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 ｜ 中歐商業評論 ｜2023-04-19
東北振興，怎麽振興？
但凡對東北的現狀有所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回頭看它的曆史。有東北人回憶起多年前，第一次離別故土南下，她在火車上透過車窗，看見外麵一車車的木材、煤炭，情不自禁地一陣心痛：這片黑土地不缺資源，也不缺人才，“共和國長子”也不是白叫的，怎麽就混成了這樣？
東北確實輝煌過，常有人提到“1945年東北工業總產值曾占到全國85%”，計劃經濟時代也是名副其實的領頭羊：“一五計劃”期間150個蘇聯援建項目，56個落在東北，占了三分之一強。雖然多年來東北二人轉、小品輸出的都是東北的農村文化，但事實是：直到1990年代，東北的城市化水平都是遙遙領先於全國的。
無論東北人多麽想要重現往日輝煌，但無情的現實是：曾經讓東北興起的那個特定地緣政治環境或曆史條件，早已不複存在。計劃經濟時代是一個純內循環，但現在打破之後，東北的資源並不存在稀缺性，市場體係、價格計算都已不一樣了。東北確實是公認的“老工業基地”，但在現在確定的國家級“先進製造業”版圖中，東北隻剩下沈陽市機器人及智能製造集群、長春市汽車集群，也就是說，即便在工業上，東北也已被邊緣化。
然而，過往的曆史記憶往往左右著人們對現實的認知，很多東北人在說起“東北振興”時，不管信不信，潛意識裏以為的“振興”都像是“回到過去的好時光”（類似特朗普說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很少人細想過，這是要回到什麽時候的東北——是建國初期那種國家計劃經濟？還是近代時期對外開放的那種？更好的未來就是回到過去嗎？即便想這樣，那又怎麽回得去？
很多人確信，“東北曾經輝煌過，所以也一定會再度輝煌”，那樣的好事，沒有道理不能再來一次，如果有什麽問題，那也隻是一個時間問題。然而，有一位已經南下的東北人毫不留情地戳破了這一美夢：“我也相信東北一定會振興，但有些人可能對時間尺度沒有概念——30年後也許可能，而且不是完成，是開始。對於大部分人的人生來說，那麽長的時間沒有多大意義，隻不過是一種難以證實的信念。”
一位本地學者在回顧近代以來的“東北問題”後，誠懇地對我說，他相信隻要在新的曆史機遇下重新定位，東北一定能複興，理由呢？“它的資源還在。”這是一種工業時代的思維，相信財富來自於資源的開采——不論是什麽樣的資源。當場就有一位本地年輕人對此表示懷疑：“我做個極端的對比：非洲也有豐富的資源，但它依然很窮。”
如果說東北過往的繁榮有賴於特定的外部條件，那重新創造這樣的條件不就得了？此時，有些人想重現的是近代那個開放的東北：那時的東北是東北亞跨國網絡的樞紐，是全國鐵路網的中樞脈動，現在卻變成了末梢，原本那個國際化的東北經曆了漫長的地方化乃至邊緣化。然而，這樣的外部機遇太難了，一位東北官員私下說：“鄰居也很重要啊。現在外貿不行了，我們毗鄰的俄羅斯在打仗，朝鮮、蒙古經濟都很弱，朝鮮發射導彈跟放二踢腳似的，怎麽把產業放這裏？”
更多人想重現的外部條件，其實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業布局。許多東北人抱有一種執念：隻要國家重新重視東北，振興是分分鍾的事，一位當地朋友就說：“東北人總覺得，我們有過好日子，現在窮，都是國家不給錢、不給政策，這種話還特別能引起東北人共鳴，但‘東北振興’戰略也給錢給政策了，為什麽東北還是沒好起來？”
這背後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很重要的一點恐怕是：“東北振興”原本就叫“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大量國家注資把本來已經僵屍化的老國企又救活了過來，而當時好不容易冒出來的一點民間經濟活力反倒被撲滅了。親曆了這些年變遷的一位企業高管辛辣地說道：“都振興20多年了，振興意味著啥，給點錢？資源都枯竭了，唯一的資源就是人。”
十年前，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李強就曾提出“全麵改革的浙江思路”，他說，浙江沒什麽礦產、森林、黑土地，“浙江經濟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變成了資源”：“以浙商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資源。新的資源觀，最不能丟開的是人這種資源……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創造力和能動性。天還是這片天，地還是這片地，很重要的就是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有機會有更大的作為。”
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或許可以借助一時的形勢、資源、政策，但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人。從這一意義上說，“東北振興”這個提法本身就有問題：應當振興的不是東北這個地方，而是生活在這裏的人——你究竟愛的是這片土地，還是這片土地上的人？
隻是談“振興東北”，普通人也根本無感。一個老家長春的個體戶尖刻地說：“上麵發個燒餅，到老百姓手裏能落下粒芝麻就不錯了。你投的這些錢，我們也不知道去哪裏了，那些GDP上去了，跟我們老百姓有什麽關係呢？”
如果不是“以地為本”，而是“以人為本”，那就應當看到，“振興東北”其實是手段，而非目的。應該做的不是振興這個地方，而是讓人感到希望，活得體麵和尊嚴。這就好比“鄉村振興”，村民的幸福才是目的，當然你可以“通過振興鄉村來使村民幸福”，但如果農民進城才能得到這些，那為什麽一定要讓他們留下？
現在的問題是：對於留在這裏的人們來說，他們的希望和機會在哪裏？
思想上的換血
東北不缺人才。作為一度是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教育資源配置很好的一個大區，東北的人才足以自給。誰都知道，東北在這方麵的問題不是“沒有人”，而是“留不住人”。
這次去東北，我的一個深切感受是：東北人受困於一個不盡如人意的係統，缺乏主體性——也就是，他們做的事，自己無權決定，常常也不是為了自身利益，甚至也談不上是為了地方利益，而是為了國家。諸如一汽、大慶油田、哈工大，它們隻是碰巧坐落在東北，但從根本上都服務於國家戰略。諸多大型國企連本省都沒有管轄權，不是當地能自己說了算的。1980年代初大興安嶺火災，連燒剩下來的木材也全都火車押運走，當地無權處置。
在哈爾濱，一位當地的經濟官員向我強調，市場化並不是一切：“東北振興，經濟意義遠遠小於國家戰略意義”，黑土地上的三江連通工程更多的是著眼於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就此而言，“黑龍江的戰略地位遠大於它的經濟意義，所以僅僅從經濟意義上來衡量黑龍江，對它不公平——超市裏的東西你可以挑選不同品牌，但大國重器，你少不了啊！”
這樣的情況當然不止東北，但在東北尤為嚴重。在南方，每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賺錢乃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東北，人們似乎覺得為國家才名正言順的，必須“服從大局”。如果一個人不是對其自身負責，而總是對上麵、對集體負責，那結果就可能導致無人負責。正因為人們長久以來都不是在“為自己做事”，因而很多東北老人都抱有一種非常不市場經濟的思維——“我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為什麽不給我這樣那樣的待遇？”
即便是人們懷念那些“過去的好時光”時，也給我這樣一種感覺：那與其說是東北人自身的努力所致，倒不如說是“趕上了好時機”。在一百多年的東北近代史上，各方勢力爭奪這塊黑土地，東北的命運都不能自己做主，人們似乎長久以來也缺乏這種意願。東北人很願意批判社會，但也不太去反思這事應該怎麽樣，不去想改進的方法，頂多說一句“唉，現在的社會不就這樣嘛”。
也正是這種主體性的缺乏，讓許多人認定，東北振興隻能自上而下推動：人們不相信單靠自己微弱的力量能改變什麽，而期望著“政策”能帶來神奇的轉機，似乎隻需要家長給東西，而無須自己為此積極主動地去推動，但恰恰是這種“等、靠、要”的心態阻止了本地發展，因為一個地方的經濟活力，總是取決於無數市場主體自發的行為，畢竟任何組織的發展都是小個體或局部的試錯、優化選擇，才帶來整體的發展。
現在回頭來看，當下東北的問題，其實在它輝煌的年代就已種下了前因：計劃經濟時代的現代化，隻是以工業化的方式把人組織起來，卻遠不是“人的現代化”。正由於人們長久以來過著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生活，市場化的轉型才尤為困難，而當係統崩潰時，人們也更無所適從，最終是無數普通人默默承受了這一陣痛。
很多人都提到1990年代的下崗潮是東北盛衰的轉折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全國都下崗，卻唯有東北社會所受到的衝擊最大，回想那些年時，南方的敘事重點是“我們怎麽發家的”，但東北卻是“我們怎麽落魄的”。這種集體記憶的不同，至今決定著社會的價值選擇：體製外不是被看作機會之地，而是危機四伏，這又反過來讓人們寧可不去自己闖蕩，而是轉身依附於強大的體製。一位長春的企業管理人員感歎：“東北是本末倒置了，好一點的工作都在體製內，都想考公，搞得頭重腳輕，應該反過來才是。”
市場化改革多少年來想要打破的“鐵飯碗”，在東北仍然是香餑餑，普遍的社會心態是：賺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穩定的工作——前些年哈爾濱招聘457個環衛工，一度都引來1萬餘人報名。當然，公平地說，這遠不止是東北的問題，不乏有人斷言“整個北方的年輕人目標都是考編製，想的都不是去搞錢，而是去分錢”。如果說南方有什麽不一樣，那隻是因為商貿相對發達，發展出了產權，而在東北乃至整個北方，要想保護你得到的財產，就得進入體製，獲得權力——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年來全國都在“東北化”。
一位已南遷多年的東北人和我說：“其實我們老師那時不鼓勵我們考出去，因為你還是要回來考公務員的——這還是學校裏好老師說出來的話。東北的選擇很單一，如果你沒有人際和實力，就很難有上升空間。所有人都羨慕穩定、清閑又有權的官位，所以東北產生特殊的社會氛圍，以進入體製後低勞動強度的無所事事、無法無天為榮。所有人被嵌入這個體係，固守著刻板的製度，還要麵對那些做夢不想幹活的員工，這就是一個係統化墮落的閉環。深度體製化的結果，就是東北現在這樣，不管多大年紀，都是嗷嗷待哺的巨嬰。”
東北要真正複興，就必須打破這種體製思維，恢複人的主體性，真正釋放人的潛力，但問題是怎麽做呢？我遇到不止一個人堅稱，東北需要“思想上的換血”，“要等到死守著舊思想的老一輩都死光了，才能發展起來”。也正因此，一位對東北的現實極為悲觀的朋友，又同時抱有相當的樂觀，因為她相信：“現在最破敗的地方，也將是可以最快得到重生的地方。”
自己從土裏刨食
雖然這些年來媒體上總說“東北衰退”，但一位東北官員強調：“其實和我小時候那種灰突突的相比，生活質量是在優化。你要批評一個地方，你要先了解它，越了解就愛得越深，不能因為現在有點問題就否定它的進步，隻是要多給它一點時間。”在疫情放開之後，黑龍江第一時間也提出了“變冬閑為冬忙”，做好前期服務，以便一旦開工就能做起來，而這就需要“怎樣既能激發社會活力，又能發揮國企央企的作用”，說到底，“東北振興，主要還是看老百姓腰包鼓不鼓、臉上笑不笑。”
如果說那種試圖再現計劃經濟時代繁榮的思路是“往回走”，那麽這相當於是“慢慢走”，但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已經有點等不及了。一位很有想法的年輕公務員跟我吐槽：“東北也開始接受海洋文化思想了，但掌權的仍是大陸思維的。東北體製內中年人的普遍想法就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感覺有希望但又看不到希望。對於像我們這樣前端執行的人來說，想要推動一點改變太難了。”
東北還有希望嗎？有。疫情過後，東北財政缺錢了，這是危機也是契機，但怎麽改？唯一可取的道路，是從行政驅動改為財稅自支的績效驅動，財政支出要和收入平衡——如果東北沒多少轉移支付，那就隻能自己想辦法。這首先就打破固化的體製思維，讓老的一批更新淘汰；其次是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在不換人的情況下，推行新的做法；但最重要的，還是放手讓人們去做事。
東北的希望在哪裏？在我看來，既不來自上麵給政策，也不來自外麵的客商過山海關來投資給錢，歸根到底還是要釋放東北人內生的力量，“自己從土裏刨食”。
哈爾濱的文化人老孫是闖關東的第四代了，一直在推動一些本地文旅資源的創意，在他看來，改變說到底事在人為：“東北當下的衰落，可能也隻是曆史的塵埃，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麽把它做得更好。我們現在是比南方落後，但這不是說一定要照搬它，可取的謀生之道不是生搬硬套、不是投機取巧，而是看我們爭取什麽樣的機會，找到不一樣的形態，看看我們能改變什麽、影響什麽。”
另一位已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哈爾濱人，極力主張現在的步子還太小了：“政府的改善，是跟自己以前比，那不可否認是有進步，因為它以前很差，但你要橫向比。現在是城市競爭的時代，跟南方比，你怎麽才能吸引到年輕人才？比如哈爾濱落戶政策，有變化嗎？有。有用嗎？沒有。早幾年也罷了，現在各地都放開落戶了，哈爾濱市的戶口，比深圳更有價值嗎？”他說到這裏斷言：“不弄點深圳特區那樣革命性的政策，沒轍。”
然而，這又有點像是“要政策”，似乎在那個時機到來之前，做什麽都沒用。有東北朋友說，他一度也相信有形之手的神奇魔力，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興起不過是偉人在那裏“畫了一個圈”，“但經曆了這些年，我開始意識到，如果人不行，那就算當年在東北畫十個圈都不管用。”
這些年來，他在各地也算見識了什麽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隻有你自己從土裏刨食的時候，你才是獨立的。我父母都有下崗經曆，讓我見識了體製的不穩定，所以在我眼裏，體製從來不是穩定，而是牢籠，一旦離開，連生存都會成問題。我之所以能抓住機會，也是因為我是體製外的，沒得到任何好處。我就像是東北的南方人。”
所謂“南方人”，在這裏的意思是適應市場，並且人與人之間能通過契約合作共贏。在東北，往往自己撈一票就走了，極少能看到像華南宗族社會那樣親族一起團結打拚的，因而南方還能先富帶動後富，東北是先富先跑，行事和決策都是“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如今遍及全國的張亮麻辣燙是2008年創立於哈爾濱的，據說他從親戚楊國福那裏得到了配方（這些故事版本眾多），起家的那些人都來自阿城的同一個村子，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是在農村而非城區，因為隻有在農村社會還存在像南方那樣的自發聯合，畢竟你要成功，除了配方，還得有團隊合作，組建不了團隊就不行。這種社會資本在南方很普遍，但在東北就成了罕見的例外。
東北經濟的活力，不是一句空話，它需要無數人成為能自主的市場主體。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秘訣，說到底就是打破體製內思維，把普通人的積極性調動了起來，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去奮鬥，求取更好的生活。
這就是為什麽“解放思想”那麽重要，因為這與計劃經濟的邏輯剛好是反著來的：在國企這樣的大型組織內部，一顆渺小的螺絲釘往往是無權也無責的。深諳這種組織文化的一位東北朋友一語道破：“你隻能幹領導要你幹的事，幹好幹壞一個樣，沒有激勵機製，也沒什麽自由行動的空間，都是一環控製一環，老人控製年輕人，自主權很小，所以沒勁。”在看破這些之後，他一年前“跳船下海”了，因為“我寧可當一條野狗，也不要當一條被拋棄的老狗”。
◎哈爾濱，參觀者觀看展出的連續化電化學法製備可膨脹石墨生產裝置模型。當日，國家科技計劃成果路演行動哈爾濱高新區專場啟動。本次路演以“科技賦能東北振興，創新驅動產業發展”為主題，數字經濟、生物經濟、高端裝備、新材料與新能源四個領域81項科技項目亮相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並不能僅僅寄望於個人敢闖敢幹，畢竟當外部不確定性增多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抱大腿。市場本身就潛藏著風險，因而任何市場主體的行為都是一場探索，本質上都是“看見不可見的未來，踏足沒有路的領域”，這不僅需要“關係”這樣的社會資源，更關鍵的是要有市場信息，個人的勇氣、自信和合作機製，還需要公共機構為他們提供公平、法治化的市場環境。
在更年輕的一代東北人那兒，這正在逐漸成為新共識。一位30來歲的黑龍江朋友說：“我爺爺去世前曾經說過，他和我爸爸這兩代人都沒有機會了，不是因為環境，是因為他們自己已經變成了環境的一部分。但從這個邏輯推論下去，新的一代也有很大可能成為環境的一部分。機會是否能夠成為現實，取決於個體如何與環境互動，一個人的力量或許有限，但隻要更多人這樣想、這樣做，那就有改變的可能。”
是這樣，當東北人能為自己負責、肯為自己未來努力的時候，就有未來。但問題並不到此為止，有位東北的民營企業家感歎：“我相信東北一定有未來，但我不一定看得見了。”另一位則更犀利：“我也覺得有未來，隻不過不在東北。”——同樣是個人努力，如果在別處更容易獲得成功，那為什麽一定要在東北？這就需要東北下決心營造一個能讓人充分發揮自身才能的製度環境。
留給東北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