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在一種可怕的新疾病被正式命名為“Covid-19”的同一天，一個由美國和中國科學家組成的團隊發布了關鍵數據，顯示該病毒的傳播速度以及對哪些人最致命。
世界各地發布的健康警告都在援引該研究，它似乎成為了危機時刻國際合作的典範。
然而，幾天之內，研究人員悄悄撤回了這篇論文，以一條信息取代，告訴科學家們不要引用該論文。一些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個異常的舉動，但整件事在新冠大流行病的恐慌中很快就消失了。
現在我們很清楚的是，這項研究並不是因為研究錯誤而被刪除，而是在一項對科學的打壓行動中，在中國衛生官員的指示下被刪除的。這一努力為早期新冠病例，例如那些該研究提到的病例的出現時間蒙上了一層陰影。
“從中國獲得任何信息都很難，”其中一位論文合著者、佛羅裏達大學的艾拉·朗吉尼說。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首次公開描述了該研究被撤回背後的故事。“太多信息被掩蓋，被隱藏。”
中國政府讓科學家封口、阻礙國際調查，以及對關於大流行病的在線討論加以審查，這些均有據可查。但北京對信息的控製比許多流行病研究人員所意識到的要更為深入。《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其審查活動將目標對準國際期刊和科學數據庫，動搖了共享科學知識的基礎。
中國科學家因政府的壓力而隱瞞了數據，從公共數據庫中撤回了基因序列，並修改了向期刊提交的論文的關鍵細節。時報對十幾篇被撤回的論文進行審查後發現，西方期刊編輯出於不明原因同意了修改或撤回了論文，從而給這些行為提供了幫助。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團體讓混亂的數據和不準確的時間線有了可信度。
這種對科學研究的審查並沒有全麵奏效：例如，仔細檢閱後，仍然可以在網上找到2020年2月論文的原始版本。但這場運動使醫生和政策製定者在世界最需要的時候無法獲得有關該病毒的關鍵信息。它在歐洲和美國滋生了對科學的不信任，因為衛生官員引用了來自中國的論文，而這些論文隨後被撤回。
這場壓製行動至今仍在持續滋生錯誤信息，並阻礙了確定病毒來源的努力。
近日，這樣的審查進入了公眾視野，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發現了中國研究人員於2020年1月從武漢市場收集到的、但對外國專家隱瞞了三年的基因序列數據——全球衛生官員稱這一延遲是“不可原諒的”。
序列顯示，在病毒基因物質留存的同一位置發現了一種類似狐狸的動物貉留下的基因特征，這一發現與病毒從市場上非法交易的動物傳播給人類的情況相符。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沒有回應置評請求。在本月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疾控中心的科學家稱這種批評是“無法容忍的”。
幾乎無法將這種信息壓製歸咎於單一動機。對北京來說，控製和塑造信息是理所當然的事，尤其是在危機時刻。但一些審查改變了早期感染的時間線，早期的感染是一個敏感話題，因為中國政府在應對疫情是否足夠迅速方麵麵臨批評。
沒有證據表明審查製度旨在掩蓋大流行起源的某個場景。一些科學家認為，新冠從動物自然傳播到人類。另一些人則認為可能是從中國實驗室傳播的。雙方都指向那些被審查的數據以支持他們的理論。
但他們在一點上達成了一致：中國政府對科學的控製扼殺了對真相的探索。
“我認為有一個嚴重的政治議程正在影響科學，”悉尼大學生物學家愛德華·霍姆斯說，他是分析了含有貉DNA序列的小組的成員。
該小組將他們的發現告知中國研究人員，不久後這些基因序列一度從全球數據庫中消失。霍姆斯表示：“我們在偷偷摸摸討論被刪除的數據，走到這一步實在是可悲。”
不斷變化的日期
在一段短暫的時期裏，新冠病毒似乎挑戰了中國臭名昭著的嚴格信息控製。2020年2月6日，當避免一場大流行似乎仍有可能的時候，中國互聯網因李文亮去世的消息而沸騰了。李文亮是一名武漢醫生，在生病前因就疫情發出警告而受到懲罰。
憤怒爆發了。人們感覺到官員在隱瞞能拯救生命的信息。在中國各地，人們質問：有多少人在12月感染了病毒？誰知道這些情況？為什麽沒有采取更多措施？
大約在那個時候，研究人員證實，這種病毒已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了數周，中國官員最初否認了這一事實。
中國政府的反應是加強網絡審查，並奪取對研究的控製權。起初的審查是零散的。科技部要求科學家優先處理疫情，而不是發表論文。一位歐洲科學家回憶道，他的中國合作者要求他簽署一份保密協議，承諾不分享已經發表的研究數據。
很快，中國研究人員要求期刊撤下自己的論文。期刊可以出於一些合理的原因撤回論文，比如有缺陷的數據。但是，對來自中國的十幾篇撤回論文的回顧顯示，中國存在一種模式，即修改或壓製有關早期病例、醫務工作者條件及病毒傳播範圍的研究——這些話題可能會有損政府形象。時報審查的撤稿論文都已經被追蹤撤稿研究的組織“撤稿觀察”標記出來。
“即使是經驗豐富的護士也會哭，”她們寫道。
期刊撤回論文的速度通常很慢，即使它們被證明存在欺詐或有違倫理。但“撤稿觀察”的創始人之一伊萬·奧蘭斯基說，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想要在中國征訂或發表中國研究成果的期刊往往屈從於政府的要求。他說：“科學出版商確實竭盡全力去取悅審查要求。”
在那之後的3月9日，來自中國頂級實驗室的科學家們發表了一篇關於新冠病毒可能如何變異的論文。這項研究發表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旗下的著名期刊《臨床傳染病》上。
雖然這個研究課題看似與政治無關，但它用的是從2019年12月中旬起從武漢患者身上采集的樣本。這進一步證明了新冠病毒在中國政府采取行動之前就已經廣泛傳播。
通知說，未按規定報批或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的”科研人員將受到懲罰。
從期刊上撤稿仍在繼續，而且原因不同尋常。
一個作者團隊給出的原因是，“我們的數據還不夠完善。”另一團隊警告，其論文“不能作為SARS-CoV-2起源和演化的依據”。第三個團隊表示，其研究結果“不完整，還沒有準備要發表”。有幾名科學家在撤稿聲明中承諾更新他們的研究結果，但一直沒有那樣做。
因為中國科學家被封口，所以很難清楚地區分哪些論文撤稿是因為審查，哪些是出於正當合理的科學原因。
這些審查幫助了政府的敘事。
“中國很早就以優勝者的形象走出了大流行，”西頓霍爾大學全球衛生專家黃嚴忠說。“他們開始對疫情做出新的敘事，不僅從病毒起源的角度，而且從政府應對大流行的作用的角度。”
在發表了有關新冠病毒變異的論文兩個月後，《臨床傳染病》刊登了一個更新。更新的版本稱，武漢的病毒樣本總歸不是2019年12月采集的，而是在幾周後的次年1月采集的。
該論文的通訊作者、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的李明錕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症中心的傑西·布魯姆在Twitter上指出了這個差異後，期刊編輯發布了這篇論文的第三個版本，添加了又一個時間線。這次修改稱，樣本的采集時間是12月30日至1月1日。
該期刊刊登的更正隻是說之前的日期“不明確”。
該期刊的編輯在發給時報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發表更正是“澄清科學記錄的最合適做法”。
起源之謎
中國科學家多年來一直不理睬外界提出的公布從武漢市場各個表麵采集的樣本信息的要求。這種拒絕阻礙了明確大流行起源的努力。
悉尼大學生物學家霍姆斯表示，早在兩年前，他就向中國研究人員強調了這些樣本的重要性。他甚至將貉的基因組序列發給了他們，希望他們能用這個基因組序列與市場上采集的樣本進行比較。研究人員直到今年才將數據公開。
世界衛生組織本應是有關該病毒的可靠信息存放處，但它反而增加了人們對大流行起源的困惑。人們在2021年3月來自世衛組織和中國的一份重要報告中發現了一些錯誤後，世衛組織發言人塔裏克·亞沙雷維奇曾承諾，官員們將糾正這些錯誤。
兩年過去了，他們並沒有糾正。那份存在錯誤的報告仍在網上，繼續提供一個不準確的最早已知病例時間表。亞沙雷維奇現在把有關報告的問題送交給那些擬定報告的科學家們來回答。
“當數據被證明不正確時，那是一個很大的、在許多方麵都無法原諒的謎，”喬治城大學奧尼爾國家和全球衛生法研究所所長勞倫斯·戈斯汀說，他長期擔任世衛組織的顧問。“這要麽表明世衛組織對中國的要求不夠堅決，要麽表明中國根本就不合作。”
一些科學家也同樣懷疑，中國的審查製度影響了支撐全球研究的基因數據庫。
2021年6月，西雅圖的病毒演化專家布魯姆在研讀一篇科學論文中的表格時，發現數十個基因序列已從美國政府的數據庫Sequence Read Archive中被刪除。這些來自2020年初的序列由武漢大學科學家提交，但後來奇怪地消失了。
管理該數據庫的是美國政府的國家醫學圖書館，它當時表示，這些序列是武漢的研究人員要求撤回的，並暗示，在大流行期間應中國科學家要求刪除數據僅此一例。
但一名外部顧問2022年3月的審查顯示，武漢的科學家們在同一天撤回了另一組不相關的序列。在布魯姆博士發表了一篇關於被刪除的武漢大學序列的論文後，它們重新出現在網上——但大部分已被轉移到與一個中國政府有關聯的數據庫中。
這個爭議，以及最近有關另一個數據庫中發現、刪除然後又恢複的貉DNA引發的爭吵促使人們呼籲這些基因數據庫保持透明。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進化生物學家維爾日妮·庫爾捷-奧爾戈戈佐表示，所有與大流行相關的序列都應該向全球衛生專家公開，尤其是早期樣本的序列。“我們隻有來自2019年12月的患者的不到20個序列，”她說。（國家醫學圖書館表示，共享撤回的數據違反其政策。）
中國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控製仍在繼續。
一名研究野生動物貿易的中國科學家的實驗室最近被關閉，當局毫無根據地擔心這個實驗室的研究與大流行病的起源有關，正在對其進行調查，據一名參與該研究的境外科學家表示。
今年4月1日，中國政府對從海外訪問學術門戶網站中國知網進行了限製，限製了外界對那裏的學術成果的了解。領導人敦促中國科學家把研究論文發表在國內期刊上，而不是國際出版物上。
本月，中國政府的科學家表示，是時候開始在中國境外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了。
這是對受到廣泛駁斥的大流行源於其他地方這一說法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