教英語。當初停戰時有十六位美國戰俘選擇了留在了中國，但最終隻有這一位留下來了，其餘的在中國呆了幾年後都選擇了回到美國，即使回國後要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卡瑪拍了一部紀錄片《天安門》，裏麵專門輯錄了采訪柴玲時她說到希望流血才能喚醒民眾的一段話。當然因為這部紀錄片柴玲要和卡瑪打官司，但最終是個什麽結果我也沒有關注，不過想來也不會對柴玲有什麽幫助。自從這部紀錄片出來之後，學生領袖就成了許多人指責的對象，因為他們的不妥協或者不退讓，所以他們要為六四流血付主要責任。尤其是柴玲因為那段話，更成為眾矢之的。
我不知說這種話的邏輯何在？首先學生有沒有能力決定流不流血？很顯然，無論學生做了什麽，是否流血的主動權從來都不是學生所能控製的，因為學生根本沒有製造流血的能力。最簡單的邏輯就是你隻能負責你所能控製的範疇，對於超出控製能力之外的東西，你就是想承擔責任也承擔不起。其實學生領袖對於整個運動的走向，完全缺乏控製能力，他們更多的是跟隨運動的潮流。比如運動初期大家都通過電視認識了王丹和烏爾開希，在當時民眾的眼裏，毫無疑問，這二位是天安門廣場的領導者。可是實際上，二位早就從廣場指揮部被排斥出去了，原因主要是因為王丹在五月20號戒嚴的時候，提出了撤出天安門廣場讓戒嚴令失效的建議。烏爾開希也是稍後提出類似建議被排除了領導集團。可見學生領袖不過是順應民意的產物，而不是引領運動的領袖，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引導運動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所以叫他們如何能承擔這個責任？但其實從另一方麵講，王震叫囂要殺20萬人保江山，說明有人就是要通過流血來恐嚇學生市民，讓他們今後再也不敢鬧事。所以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製造流血以便達到目的。
那麽這些學生領袖是否有足夠的領導力來引領這次運動？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可以看看這些學生領袖是如何產生的。我們稱六四為一場民主運動，那麽這些學生領袖是否有從事民主運動的經曆呢？我想除了北大的劉剛和王丹有一些經驗，其他人基本上都沒有類似從事民主運動的經曆。劉剛在北大組織了民主沙龍活動，主要是邀請一些自由派人士去北大講演。後來劉剛上研究生了，民主沙龍的組織者就由王丹承接。而民主沙龍應該隻屬於民主啟蒙運動，與真正參與民主運動的實踐，譬如像78年的北大學生參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可以說還有很大一段距離。好的啟蒙者與運動領袖之間也有很大的鴻溝，但王丹的經曆已經是這群學生領袖裏麵最有資格的人選了。可以說這群學生領袖完全就是被一個偶然的機會推到了這個位置上，比如烏爾開希是如何成為學生領袖的過程。烏爾開希憑當時在學校期間的表現，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人聯想到學運領袖的角色。我記得我讀過的《新觀察》的長篇文章講到427大遊行，學生的遊行隊伍被警察截住了。學生就和警察對峙著，當時的絕大多數學生心裏肯定是忐忑不安，不知該如何行動。就在此時，有一個人勇敢地站了出來，舉起大旗向警察隊伍衝過去。一旦有人帶頭，學生們都跟隨一起衝了過去，警察的防線立馬被衝垮了，遊行的學生隊伍從此一路順暢無阻。其實當事警察很多也不願去堵截學生，但上命不得不服從，一旦學生衝上去，很多警察也就就此退後，還有好些警察在學生衝過之後在後麵向學生敬禮。後來我從別的人的回憶中才知道，那個第一個站出來舉著大旗向警察防線衝過去的人就是烏爾開希，而烏爾開希就是憑此成為了六四學生領袖中最有名的幾位之一。可見在學生運動的初期，最需要的不是組織能力或者所謂的領導力之類的素質，甚至也不需要演說家的能力，最需要的就是一點勇氣，不論是血氣之勇或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其實當時的學生運動也沒有一場是由一個演說家煽動起來的，基本上都是有人振臂一呼，大群人就跟上來了。
所以當初的學生領袖多數僅僅是由於比別人稍微多了點勇氣成為了領袖，因為六四後來的影響，這些人一下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成了聚光燈下的焦點。要知道在學生運動的初期，幾乎沒有人會相信學生會取得什麽成果，所以學生領袖都麵臨秋後算賬的現實威脅。這樣的話，那些官方的學生會頭目，或者野心勃勃想以後在仕途發展的人都不會涉入。隻有基於信念，比如像王丹這樣在大學裏就開始從事民主啟蒙的人；或者有些就是頭腦比較簡單，或者有俠義之風，敢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才敢於站出來。所以我們才在5月份看見央視轉播學生與李鵬的對話中，看見學生領袖的表現差強人意。當然，給他們時間和機會，也許某些人能夠成長成為合格的領袖，也會有新的人選冒出來代替那些不合格的領袖。隻是因為六四的鎮壓，就永遠定格於那個時間了，不論合不合格，當時就是這麽一批人站在風浪的頂峰。有些人還據此指責學生領袖不尊敬國家領導人，似乎成了彌天大罪。不過在位者為老不尊，除了蠻橫之外，身上一點沒有上位者的風度，其實說起來更丟人。而像當時的上海市長朱榕基，後一任總理，與上海學生的對話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後任總理與前任總理確實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實正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六四是一場真正的自發的民眾運動，絕不是少數幾個人可以躲在幕後挑動起來的。民眾運動的最大特點恰恰是無法控製後果，因為沒有有效的組織，幾乎就隻能一條道走到底。隻有有一個強大的組織，才能在群眾運動中收放自如。而形成有組織的反對黨，在任何極權國家幾乎就是癡人說夢，基本上所有反對集團都被扼殺在萌芽之中了。所以基本上極權國家群眾運動一旦鬧起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失控。如此說來六四期間北京人民和學生所表現出來的自律，基本上可以說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下已經做到了極致，我不相信任何烏合之眾能夠比六四時期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做得更好。他們雖然可能在很多觀點上不同，但都有一個信念：不能做過火的事情讓政府有鎮壓的借口。但善良的人們沒能想到，他們可以直接開槍不用任何借口，隻是在開槍殺人之後再讓你閉口。
如果學生們在六月三號之前撤出天安門廣場，可能就不會有六三之夜的屠殺。因為民眾堵住軍車不讓軍隊進城的目的就是為了廣場的學生不會受到軍隊的直接威脅。當學生撤出之後，堵軍車的民眾就完全失去了行動的動力，也就不會有大量市民湧上街頭去堵軍車。但我們都是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這麽說，畢竟善良的人們誰會想到軍隊會大開殺戒呢？但為什麽撤出廣場的動議在當時一再被否決呢？其實站在當時廣場學生的角度一點不難理解。從學生運動初起，到事情一步步鬧大，學生所要求的無非是一個名分，希望政府承認他們的活動是愛國的，不至於到時候秋後算賬。但當時的政府就是不鬆這個口，本來趙紫陽的講話已經基本讓學潮平息了，沒想到馬上就出來一個426社論重新激化了矛盾。所以當520戒嚴令宣布時，如果說當時撤出天安門以避免事態惡化還能得到一些支持的話。但當戒嚴部隊被堵在北京城外之後，再主張撤出天安門無異於將自己放在案板上任人宰割。學生一旦撤出廣場，部隊進入北京實行戒嚴，可以說想抓誰就抓誰，而麵對抓捕，任何抗議都無法舉行，並且在戒嚴令下的審判會比正常情況下更加黑暗，這可是遠比當初學生想象的秋後算賬要嚴厲得多。在當時可以將戒嚴部隊堵在北京城外讓戒嚴令無法實施的現實情況下，呆在廣場等待轉機很顯然對大多數學生來說是一個更合理的選項。當時學生去尋求老軍頭的支持想取消戒嚴令，或者後來的胡績偉提議的召開人大特別會議都是在尋求解決方案。隻是所有的這一切和平的努力最後證明都是枉費。如果提前知道軍隊會開槍殺人，我想大多數學生可能都會選擇撤出廣場。隻是誰能未卜先知呢？
後人指責前人總是容易的，但我想絕大多數指責的人可能在當時的環境中也是一樣的表現，甚至還不如當時的人們。因為大形勢下其實個人所能做的極為有限，無非就是順應形勢。如果逆勢而動，基本上就是被淘汰出局的結果。當然如果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或者有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絕對是可以引領群眾運動的方向的。但遺憾的是當時都沒有，我估計以後也不會有。因為無論是政黨，或者一個反對的領袖，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間及時間才能成熟。不幸的是，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是絕對沒有反對黨成長的機會的。好多年前的中國民主黨案件，僅僅因為申請注冊一個政黨：中國民主黨，涉案的查建國，王有才等人就在監獄裏關了多少年，現在應該是出獄了吧。如果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新聞自由，反對黨根本就不可能有成長的空間，那麽自然無法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或者誕生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了。隻有當時六四成功了，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的反對黨，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正軌。
這也是我覺得最近流行的反思論有點可笑的原因。聽說是蘇曉康先生提出來的，雖然我對蘇先生個人還是抱有敬意的，如果他本人對其個人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反思也無可非議。但這種提出來要別人也反思的話題，似乎有些是為了彰顯一種道德優越感吧。反思的目的是為了今後避免類似的錯誤，可是對於一場你完全無法掌控的群眾運動，所有的反思都是緣木求魚。所有個人的反思隻能影響個人自己今後的行為，卻沒有辦法真正影響運動的參與者，而今後的運動的參與者肯定是不會知道這些海外的反思並采納他們的主張的。如果沒有一個組織將之實施，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樓閣。所以那些在大談如何反思以便能夠引導下一次運動成功的想法都是在構建美麗的海市辰樓。現在的海外民運已經被中共侵蝕得千瘡百孔，但凡有點風吹草動中共就知道了，更不要說能夠形成一個堅強的有效的海外組織對中共施加實際的威脅了。所以我認為所有這些反思論的宣傳者要麽太天真，要麽別有用心。通過對學生領袖的個人品質的抹黑，以及對運動本身的不斷反思，最後就是讓所有的人都沒有辦法從道德層麵上麵指責中共，將一件簡單的軍隊對市民的屠殺的反人類罪行，變成似乎是兩派政治鬥爭的結果。既然政治是肮髒的，那就誰也別指責誰了。當然，六四演變到後來結果肯定是有黨內政治鬥爭介入的因素，我後麵會詳細分析。但動用軍隊屠殺市民，確實是觸犯了人類社會的底線，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將來就有可能一再發生。我們今天紀念六四，就是為了讓人類社會記住罪行，不讓這種罪行重演。紀念六四，無關政治，甚至無關這場運動是否正義，唯一的目的就是紀念無辜死者，提醒全世界不要無視這種罪行。當一個政府可以幹出這種違背底線的事情而沒有受到懲罰，將來一定會幹出更邪惡的事情，全世界那些縱容了屠殺罪行的政府今天正在受到另外一種反人類罪行的攻擊。所以那些在六四紀念上要學生領袖負責，或者要反思鬥爭策略的，都是在帶風向，將一件簡單的事情非要複雜化，從而忘掉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屠殺學生市民的罪行。悼念六四死者，就是要與遺忘做鬥爭，讓罪行一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足夠了。在這一點上，我要對香港人民表達我最高的敬意。他們每年的六四都會帶著孩子在維園點燃蠟燭，紀念那些死者，並將之傳承到下一代不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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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討論一下為什麽六四可以發展到幾乎動搖了中共國本的地步。自從中共當政以來，從來不乏反對者。但這些反對者要麽被打進深宮，甚至被關進大牢，文革期間或者之前，被置於死地的也不在少數，比如林昭，遇羅克等人。但一茬一茬總有新的反對者冒出來，隻是這些反對者都是孤軍作戰，不僅沒有同盟，甚至好多根本不知道以前的反對者的存在，也不知道還有別人在做同樣的事情。所以這些挑戰者就像飛蛾撲火一樣，雖然前赴後繼，但基本沒有在社會上產生什麽影響。
文革之後，由於共產黨搞的那一套實在進行不下去了，所以從經濟的改革開放開始，整個社會總體上也比以前寬鬆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反對的勢力就比以前有了更好的成長空間。經濟的開放，使得更多人可以擺脫對國營經濟的依賴，經濟的獨立助長了人身自由的要求，所以改革開放後要求更多自由與權力就形成了一股潮流。
但是很顯然，這種要求更多人權和自由的想法肯定與共產黨掌權者的想法不一樣。但由於當時黨內的鬥爭，這些異議者就有了生存空間。像西單民主牆，就是某種程度上是鄧小平等為了推翻華國鋒集團在後麵推波助瀾才有了氣勢。不過當鄧小平一旦大權在手，兩個凡是派一下台，鄧小平實際上對於他無法控製的民主牆就想動手了。當魏京生貼出了那篇著名的第五個現代化的文章，這應該是文革後第一次有人清晰地提出了民主憲政體製的想法。當然我估計當時的魏京生對於民主憲政也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隻是看到了一個方向。但這想法已經讓鄧小平絕對不能忍受了，馬上就翻臉抓了魏京生等人，封了西單民主牆。所以從曆史看來，鄧小平在六四做出派兵鎮壓的決定並不是一時衝動，基本上就是一旦涉及權力問題，鄧是絕對不會退讓的。當時也有民主牆時代的戰友認為魏京生不應該貼出那篇警惕新時代的獨裁者的文章，惹惱了鄧小平才導致了西單民主牆被封。但其實是魏京生聽到了要封民主牆的風聲後才貼出了那篇雄文。
當北京的學潮在戒嚴令下達後，就基本上進入了一個死結。在戒嚴令發布之前，其實雙方都還有妥協的餘地。當然，所謂的黨內強硬派從來都沒有妥協的打算，他們從來都是霸王硬上弓，不管你說什麽。隻是黨內的自由派希望借這個機會來推行他們的政策，所以隻有他們得勢才可能有妥協的機會。但戒嚴令一宣布，就意味著妥協之路徹底斷絕。隻是沒有想到戒嚴令徹底激怒了北京人民，幾百年沒有經過戰火的北京沒想到在和平時期居然要進來幾十萬大軍，民眾紛紛上街堵截軍車讓戒嚴流產了。不過沒有組織的民眾最終還是沒有辦法阻止悲劇的發生，並且最後成為悲劇的主角。
造成悲劇的最大原因，簡單來說，就是示威群眾隻能遵紀守法，唯恐激怒對方大開殺戒，但對手卻可用一切手段激化矛盾。你沒有辦法采取任何主動行動，隻能跟隨對方的節奏，主動權完全在對方手裏。一群烏合之眾唯有被動的等待，等待著屠殺的發生而沒有任何有效的反製手段。唯一的區別在於當對手舉起屠刀時，是老老實實束手就擒，還是掙紮反抗幾下。但如果老老實實等待屠刀下來，當初何必起來反抗？老老實實等待割韭菜就完事了。就像屠殺後的今天，基本上沒有人敢於公開出來挑戰中共了，我們就看見了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的發生。所以群眾運動無論規模多麽大，如果沒有外力介入，在麵對獨裁者的時候，實際上就是雞蛋碰石頭。所以這次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最後還是隻能以悲劇收場。
雖然西單民主牆事件可以看作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次大的挫敗，並且對當事人的懲罰也相當嚴厲。雖然沒有像文革期間動不動就槍斃了，但魏京生也是在中共的監獄裏呆了十幾年，直到後來中美的人權交易將他送到了美國。但當時的人們似乎並沒有被這件事嚇到，反對者依然沒有退縮。尤其是當時的知識界和新聞界，雖然是戴著腳鐐手銬，但依然在想盡一切辦法發聲。所以才有80年代初期的反對精神汙染運動，起因是因為當時知識界由王若水發起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這純粹是一種理論上的探討，可能人的異化的討論碰到了鄧的底線，所以發起了整肅運動。一些知識界的著名人士受到點名批判，當然首當其衝的是當時《人民日報》副主編王若水，也包括文革前的文藝界沙皇—-周揚。周揚因為受到了批判而腦溢血發作一病不起，後來一直躺床上直至去世。
但知識界人士並沒有因為這個而退縮。確實，相對於於文革期間或者文革前，雖然這種批判看起來嚇人，但基本上自魏京生以後，就沒有人入獄了。相對開放的環境下，可以看到同伴的支持，就比較容易堅持。還有一個原因是經濟的多元化使得好些人可以不依賴體製生存，所以說話就有了底氣。並且越被批判，在民間的名聲越響亮。有的人出版的書被禁了，可是當時是書一被禁就走紅，禁書可以說是一種榮譽。有很多地下出版商會偷印禁書出售。並且大陸出不了的書可以到港台出版，報酬還豐厚一些。在當時如果一位知名人士居然沒有書被禁，在人們的心目中這人似乎有點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有了由科大學潮引起的反自由化運動，導致胡耀邦的下台。這應該是中共當政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潮，可見知識界這些年的努力終於見到了成效。之前的學潮基本上是孤立的，並且沒有清晰的政治述求，而86年的學潮可以說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不是像以前一樣都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記得當時我們大學裏麵也傳達了鄧小平的殺氣騰騰的講話，在這篇講話中鄧點了三個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劉賓雁和方勵之在當時是大名鼎鼎，無人不曉。劉賓雁反右的時候名聲就不小了，右派平反後一係列報告文學當時可謂洛陽紙貴，眾多有冤無處伸的人都希望能夠找到劉賓雁幫助，當時劉賓雁被稱為中國的良心。方勵之作為科大副校長，當時在科大的改革引領一時潮流。當時的科大是完全可以與北大清華一較高下，雖然科大地理位置完全不能與北清相比。並且方勵之先生還到處演講，傳播自由民主思想，可以說六四一代完全就是受到方先生的啟蒙，在當時的青年學子中影響巨大。可是大多數聽到講話的人都不知王若望是何許人也，包括我。後來我聽到一個說法，鄧小平本來想點的是《人民日報》的付總編王若水，就是前麵講過發起了人道主義與異化討論導致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的人。可能是鄧一時口誤，說成了王若望，或者鄧根本就沒搞明白王若水與王若望二人有何區別。當時王若望本來在全國的名聲不顯，不過托鄧的點名，一下名聲大振，成為了當時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當然，王若望先生雖然當時在全國名氣不彰，但骨頭還是很硬的。六四之後，三位先生都流亡到了海外，有家難回，並且今天都已仙逝，令人長歎。
雖然胡耀邦下台了，但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顯然也不願對當時的自由派人物進一步追殺。當時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宣傳部長朱厚澤也是盡其可能保護自由派人物。當然被鄧小平點名的例外，不過最多也就是開除黨籍。還有一些知名人物也受到整肅，比如作家白樺也被開除軍籍，是否還有黨籍我就有點不確定了。但這種政治迫害並沒有讓人們屈服，反而讓這些受到迫害的人們在民眾裏麵有了崇高的聲譽。方勵之從科大副校長離職赴京，科大上千學子聚集在合肥火車站為方勵之和校長管惟炎送行。導致當時駐在科大的教委主任緊急改變了管，方二人的行程，直接用小車將二人送到下一站上火車。而北大學生更是直接選出了李淑嫻為海澱區人大代表，這是中國公民所能夠選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了。還有劉賓雁在作家協會主席團選舉中全票當選。這一切表明似乎當時中共的打壓對於異議者起不到什麽效果， 雖然鄧小平的講話聲色俱厲，但聽眾並不買賬。
當89年到來時，注定了這不會是一個平凡之年。首先年初許良英先生發起了一個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魏京生自從入獄之後，從來沒有人敢公開站出來為他說話，基本上在年輕一代中已經沒多少人知道這位前輩了，就有點類似今天六四在中國的處境。而由許良英牽頭發起的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簽名，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觸犯了鄧小平的逆鱗。因為就是魏京生的警惕今天的新的獨裁者一文，讓鄧小平撕下了麵紗，查封了西單民主牆，並將一些民主牆的老人送進了監獄。而許良英的接連兩次的公開要求釋放魏京生的聲明，無疑是在抽鄧小平的耳光，並且這份公開聲明征集到了不少當時的知識界名流的簽名。這同時也是表明當時的知識界雖然一直受到打壓，但當時的人們似乎已經不再懼怕，敢於出來公開挑戰了。
1989還有一件其實可以載入史冊的事情，就是人大公開否決了李鵬要強行上三峽工程的企圖。李鵬為首的前水利部的人一直在推三峽工程，但前總理趙紫陽對之缺乏興趣。當李鵬當上總理後，就計劃在當時的人大強行通過修建三峽工程的決議。在得知李鵬想在人大期間強行通過修建三峽工程的想法之後，以戴晴為首的反對三峽工程的人們，馬上收集了各個方麵專家的反對意見，加急出版了一本書《三峽，三峽》，據說是創下了出版界的一個記錄，從決定出版到書印刷好大概是46天還是56天。當人大政協開會時，每個代表的床頭都擺上了一本《三峽，三峽》。當然，那時的人大政協不像以前或者後來，純粹是一個投票機器。其實人大政協代表敢於起來反對政府決策的曆史並不長，我還清楚記得報紙第一次報道台灣代表黃順興在人大提案公開出來表示反對就是在這之前不久的事情。雖然文革中有陳少敏沒有舉手讚成開除劉少奇，但隻是不舉手，而不是站出來公開質疑。還有那是黨代會，不過在中國中共幾大與人大政協並沒有本質的差別。雖然黃順興當初挑戰的隻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受其鼓勵，越來越多的的代表敢於站出來表達反對意見了。三峽工程被否應該是中共統治下第一次政府的決策被人大否決了。這也是後來六四期間中共無論如何不敢召開人大會議的原因。當然，隨著六四槍響，三峽工程的反對者四散逃亡，或者入獄，或者到了海外，剩下的人也都不敢發聲了。在六四槍聲的護駕之下，人大後來就通過了三峽工程。千秋功罪，留與後人評說，但一項工程的上馬，居然要靠屠殺保駕，也可算是天下奇聞了。
隻有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為什麽六四能夠達到如此的規模，以及廣泛的民眾參與。雖然共產黨一直在打壓不同意見，但當時大家對於這種打壓已經不再懼怕了。不管鄧小平講話如何嚴厲，但在當時的年輕人心中不過是色厲內荏罷了。當時的年輕人應該對文革還有印象，但多數都認為當時的共產黨已經不是文革時候的毛的黨了。大多數青年學子也根本不知道魏京生和西單民主牆的事情，對鄧小平的鐵血手段完全沒有認識，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才敢於出來挑戰現存秩序，所以才有了因為胡耀邦之死導致的風波。
胡耀邦86年被幾個政治老人以非法手段搞下台本來就讓諸多人士不滿，尤其在當時的知識界。不管對胡耀邦這個人評價如何，當時的知識界不少人是當年被胡耀邦解放出來的，並且在以前的整肅中，胡耀邦總是盡其能力保護異議者。像劉賓雁因其敢言一直是好多人的眼中釘，但因為胡耀邦的保護一直沒有大礙。所以不難理解當胡耀邦突然去世時當時知識界的反應，而青年學子自然是衝鋒在最前麵的。由胡耀邦追悼會開始引發的衝突，由於當權者的傲慢及遲鈍，導致事情一步步激化。其實這中間有多次可以緩和的機會，但都由於僵化的體製導致的僵化反應使得事態逐步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麵。還有一個因素是當時的經濟改革也進入了瓶頸，到底該如何走誰心裏都沒有數。而改革引起的當時物價飛漲，再加上當時由於價格雙軌製導致的官倒猖獗，引起了普通民眾的不滿正好加劇了當時的衝突，所以民怨沸騰。到底是順應民意，還是一意孤行，就成為當時當權者的選項。隻是當權後從來沒有順應過民意的中共基本上就隻有一個選擇：就是對抗到底。
由於中共當局一直不願意認真聽取民眾的意見，而當時的青年學子也是沒見識過共產黨的血腥手段，根據以前的經驗，認為中共不過如此而已。當然也與黨內的派係鬥爭有關，再加上當時的知識界的力挺。從《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海南紀實》，甚至《人民日報》和央視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下，89年的學潮最終從天安門絕食開始演變成為全民的運動。在學生絕食以後，當時的總理李鵬終於與學生有了一次對話，這次對話由央視直播了。這應該是中共當政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民間與官方的對話。當然，可以說對話雙方都乏善可陳。不過一點不奇怪，一方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外一方初出茅廬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雙方都沒有這種對話的經驗，基本上是雞同鴨講。學生肯定是希望對話有效果，而官方則完全是應付，官方的傲慢及毫無誠意反而更加激怒了學生，所以自然是不歡而散。而學生們更沒想到的是對話完後，一方就直接去準備戒嚴了。
我們從小學過：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所以我們認為壓迫越厲害，反抗也會越強烈。當然這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的。湯因比的《曆史研究》講到文明的產生需要外麵自然環境的挑戰，但自然條件的挑戰不能超過一定限度。在熱帶地區，由於生存太容易，環境沒有挑戰性，所以產生不了文明。但在自然條件太嚴酷的地方，在緯度靠北的地方，同樣也產生不了文明。世界各大文明都是誕生於溫帶，這是地理決定論。其實政治上的反對派的形成也是同樣的道理，必須得有反對派成長的空間。在文革中或者以前，反對派根本就無法集結起來形成規模。隻有在文革後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反對派才能成長起來。雖然一再有打壓，但這種打壓相對以前隻能算毛毛雨，並且為了吸引外資的各種措施使得經濟上的獨立性增加，再加上自魏京生以後基本上沒有人因為言論而導致牢獄之災了，所以就有越來越多的人敢於站出來發聲了，這才是六四學生起來之後有那麽多的人站出來支持的原因。但因為沒有結社自由，沒能形成一個集團或政黨，所以基本上是群龍無首。主要原因在於一是當時的反對派還沒有形成要組織一個反對黨的共識，很多人還希望能夠改造共產黨成為一個類似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的幻想。即使有看得遠的人認識到了組黨的重要性，但也不敢輕易嚐試，魏京生的例子其實殷鑒不遠。
但如果六四沒有走到戒嚴一步，而是和平解決了，學生組織生存下來了，其實就可以開始組黨嚐試了，可以看做是中國憲政的開始。這也是當初黨內有些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承諾不秋後算賬的原因。當事情暫時平息後，就是開始清算打壓學生領袖的時候，絕對不能讓任何組織做大，這其實是共產黨的一貫思維。而這種打壓很顯然會激起學生的反抗，反抗導致對抗升級，所以某種程度來說，89年可能就是決戰年了，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一年，看來似乎流血衝突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是不可避免了。六四之後的一係列行為，比如打壓法*輪*功，中國民主黨案件，08憲章簽名最後導致劉曉波在聖誕當天被判重刑，可見他們容不下任何有組織的異議者，當然到今天連個人的異議者也都成了比大熊貓還珍貴的物種了。89之前的10年成為中國人記憶中一段難得的相對有一些基本言論自由的時光，隻是那段時間一去就再也回不來了。現在的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我們曾經擁有的這些自由，以及當年還頗有幾分風骨的人物。不過想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讀到民國人物的風骨及看到後來同樣一個人的不堪之後，絕大多數人的所作所為其實還是依賴大環境的。當然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保持自我的人不是沒有，隻是從來這種人都是罕見物種。並且在沒有言論自由及人身自由的環境下，他們被默默湮滅而不為人知。隻有在有基本的自由環境下，這樣的勇士的堅持才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先行者，才能引領人們前行。但在中國，像劉曉波這樣的殉道者隻能在極少數人的視野之內，而根本不為大眾所知，或者在大眾眼裏成為邪惡的象征，因為完全沒有發聲渠道，我其實不知道這樣的犧牲是否有意義。其實今天的美國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就是自由的逐步喪失。隻是從前是自由的多或者少的問題，但當媒體被全麵控製後，再加上高科技公司的控製，尤其最後的選舉被操縱以後，就是自由的有和無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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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六四學運風起雲湧之際，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學生運動真有可能成功。當然，這裏的成功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成功，遠遠談不到像某些人假設的學生領袖立馬掌握國家權力。我不知道什麽人會腦洞大開到這種地步，認為學生領袖馬上就成為國家領導人。這並不是我杜撰，隻要看看多少人說過，如果讓六四這班學生領袖當政，看看他們的德性，會將國家帶到什麽地步。其實六四學生領袖的德性雖然不咋地，但也並不比廟堂之上的那些人差到那裏去。隻不過當一個人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你就不大能見到他的德性了。我接下來會討論六四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以及成功後將會是怎樣一個局麵。但我這裏說到的成功其實是一種最基本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就是學運誕生的學生組織可以合法生存發展，某種程度上實行了真正的結社自由，可以組織反對黨，有了一個憲政國家的雛形。當然，完善憲政其實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稍一不慎就可能重新回到起點。但如果沒有開始，一切都無從談起。
就像我前麵一再談到的，六四之前的中國的言論自由應該是中共當政以來最寬鬆的。不過這種寬鬆基本上是基於個別領導人的開明及當時的大環境，並沒有製度和法律的保證，所以隨時可能被剝奪。就像80年代中期我聽胡平的講演講到的問題。當時胡平被譽為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先驅，到處宣傳言論自由，並一再主張要在法律上保障言論自由。有一次胡平到我校演講，當時有同學提問，說到當時的言論自由還不錯了，為什麽還要大力宣傳言論自由。胡平當時回答，如果沒有製度的保證，當換了一個對言論自由不那麽寬容的領導人，很有可能我們今天享有的自由馬上就沒有了。不幸而言中，可以說自六四以後，一代一代下來，是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我記得香江才子陶傑說過他當初為什麽會從英國回到香港，是因為他對江澤民先生有信心。隻是沒想到從江到胡，再到二百斤，香港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陶傑先生現在隻好重回英倫。所以六四學運的述求除了大家當時都關注的官倒問題，要求新聞立法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述求，還有就是結社自由。但這些述求恰恰是中共絕對不會答應的。我記得陳雲說過：共產黨當年就是利用了民國政府的新聞法作為掩護宣傳共產主義，所以共產黨絕對不立新聞法，讓反對的人鑽空子。所以我認為，如果六四學運沒有在結社自由和新聞立法上取得進展的話，其實所有別的述求都沒有任何意義，跟中國傳統的盼望青天大老爺沒有什麽區別。雖然多數參與者都還停留在這個階段，但領導者或者背後出謀劃策的已經認識到這點，合法的高自聯其實就是將來的反對黨的雛形。
那麽，學生能否達到他們的目的呢？很顯然，就像我前麵一再強調的，如果沒有外力介入的話，群眾運動實際上不會取得任何成果。但六四恰恰引發了中共內部的爭鬥，所以就增添了不少變數。其實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鐵板一塊的政黨，當你看一個政黨是鐵板一塊的時候，隻是因為外界壓力不夠大，沒有引發內部的衝突；或者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所有人不得不同舟共濟。而很顯然，當時的中共內部確實是有兩大派：就是通常所說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派的共產黨人追求的是一種人道的社會主義，可能他們的理想就是成為北歐的那種社會民主黨。而保守派肯定不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更多程度上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考慮的是如何保住權力和財富。其實我從來不認為中共內部的保守派是一群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隻不過共產主義是權力集團保住他們既得利益的最好工具而已。
由於文革的影響及對文革的反思，當時中共內部希望將中共演變成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在黨內相當有市場。尤其鄧小平為了縮小老毛餘孽在黨內的影響，提倡幹部隊伍的知識化和年輕化，將很多知識分子吸收進黨內，並畫了一些學曆方麵的硬性規定來提拔幹部，所以當時的中共幹部隊伍其實還是相對高學曆的。而這些知識分子上台後，在對文革絞肉機式的鬥爭經曆反思之後，某些方麵與民間的要求更多個人基本權力的要求不謀而合，所以這才是六四之前雖然民間運動一再被打壓但卻愈演愈烈的原因。
當89年因為胡耀邦之死導致的學潮初起時，沒有人想到民間的學潮最終會導致黨內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決戰而徹底扭轉了中國的方向。其實六四學潮最初的述求主要是反官倒，至於要求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是後來才提出的，而當時人們心目中最大的官倒就是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和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所以當時人們最主要的目標其實就是鄧小平和趙紫陽。麵對民間的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趙紫陽選擇順應民意，但鄧小平認為這是對中共權力的挑戰，采用了絕不退讓的策略。當然，任何要求基本自由和權力的要求都是對統治階級的挑戰。雖然當時的主要當事人學生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力的想法，但這次的挑戰確實導致了共產黨內部的分裂。除了在學潮處理上的不同意見，很顯然，趙紫陽對於鄧小平的垂簾聽政是心懷不滿的。作為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總書記，親眼看到前任胡耀邦被鄧小平隨便拿下，我想趙紫陽難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如果89年的學潮處理得不好，趙紫陽很有可能作為替罪羊下台。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自然不甘像胡耀邦一樣束手待斃，所以就有了一些動作。如果沒有89年的學運，趙紫陽大概率不會與鄧小平分裂，他會韜光隱晦等到鄧小平死去或者完全失去了操控能力的時候再大展宏圖。但因為89年的學運，趙紫陽不甘心處在一個岌岌可危的位置，所以采取了一些反擊措施，這樣就導致了共產黨黨內分裂，也給了學生和知識界一線希望。趙紫陽也在接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的講話就明確指明鄧小平才是真正當家的人，很顯然就是不甘背鍋的舉動，也將黨內分裂公開了。
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公開後基本上就算是趙紫陽與鄧小平公開決裂了。如果後來事情按趙紫陽的設想發展就意味著鄧小平的垂簾聽政的結束，這當然是鄧小平不能接受的。當然後來坊間有各種說法，李鵬，王震如何給鄧小平進讒言的版本，但歸根結底，還是鄧小平的絕對權力受到了挑戰。所以無論如何，六四屠殺的元凶就是鄧小平，別人無非是幫凶或者劊子手的角色而已。當鄧小平決意舉起屠刀時，趙紫陽其實這個時候是唯一有機會改變曆史走向的人。但關鍵時刻，趙紫陽缺乏壯士斷腕的決心，或者說某種程度上是黨性最終戰勝了人性，不想讓分裂黨的罪名落到自己頭上。但最終還是給定上了分裂黨的罪名，雖然這個罪名安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身上看起來有點可笑，有點周伯通左右互博的意思。
其實在因為六四落難的人群之中不乏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比如劉賓雁，就一輩子認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就如同他以前寫的《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一樣，而不承認鄧小平等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但這些還有點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人在黨內高層中是站不住腳的。其實就有點像白樺的電影《苦戀》一樣，他們是深愛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希望建立一個民主的共產主義。可是這個黨卻一直打壓他們，現實中的共產主義從來不是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其實不是共產主義在中國變了樣，而是他們看不清共產主義的本質。但是當麵臨是否擺脫共產主義去爭取自由和人權時，這些黨內的自由派高層往往並不願意脫去黨員的身份。除了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之外，其實很多人，尤其是黨內高層，往往有很多的現實利益考慮。就如李南央在談到其父李銳時說到：作為一名黨內高幹，他享有很多利益和特權，而這些利益就如一張羅網將其包裹起來，從此以後終身無法擺脫了。所以他們能夠在一定範圍內支持學生和市民的述求，但當到了決戰的時候，所有人都退縮了。趙紫陽在關鍵時候就是如此。一方麵，他無法支持對學生的鎮壓，因為這違背了最基本的良心。但他卻無法站出來公開挑戰鄧小平，或者說他不敢站出來挑戰。所以在戒嚴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他去了天安門廣場，對學生語重心長地講了一番話。實際上有點像羅馬總督彼拉多在要將主耶穌訂十字架時，出來當眾洗手，並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
我們這裏可以同樣比較一下前蘇聯共產黨的人。比如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批人被稱為蘇共20大的孩子，因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最震撼的事件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當聽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他們的心中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就徹底坍塌了。他們認識到並沒有什麽人道的共產主義，所以對於共產黨統治的垮台，他們沒有任何留戀。好像是戈爾巴喬夫後來說過，當他聽到秘密報告的時候，心中就有了一個信念，一定要埋葬這個不人道的製度。但像中共內部包括趙紫陽在內的自由派高幹，雖然經曆了文革的慘痛經曆，似乎依然對社會主義製度還抱有信心，而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以埋葬這個摧殘人性的製度為己任。所以當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時，趙紫陽不是站出來公開反對，而是到廣場跟學生道別之後就完全甩手了。而趙紫陽在當時是唯一有可能扭轉事件發展的方向的，就在此時對黨的忠誠戰勝了身上的責任。當然很多人說到趙沒有軍權，所以站出來也無濟於事，但我認為並非如此。雖然趙並沒有掌管軍隊一天，但他是名義上的軍委第一副主席。最重要的是他是總書記，中共一直強調的是黨指揮槍，所以作為黨的總書記，當然擁有指揮軍隊的最高權力。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民心可用，就如我前麵說到過的。不僅民間社會反對戒嚴，連中共高層及軍隊高層對於戒嚴的反對聲浪也很大，眾多老軍頭及現役將領都對戒嚴不滿。鄧小平無論資曆多老，在軍隊經營多少年，還遠遠到不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軍中原來的三野，四野的勢力其實都對鄧小平不滿。關鍵是戒嚴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與共產黨一貫的宣傳相違背，所謂師出無名就是如此，所以才引起如此多的人出來反對。但所有這些反對勢力缺乏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來整合所有力量，所以在十幾天後就被各個擊破，沒有形成一股勢力。在當時的情況下，趙紫陽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能夠整合所有黨內外勢力的領袖。不過在趙自己放棄了的情況下，所有的反對勢力就除了空喊幾句外而沒有辦法采取任何行動。黨內的大多數反對派事後還可以在黨內混飯，可憐的就是北京的市民和學生慘遭屠殺。
這裏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前蘇聯的819政變。當時以副總統和國防部長為首的政變集團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然後軍隊進入莫斯科準備鎮壓示威群眾。當時的局麵就有些類似戒嚴部隊被北京市民堵住了的情況。但如果反對群眾沒有人領頭，雖然總體而言，蘇聯軍隊對平民開槍鎮壓的底線比起中國軍隊肯定高一些，但如果沒有一個有威望的反對派領袖人物站出來，時間一長就不好說了，因為前蘇聯也不是沒有動用軍隊鎮壓平民的曆史。可是關鍵時刻，葉利欽走上大街，直接對軍隊講話，於是軍隊一下就瓦解了，政變就流產了。可以說葉利欽當時跟軍隊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但因為其合法身份，一旦站出來局麵就不一樣了。所以說如果趙紫陽能夠公開站出來對抗鄧小平的戒嚴令，因為其合法的身份，再加上黨內外及軍隊內部廣泛的支持，可以說鹿死誰手還尚未可知。就簡單說到軍隊，除了七上將的公開反對戒嚴的信，包括入京的戒嚴部隊的現役將領反對的人也不少。520戒嚴令宣布時除了徐勤先的公開反對，私下裏反對的也肯定不在少數。甚至到了六三之夜，依然有28軍的消極對抗。所以到時候鄧小平還真不一定能夠指揮多數軍隊。但因為反對的力量沒有能夠在一個領袖的指揮下集結起來，所以就被一個一個慢慢收拾掉了，或者見形勢不對就轉向了。
這裏趙紫陽與葉利欽的區別在兩個方麵：一是對黨的歸屬感不同。葉利欽可以說對於蘇共是沒有一點認同感了，對於毀掉蘇共完全沒有心理負擔，而趙紫陽並不想與中共決裂。還有一個是勇氣，葉利欽決定走上莫斯科大街時，就表示他已經徹底與共產黨決裂了，一旦失敗可以說將跌入深淵，萬劫不複。但趙紫陽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雖然當眾洗手也是一種態度，但畢竟沒有公開與共產黨對抗。即使失敗了，雖然政治生命終結了，但基本生活權力還是有保障的，畢竟鄧小平不是毛澤東。所以趙紫陽的態度就決定了六四必然以悲劇收場。其實中共建國以後的內鬥，基本上都不是以取人性命為目的，隻是終結政治生命，這樣可以避免對手孤注一擲。比起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文明多了。所以文革初起，劉少奇也指望能夠回老家做一田舍郎，隻是沒想到老毛已經不給他這個機會了。有了劉少奇的前車之鑒，林彪到時候就不惜鋌而走險了。但文革之後黨內形成了共識，不再從肉體上消滅對手，所以大家都能相安無事。當然發展到今天200斤當政後似乎以前的那些共識又沒有了。今天中共的內鬥比起以前血腥多了，這就是後話了。
可能有些人會擔心趙紫陽一旦站出來公開對抗，有可能引發大規模內戰，從而造成生靈塗炭。所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想法下認同鄧小平的鎮壓。但從當時的格局看來，根本不會有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大規模內戰的前提要雙方首領決不妥協再加上各有一批堅定的追隨者。但很顯然，不論鄧小平還是趙紫陽身後的追隨者都是因為利益或者理念相同而站在一起，根本就沒有生死與共的決心。所以當一方勢大的時候，對方馬上也就土崩瓦解了。其實就跟蘇聯819政變一樣，看起來很強大的一個集團可能瞬間就瓦解了。鄧小平不論是當時還是以後都沒有像老毛當年一樣被封神，所以也不會有堅決捍衛他的紅衛兵。而當時的眾多地方大員都在觀望形勢，無非就是等待鄧小平和趙紫陽之爭塵埃落定，可見就是在黨內高層裏麵都沒有認定鄧小平已經勝券在握。雙方之爭主要還是政治和宣傳領域，軍隊在某種程度上隻是一種威懾力量，基本上不會在黨內鬥爭的時候應用。所以內戰其實是根本不會打起來的。但當趙紫陽放棄了鬥爭之後，自然所有的資源都能夠被鄧小平調動了，這才有了六四之夜的大屠殺。當然，如果趙紫陽公開抗爭失敗，軍隊肯定還是要進京。不過這個時候我估計廣場學生肯定早就散了，市民也不會上街堵軍車了。所以普通市民和學生估計會少死一些，但趙紫陽估計可能就要進秦城了。當然，也可能反過來，鄧小平在秦城度過餘生。
當趙紫陽當眾洗手放棄後，就意味著黨內自由派徹底失勢。從此之後，黨內自由派就沒有了公認的領袖了，成為一群烏合之眾，自然就隻能任人蹂躪了。文革後黨內集合起來的一群還有著某些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高幹，和文革後希望改造共產黨而入黨的一群人，六四之後，要麽被流放或者驅逐出黨，或者在黨內被邊緣化了，還有少數公開宣布退黨的，當然也有不少開始同流合汙了。總而言之，就是共產黨內部的健康的改良勢力已經徹底式微。當黨內自由派失敗後，也意味著學生運動的徹底失敗，從此之後中國就不會再有大規模的挑戰現存秩序的運動了。雖然還有個別人的抗爭，但已經無濟於事了，中國民主化的機會就此流失。就像後來的簽署《08憲章》活動，除了讓劉曉波進監獄外在社會上沒有任何反響。有些人假設如果學生從廣場撤出，回到校園繼續堅持長期抗爭。將來也許會有轉機。不過，在我看來這些想法太理想化了。即使學生撤出廣場，但趙紫陽已經離開了權力中心，並且在戒嚴令下學生領袖除了逃亡就是進監獄，還怎麽能夠堅持抗爭？任何成型的學生組織都被會取締，黨內整肅也會照常進行，我確實看不到任何翻盤的可能性。唯一的差別就是六三之夜會少死一些學生和市民，但戒嚴令下對學生的清洗及學生可能的反抗同樣會導致不少的流血事件。所以可以這麽說，當五月19日夜晚趙紫陽去到廣場對學生講話時所有一切都注定了。
這裏再加幾句談談如果趙紫陽勝利之後中國的可能走向。一種可能是趙紫陽繼續自由化的路線，中國憲政逐漸走上正軌，而趙紫陽也像蔣經國一樣實行民主化，認識到共產黨並不天然就是執政黨，而是讓人民來選擇。這樣的中國會漸漸向一個正常國家過度，當然也不能排除後麵的繼任者又開倒車回頭的可能。但其實另外一種可能性也不小，就是趙紫陽上台後為了永遠執政，在權力穩固後就對要求自由民主的勢力進行打壓。就像鄧小平在上台前在後麵支持西單民主牆運動，但一旦權力穩固後立即取締了西單民主牆，並將魏京生等人送進了監獄。到底會是什麽結果，曆史沒有假設，所以我就不做猜想了。但在89之前，趙的智囊團就有人在宣傳“新權威主義”，其實後麵的潛台詞就是鄧小平作為老一代的權威已經過時了，新時代需要能夠與當今世界打交道的新權威。當然，我當時從裏麵讀出的依舊是權威主義。不過，趙紫陽要想一手遮天會遇到比鄧小平更多的反對，就像鄧比起毛的權威就消退了不少。所以到底中國會如何演變依然未可樂觀，不過再壞也不會比六四鎮壓的後果更壞。
六四作為中共建國後最大的一次群眾運動，可以說已經做到了群眾運動的極致。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就是從全世界來看，也很難找到類似的例子。並且成功地引起了中共內部的分裂，隻是關鍵時刻因為趙紫陽的退縮而功敗垂成。如果說六四時對決的對手不是鄧小平，而是陳雲或王震薄一波之流，趙很有可能就放手一搏了，並且勝算極高。隻是曆史沒有假設，所以隻能說中國人命該如此。麵對鄧小平，除了前麵說到過的趙不願脫離共產黨外，也是自覺勝算不高而不敢孤注一擲。當然正如我前麵所說的，趙未必沒有勝算，但趙對提拔自己的恩師不敢公開對抗，也就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人民創造曆史，某種程度是對的。沒有學生和市民的抗爭，六四走不到後來的地步。趙紫陽很有可能會像胡耀邦一樣被作為學運處理不力的替罪羊黯然下台。但當事情演變到戒嚴時，關鍵時刻其實還是英雄創造曆史。趙紫陽被推到了曆史的轉折點，他也是當時在那個位置上唯一可以改變曆史的人物，但卻沒有做好準備自然就被曆史淘汰了。這也造就了當今的中國現狀。
（後記）
我的六四回憶到此就截止了。過去32年淤積於心中的話一旦噴湧而出，也算了卻了一件心事。就如我在開篇時說過的，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淪陷激起了我的憤怒，讓我覺得我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其實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能夠在六四當天親自去一趟維園，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可見人生無常，願望要盡早去實現，不然悔之晚矣。在寫作的過程中，讓我又重新回想了以前發生的一切，並讓我有些不太清晰的記憶複蘇。也理清了一些以前沒有認真思考或者不太明晰的思路。作為一個六四的旁觀者，雖然我不是整個過程的親曆者，不清楚有些具體細節。但作為一個邊緣參與者的32年的思考和回憶也自有其價值。作為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一件大事，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軌跡都被六四改變了。所以我認為我們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可以並應該寫出自己的六四回憶。我自認為從我的角度寫的六四回憶在眾多的回憶中有其獨特價值。也可以鼓勵每一個雖然沒有在北京經曆六四的一切，但有自己的經曆和感悟的過來者都可以寫出自己的六四回憶。就正如我在開篇中說過的，他們想讓人們遺忘，我們的對抗就是不斷重新提起。每一篇回憶都是對抗遺忘的武器。
其實在寫作的過程中，除了為故國過去的一切痛心外，我更多的是想到美國，想到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六四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過程，很多人因為六四而流亡海外，為了自由而有家不能回。但今天我們生活的自由世界卻正在一點點喪失自由，一步步走向1984，這才是我最大的憂慮。其實我們美國今天的形勢在某種程度上就有點類似六四時候的中國，抗爭的成敗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今後的走向。我們當年在中國目睹了自由喪失的過程，希望我們的人生中不要再一次見證這個過程。當然，我們需要感謝美國開國國父們的智慧，給我們保留了很多抗爭的手段。我們今天並不像六四學生一樣是一群烏合之眾，我們還有憲法修正案的保護。但更為關鍵的是這是一片神所應許的土地。God bless America，這不僅是一個願望，而是美國這個國家過去曆史的證明，我相信神的旨意必將得到成全。這裏要謝謝諸多網友的鼓勵及支持，也謝謝有些網友指出我的某些記憶錯誤。願上帝保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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