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走向民主，還是走向更極端的專製？中國的哪一個階層決定中國社會的走向？這些問題，看似複雜，其實簡單，因為多位先賢已經給我們找出了答案。
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
中國農民的民主意識薄弱，所以有相應的獨裁專製的上層建築。不光是中國農民，俄羅斯的農民也是一樣。克魯泡特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列寧長談時就涉及俄羅斯的農民問題。克魯泡特金作為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對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很不滿意。列寧和他解釋，說俄羅斯的農奴，不會因為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就突然變成民主革命家，他們的農奴思維根深蒂固，他們沒有民主意識，所以社會主義改造是個漫長的過程。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應該經過資本主義是有道理的，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有很強的民主意識，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向社會主義民主如同跨過一條小溝，而由俄羅斯的封建農奴社會轉向社會主義民主社會難度就大得多。所以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的改造問題。偉大的俄羅斯革命能否成功極大地依賴於農民的政治覺醒（“And the course and outcome of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depend in tremendous measure on the growth of the peasant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easantry》。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提出“天下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的宗旨，就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毛澤東也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萬裏在安徽大力支持和推廣“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做法。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痛定思痛，雷厲風行地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家家有餘糧。這些先賢，都知道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著眼於農民，給農民鬆綁，為農民爭自由，幫農民解放思想，消除奴性。
解放前共產黨比國民黨進步，解放後國民黨比共產黨進步。當共產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做著“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美夢的時候，國民黨則堅持不懈地進行社會實驗，以求能穩步向資本主義過渡。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都是鄧小平眼中的成功的社會試驗。別人做了，成功了，為什麽我們不能如法炮製呢？為什麽我們不能圈出一些地方向資本主義過渡呢？
於是特區產生，大獲成功。
但是資本主義的成功，引出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強大了，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卻削弱了。
前幾年媒體就常流行一句話，反腐，就要亡國；不反腐，就要亡黨。其實“腐”就是資本主義。反資本主義，就要亡國；不反資本主義，就要亡黨。在亡國和亡黨的重大選擇中，一位共產黨的堅強領袖出現，拯救了黨，削弱了國。為了遮掩國家被削弱的事實，便開始了“厲害了，我的國”的大規模的愚民化宣傳。
這就是為什麽經過無數次的解放，中國的農民依然沒有被喚醒。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的根本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
一場沒有資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並不會產生一個新的製度。農民革命的大小領袖，心裏隻想著主仆互換，隻想著“殺去天京，奪了鳥位，大哥做了大皇帝，我們都做小皇帝”。便是文質彬彬的瞿秋白，也在翻譯國際歌時插進一句無中生有的“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從這個角度看，瞿秋白也是李逵。這種以主仆互換為目標的革命，絕不會是進步的革命。這種革命，即使成功奪取政權，也隻會繼續執行愚民政策，所以革命後的中國農民依然缺乏民主意識。
胡錦濤、溫家寶和和李克強也都知道缺乏民主意識的中國農民問題必須解決，否則政治改革難以成功。李克強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他執政期間最大力推行的政策，就是農村城鎮化。他不遺餘力地想消滅農村，消滅農民，就是希望能減少改革的阻力，能造就一個具有強烈民主意識的資產階級，但最終還是因為政策的簡單粗暴而功虧一簣。
中國的土壤，就是覆蓋在農民的封建意識之上的土壤，就是產生獨裁者的土壤，老死一位，還會再生。所以中國今後的矛盾，還是獨裁者和新興資產階級的矛盾。封建獨裁者是必定要打壓資產階級的。解放初的公私合營，到現在的殺富濟貧，都是封建獨裁者打壓資產階級的實例。如今國際的大環境，極不利於國內資產階級的成長壯大。而資產階級的自私又是個無法彌補的弱點。
所以中國的根本問題，依然是農民問題。中國社會向何處去，決定於農民和資產階級的此消彼長。判斷一個中國領導人是否傾向於獨裁還是專製，就看他對資產階級的態度。
中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