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讓我們從宏觀曆史的角度來觀察習近平
2012年，習近平上台了。他當時麵對的是：市場係統蓬勃發展壯大，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發展、給中國政府積累了巨量的財富，同時直接、間接地導致整個行政係統嚴重腐敗，社會上嚴重的兩極分化。他還同時麵對：麵向市場和社會的半官方媒體及民間自媒體的迅速發展，給中國帶來巨大的非官方的輿論思潮，在社會中導致各種思想爭議、理論紛爭的同時，直接、間接地導致了政府行政宣傳係統的軟弱無力和官方媒體的半癱瘓狀態。所有這些，都使現在由習近平來領導的這個行政係統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脅，顯然，他必然會做出的選擇就是：“該往回收了。”
“該往回收了。”（大意）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1957年反右時，當一些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提出要搞多黨製的“輪流坐莊”時，當許多人嘲諷共產黨是“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時，毛澤東就在一份內部文件上批示“該往回收了”。無獨有偶，當1960年前後爆發大饑荒，政府不得不對私人經濟放鬆控製；然而在推行有市場經濟因素的“三自一包”初步見效、農村經濟出現複蘇之後，毛澤東就問鄧子恢：“現在情況好轉了，是不是該往回收了？”（指取消“三自一包”）
總之一句話，當共產黨領導的行政係統遇到了嚴重的困難時，他們就會相對放鬆對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的管製；而當他們感到困難時期已經過去，尤其是感到迅速發展的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有可能對自己造成某種潛在威脅時，他們就會開始限製、打壓私人經濟和民間媒體。習近平上台後所推行的“國進民退”也好，“黨媒姓黨”也好，都是在行政係統財大氣粗、並開始感受到某種潛在威脅時，所做出的必然選擇；而這些和習近平本人對市場經濟的好惡、對民間媒體的好惡沒有太大的關係。更進一步說，鄧小平當初改革開放、引進市場經濟，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政權；習近平現在限製民營經濟、管控民間媒體，也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政權。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習近平在1978年掌權，哪怕他內心極度討厭私人經濟，他也會先克製一下自己的好惡，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推進民營經濟的發展；而鄧小平如果是在2012年掌權，哪怕他本人並不討厭民營經濟，他也會先克製一下自己的好惡，而對民營經濟、民間媒體采取往回收的策略。總之，“放”也好，“收”也好，一切都是當時和現在的形勢使然，而和鄧、習兩人的個人品質的關係不是很大。如果非要說有關係，那也隻是關係到在“放”的時候是猛一下放開、還是逐步緩慢地放開；往回“收”的時候，是生硬地猛刹車造成很不舒服的硬著陸，還是溫和地緩慢刹車導致相對舒服地軟著陸而已。
說了一大堆話，我的意思其實就是，習近平上台後並非在開中國曆史的倒車，他隻是在駕駛著列車向著中國曆史和共產黨自身早已既定好的方向繼續行駛罷了。
上述的判斷對嗎？有旁證嗎？有的。實際上，若我們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來觀察，同樣可以明顯地看到上麵我們所說的行政係統對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時而收、時而放的現象。比如漢武帝時期把鹽鐵業收歸國營，比如王安石執政時倡導的國營金融業等等；又比如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政府先是鼓勵佛教、但當佛教徒的大量增多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下降時又對佛教進行查禁等等，都屬於行政係統對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的時而放寬、時而限製和收斂的行為，這裏限於本文的篇幅，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習近平上台後所采取的一係列高度集權的措施。毫無疑問，習近平通過建立許許多多工作小組、並由自己兼任組長的方式，把幾乎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裏，從而使李克強成為建國以來最弱勢的一屆總理。再加上2018年修憲取消任期製，一些人就據此認為，習近平是一個權力狂，甚至是一個做著君臨天下皇帝夢的黑幫老大。但如果我們冷靜地從整個黨史、從整個中國曆史的角度來考察，就會發現，其實習近平的這種集權現象，在曆史上曾反複性地一再出現，就像經濟危機在西方反複性地一再出現一樣。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新中國的曆史上、在整個中國的曆史上，一會兒集權、一會兒放權，一會兒再集權、一會兒再放權，然後又集權、又放權……兩者交替出現，反反複複，早就司空見慣，區別隻在於具體的集權、放權的方式方法不同，或者集權、放權的具體範圍和程度不同。即拿習近平上台後在政治局常委中推行的定於“一尊”的高度集權來說，在它前麵就有長期的胡錦濤在政治局常委中推行的定於“九尊”的高度放權；而在李克強的超弱總理地位之前，就有溫家寶的超強總理地位。當然，這些類似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曾上演過，例如大家都熟悉的諸葛亮的事必親躬，還有朱元璋幹脆取消宰相後的高度集權也和習近平相似；又如一些朝代中嚐試建立的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之間互有封駁否決權的體製就和胡錦濤的九龍治水體製相似，等等。實際上，在新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比如在中央一會強調“黨政分開”、一會強調“黨領導一切”；在地方一會兒人大主任和黨委書記由兩個人擔任、一會由同一個人擔任，在本質上也都屬於這種一會兒分權、一會兒集權的性質。所有這些說明什麽呢？這說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也和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一樣，也知道過度集權的弊端、也知道過度分權的毛病，隻是他們一直沒有發現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無法找到兩者之間的一個平衡點。總之，一會兒集權，一會兒放權，主要並不是因為一會兒出現一個貪權的暴孽的執政者，一會兒出現一個民主的溫和的執政者，雖然我不否認某個執政者的個人性格會對其采取何種方式執政有一定的短期的次要影響。
當然，習近平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力反腐，但我們知道，類似的反腐事件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更是反複上演。最著名的，例如朱元璋的大力反腐。當然有許多人認為，習近平的反腐僅僅是借口，他是在利用反腐來清除異己。我不太讚成這種說法。但即使退一萬步講，習近平真的是在利用反腐來排除政治上的異己分子，那麽，這種事情在中國曆史上也同樣是屢見不鮮的。中國有一句老話“一朝天子一朝臣”，說的就是這種現象。有爭議的曆史人物我們不去說，單說一下大家都公認的兩個“君子”級別的人物。北宋時期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都是大家公認的君子。但兩個君子的政見截然相反。結果呢？王安石上台執政時，就統統罷免了司馬光派的官員；後來司馬光上台執政時，也同樣罷免了幾乎所有王安石派的官員。我們稍做考察，就會發現類似的“黨爭”事件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層出不窮。即拿當代來說，毛澤東任用“四人幫”、鄧小平清除“三種人”、江澤民起用上海群，胡錦濤培植“團派”等等，其實都是中國幾千年曆史在當代的回響。當然習近平也不會例外。總之，“任人唯親”是古老的郡縣製下的必然產物，而和毛、鄧、江、胡、習的道德水準以及個人胸懷的關係不是很大。如果非要說有關係，那也隻是關係到對被趕下台的“異己”是殺、是關、還是讓其靠邊站的問題。
對於習近平的反腐還有另一種解讀，即認為他是在利用反腐來抓住底下所有官員們的小辮子，以此來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讓大家聽話。其實，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並不了解中共這個龐大組織的自身的運作原理。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並不是類似西方政黨那樣的一個鬆散的理念型組織，也不是類似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等的那樣一個超世俗的宗教組織。中共在本質上是一個紀律嚴密的行政組織，或者說是一個實行郡縣體製的行政係統。在這個郡縣體製的行政組織中，有著一個最基本的共識，或者說有著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最基本的規則，那就是服從領導、聽從指揮。打個比方，這就像足球場上的運動員，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裁判一樣。裁判的權威絕不允許挑戰，即使他的判罰是錯誤的、不公正的，你也必須服從，否則你就會被罰出場外。也就是說，在足球場上，裁判員並不是靠著掌握所有運動員的某條“小辮子”來讓運動員聽話的。同樣，在以習近平為最高領導的這個郡縣製的行政組織中，上級根本就用不著靠掌握底下官員們的小辮子來讓他們聽話。如果有哪個下級不聽話，上級馬上就把他撤職調離，即使你清正廉潔也一樣。許多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往往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往往不自覺地把中國共產黨看作一個鬆散的理念型組織，誤以為在這個組織中應該“服從真理”。他們往往困惑不解：為什麽習近平做了那麽多明顯的錯事，大家怎麽還服從他擁護他呢？怎麽不找另一個人取而代之呢？他們不知道：在足球比賽中，場上的運動員是無法撤換裁判的；而且“妄議”裁判也是不行的。甚至，即使你是還未參賽的替補隊員，如果冒犯了裁判的權威，你也要被罰到觀眾席上去。
我們繼續說反腐。毋庸諱言，習近平是敢想敢幹的，他反腐是為人民、為國家，他的初心我想大概率也是真的，就像中國曆朝曆代的中興之主想大力整頓吏治的願望也是真的一樣。他上台時，共產黨的極度腐敗，尤其是在基層，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的反腐得到了全國上下的支持。但坦率地說，和毛澤東一樣，也和中國曆朝曆代的“中興君主”一樣，習近平所使用的反腐手段，如加強紀檢監察機構、派出中央巡視組、鼓勵實名舉報、甚至有意無意地暗示反腐名額的比例，等等，都屬於郡縣行政體製會本能地采取的手段，且這些手段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都能找到大量相似的範例。但我認為，正如曆史上曆朝曆代的中興之主全部失敗了一樣，習近平的反腐成果，恐怕大概率也會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中國式的腐敗，和其他各國的腐敗是完全不一樣的，它主要是由郡縣製本身帶來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用郡縣製的手段，去反對由郡縣製本身所產生的腐敗，而不從根本上來改革郡縣製，那麽這種反腐終究會失敗；腐敗早晚會死灰複燃，於是一切又重來。
另外，習近平上台後，對輿論媒體進行大力整頓，強調“黨媒姓黨”“不得妄議中央”，又強調要有“文化自信”“理論自信”，要搞理論創新、思想創新，等等。我們假設他的初心是好的，動機也不能說有太大的問題，但我想，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他推行的政策，在郡縣製覆蓋下的現實生活中，卻導致了層層加碼。原本是說”黨媒姓黨”，層層加碼後就變成了民間的自媒體也要姓黨了；原本是要求各級幹部不得“妄議中央”，加碼後變成全社會都不得“議論”中央；再加碼後變成了“莫談國事”，最後是互聯網上過度的網絡刪帖、網絡封號；最終結果是敏感禁忌詞層出不窮，代用語、諧音語、密碼語、圖片語滿天飛。官方媒體上更是開始了過度的歌功頌德，不由得讓人想起文革時的一片文化沙漠、理論沙漠，哪裏還能搞什麽理論創新、思想創新呢？哪裏還有一點點“自信”的影子呢？依舊拿足球比賽作例子，本來是運動員不得妄議裁判，加碼後變成了觀眾也不得妄議裁判，再加碼後變成了觀眾不得發出任何聲音——在龐大的郡縣製下導致這樣的結果，我相信習近平自己也決沒有想到吧；就像1958年中央號召大煉鋼鐵，毛澤東決沒有想到基層幹部會上門到社員家裏去搜羅鐵器一樣。
最後，我們再來簡單看一下習近平的“一帶一路”。這裏我們不去討論究竟是把巨量的外匯用於購買某些信譽較好的國際債券更好些，還是投資搞“一帶一路”更好些。我這裏隻想指出，“一帶一路”在本質上和當年毛澤東援助非洲、修建坦讚鐵路是一個性質的事情；更進一步說，和明代的鄭和下西洋、和漫長的中國曆史中的“朝貢體製”也有太多相似的地方。總之，搞這些“國際項目”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賺錢，還不如說是為了國家形象、為了幫助貧窮的國家、甚至為了和天下人“共同富裕”更貼切一些。一句話，在“一帶一路”項目上，我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2000年秦製曆史的底色。
實際上，不僅在上述的由高層所決定的“國進民退”“集權、放權”“高壓反腐” “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字獄”等等方麵，我們可以看到中國2000年秦製的曆史投影，而且在基層官員們的或者“層層加碼”、或者“躺平”不作為，或者“疲於奔命”、或者轉身“拿老百姓撒氣”等等方麵，我們也可以看到2000年秦製的投影。甚至習近平在2010年代的出現，也和中國曆史上幾乎每個朝代的中期都有“中興之主”的出現，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習近平所采取的中興的手段，如上所述，也背著沉重的曆史枷鎖。一句話，從漫長的中國曆史來考察，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共產黨的出現和他們的所作所為、習近平的出現和他的所作所為，都昭示著一種中國曆史的必然，都顯示著一種內在的2000年秦製的曆史邏輯，而並非是當下中國命運的偶然。前些天美國某雜誌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被共產黨綁架了的習近平》。其實該作者說的並不準確，他應該說“被幾千年曆史所綁架的習近平”、或“被幾千年曆史所綁架的共產黨”才相對準確一點。如果要更準確一點，我寧可這樣說——被2000年的郡縣行政體製所綁架的共產黨和習近平。
總之，我的意思是說，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主要錯事，習近平所出現的一切主要失誤，都主要是由秦始皇所創建的郡縣行政體製的缺陷所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甚至可以說，共產黨和它的各屆最高領導人們自身，也是秦製的受害者。中國在野的知識精英們的關注點不應該是責怪共產黨如何自私自利、習近平如何一錯再錯，我們應該責怪的是2000年的秦製，我們的關注點應放在如何改革延續了2000年的秦製上。否則的話，即使共產黨垮台了，即使習近平下野了，如果我們不改變秦製，則中國依舊會在曆史的循環中經曆磨難而無法自拔。估計在野的多數知識分子看到這裏一定會說，我們就是要改變秦製呀，我們就是要搞憲政民主呀！但，憲政民主這條路真能走得通嗎？我們下次再來詳細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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