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大已經閉幕，習近平再次當選。如果把習近平的執政看作一場足球比賽，那麽可以說上半場已經結束，下半場即將開始。更進一步說，如果把共產黨的執政期也看作一場足球比賽，那麽也可以近似地說，上半場基本結束，下半場馬上開始。那麽，就讓我們在這中場休息的時間裏，評論一下共產黨、討論一下習近平吧。
當習近平2012年上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改革派，無論是體製內的還是體製外的，國內的還是海外的；也無論是主張激進的西式憲政民主的，還是主張溫和的“黨主憲政”或北歐式“社會民主製”的，所有這些人都對習進平抱有極大的希望。理由主要是，習近平的父親是黨內公認的改革派，又是當年極左路線的受害者；習近平本人當年作為黑五類的子女，自然也受到了牽連，在隻有16歲的時候就去上山下鄉，等等。當然，現在所有這些人都統統失望了，甚至可以說是絕望了。他們一方麵是感到萬分的困惑，不明白為什麽習近平做了那麽多在他們看來是如此明顯的錯事、蠢事，黨內怎麽就沒人出來反對他呢？怎麽習近平還能在20大上連任，甚至地位比過去更加鞏固了呢？另一方麵，正所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目前，至少在海外媒體上，輿論幾乎在一邊倒地指責習近平、嘲諷習近平、甚至謾罵習近平的同時，也一邊倒地對中國今後的命運做出了悲觀的預測……
那麽，這一切到底是怎麽回事呢？究竟是習近平真的開了曆史的倒車，掉轉了前進方向，還是我們一開始就壓根誤判了中共這輛列車原本的前進方向？究竟是習近平真的具有某種特異的、超強的權術手腕，還是我們壓根就沒有搞清楚中共組織內部最基本的運作原理？中國的未來是真的沒有希望了，還是我們自己更需要認真反思，走出某些理論的誤區，從而提升我們自己的判斷能力？
本文就試圖從宏觀曆史的角度，對上述幾方麵問題作一些初步的探討；同時對習近平本人，雖然還不能蓋棺論定，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基本考察。
- 首先，我們從中國宏觀曆史的角度來觀察一下共產黨
好了，讓我們先從曆史長河的角度來理性地考察一下共產黨吧。從共產黨的創建說起。不錯，共產黨的創建離不開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感召。但這絕不是因為當年那些年輕的熱血青年們受了俄國革命的蠱惑，更不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洗腦。須知，早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就有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傳入了中國。但幾十年間，它們無論是對於在朝的掌權者來說，還是對在野的社會精英們來說，影響都不是很大。而1917底爆發的俄國革命給中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卻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就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以至不僅1921年就建立了共產黨，而且當時在國內已經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國民黨也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迅速調整自己的綱領，製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策略。何以至此呢？我想，原因恐怕是馬克思所主張的“公有製”“解放全人類”“資本家剝削工人”“剝奪剝奪者”“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等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為富不仁”“劫富濟貧”“官逼民反”“馬上得天下”等等觀念基本合拍或完全合拍，於是在當時的青年社會精英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一句話，馬克思針對19世紀西方因市場經濟不完善所導致的病症而開出的行政式的共產處方，之所以會被當時的俄國和中國所接受，原因無它，恰恰是因為俄、中兩國都是傳統的以行政方式運作的國家，且當時又都處在落後的、急於想改變自己命運的情形之中。如果馬克思當時開出的不是行政藥方，而是宗教藥方，那麽俄、中兩國決不會接受它的。
但會不會是因為“救亡壓倒啟蒙”的原因，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勢了呢？我不這麽認為。如果要論“救亡”的緊迫性，鴉片戰爭之後、甲午戰爭之後、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後，救亡的緊迫性並不比1918—1920年時的救亡緊迫性小，但在漫長的七八十年當中，各種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都無法占領中國市場。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假如當時中、俄兩國都處於非被西方列強欺負的和平時期，則西方主張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的思想更不會在中、俄兩國找到市場、獲得共鳴。原因很簡單，自由主義思想產生的土壤是市場經濟統治下的社會，它也僅僅適合市場類型的國家。
還有一些學者甚至認為，經過八國聯軍那麽一折騰，慈禧太後已經醒悟，最終下決心實行憲政了。隻可惜老太太壽數已盡，最終沒能如願。如果慈禧太後實行君主立憲成功，後麵也就沒有共產黨什麽事了。其實，即使慈禧太後真的多活一二十年，中國當時也是無法實現憲政民主的，無非是造成更大的混亂而已，最後還是會出現一個獨裁政權，就像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給蘇聯帶來一片混亂之後又重新出現普京的獨裁一樣。還有一些學者認為，1937年日本全麵入侵中國，給共產黨提供了一個發展壯大的機會，否則共產黨就會被國民黨消滅，根本就不會有後麵1949年的掌權了。我們姑且退一萬步講，即使真的國民黨消滅了共產黨，那麽可以肯定的是，它所建立的政權依然會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而決不會出現一個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國家，區別隻在於那時全國隻允許存在的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三民主義而已。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如果當初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學的是日本，也搞君主立憲，則命運會有不同。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日本當時的迅速崛起，並不是因為搞了英式的君主立憲，而是因為它通過明治維新，廢棄了封建製，改行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國小人少的日本當時之所以可以打敗國大人多的中國和俄國，主要是因為中、俄兩國當時都處於一個王朝的極度腐爛的晚期，早已是泥足巨人，一推就倒。換句話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這和中國曆史上經常發生的地處偏遠的處於上升期的少數民族政權打敗已經腐朽的中原政權，例如人數較少的東北滿族政權打敗龐大的明朝，是屬於同一個性質的事件；而並不是因為像人們過去主觀認為的，是實現了資本主義憲政的先進的日本戰勝了落後的封建主義王朝的中、俄。實際上，日本當時和中、俄兩國屬於同一種性質的國家，其真正開始實行憲政，是在二戰後被美國占領的時期。
總之一句話，共產黨最終在中國奪取政權，並不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情，而是一個發生概率極大的曆史事件。
我們接著說共產黨。1921年創建的共產黨到底屬於一種什麽性質的政黨呢？無論是從其書麵上的黨章、還是從其實際上的組織運作來看，它都和西方社會中的鬆散的理念型政黨截然不同，而和俄國的組織紀律十分嚴密的布爾什維克式的行政類型的政黨十分相似。一句話，它是一個以行政指揮的方式來組織並運作的政黨，也是一個以軍事組織的形式帶領廣大貧苦農民起來武裝奪取政權的政黨。在這一點上，它和中國曆史上多次爆發的農民起義的組織方式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區別僅在於，過去的農民起義大多以準宗教的方式來組織動員，如黃巾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白蓮教起義等等，而中國共產黨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而把廣大貧苦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本質上就是中國漫長曆史上的又一次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而當時作為共產黨對立麵的國民黨，其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就其本質來說，和共產主義以及中國傳統的思想意識也並沒有根本的不同（這裏恕不展開論證）。而國、共兩黨之爭，在本質上和當年的劉邦、項羽之爭也沒有根本的不同。總之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起義的成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完成了中國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換代。
那麽，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和中國過去自秦以來的2000年中出現的幾十個王朝相比，有什麽獨到的特點嗎？特點當然是有的，比如，嚐試著進行了一係列的治國理政上的新探索，如信奉馬克思主義、搞人民公社、搞大躍進、搞文化大革命、搞改革開放……所有這些都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情。但我依然認為，共產黨所建立的新政權，在本質上和中國自秦以來曆朝曆代所建立的政權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其所建立的政權，其基本的架構和基本的運作方式，和中國自秦以來的曆朝曆代並沒有根本的不同。我們知道，自秦以來中國實行的就是帝製。但帝製不是在辛亥革命時就被推翻了嗎？皇帝的世襲製度不是早已廢除了嗎？為什麽我這裏還要說新中國和曆朝曆代的體製沒有本質的不同呢？在這裏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我們知道，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曆史上的秦製和在它之前的周製完全不同。但這並不是因為秦朝的最高統治者叫“皇帝”，而周朝的最高統治者叫“王”。當然也不是因為周朝和秦朝的最高統治者的繼承方式不同，因為無論是秦製還是周製，其最高統治者的繼承方式都是血親世襲製。周製和秦製的根本區別，其實就在於我們平時所說的“分封製”和“郡縣製”的不同。在周製中，各地方官員的任免，由各地自己決定，中央並不幹涉。而在秦製中，各地方官員的任免，完全由中央的最高統治者決定。而我們知道，中國自夏朝以來，就一直是政府在社會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的行政型文明。而在一個龐大的行政型文明之中，最最重要的權力就是對各地、各級官員的任免權。這個權力的歸屬，從根本上決定了該行政文明的基本性格和基本命運。
讓我們以此為出發點，來觀察一下共產黨執掌政權建立新中國後，70多年以來的基本曆史事實，並把它和中國曆史上的有關事實相對照。首先，實行郡縣製的龐大行政係統有一個最大特征，就是最高決策者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會導致全國性的巨大災難。當代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大躍進”和“文革”。而曆史上著名的例子如王莽推行的新政和隋煬帝征伐高麗的錯誤決策，就直接導致西漢和隋朝的垮台。其次，大一統郡縣製下另一個特征就是凡事都一刀切。當代最顯著的例子，如土地改革上的一刀切，把大體上適合漢族居住區的土改政策不加區別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結果導致重大災難。甚至在西藏引發動亂，導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又比如農業方麵，把隻適合一定地區的“大寨經驗”強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等等。曆史上一刀切的例子，典型的如王安石變法，把隻適合一定地區的“青苗法”等強行推廣到全國，最終也導致巨大災難。郡縣製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下層的官員為了討好上層從而保住自己的官位，因而普遍對上頭隻報喜不報憂，甚至報假喜、瞞真憂。“報假喜”方麵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大躍進”時期各地上報的糧食畝產量了；“瞞真憂”方麵的例子，當屬60年代初期大饑荒時許多地方對中央的瞞報。甚至有的缺糧省份為了瞞報而竟然拒絕其它省份的援助。而這種隻報喜不報憂的例子，在中國2000多年的秦製曆史中也是屢見不鮮的。這裏隻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記得是那個以作詞出名的皇帝李煜，當宋軍已經把他的都城團團圍住的時候，由於下麵對他的瞞報，他竟然毫不知情。隻是由於某天他突發興致想上城樓遊玩，登上城牆後才忽然看到城下密密麻麻布滿了宋軍。郡縣製的又一個明顯特征就是高官們之間毫無底線的“內鬥”，當代中國的例子我們這裏就不列舉了。近代曆史上如李鴻章和翁同龢的內鬥，直接、間接地導致甲午海戰的慘敗。又如秦末時期趙高對章邯搞小動作，直接、間接地導致章邯最終投降項羽。在同乘的大船即將沉沒之際尚且如此相鬥，就更不用說平常時期了。當然，當代中國的文字獄和各級官員的腐敗，在中國漫長的秦製曆史中更是屢見不鮮，我們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之一句話，共產黨所建立的新中國，實際上和自秦以來的曆朝曆代沒有什麽根本區別，在本質上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政權。它不比曆朝曆代的政權更好，當然也不比曆朝曆代的政權更壞。當然，我們說它們屬於同一種性質，並不是說它們就一模一樣。區別當然是有的，甚至可以說區別很大。但這種區別，隻屬於生產技術發展水平上的區別。打個比方，就像電子管收音機、半導體收音機、集成電路收音機之間確實有很大的區別，但它們在同屬收音機、而不屬於電視機這一點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當然，新中國自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裏我們不去糾纏何謂“社會主義”，我們隻指出一個基本事實，即：無論是過去我們所宣稱的“社會主義”，還是現在我們所宣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行政係統——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政府”——在社會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市場係統（私人資本）和理念係統（知識分子和宗教組織）則在社會中僅占有次要地位。在毛澤東的純粹“社會主義”時期（1950——1976），行政係統在中國占據絕對強勢的統治地位，理念係統和市場係統所占比例幾乎為零。在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1978——1997），行政係統相對減弱，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相對增強，但行政係統依然占據強勢的統治地位；在江、胡時期（1997——2012），行政係統進一步減弱，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波動性增長，但行政係統仍然在社會中保有相對強勢的統治地位。而反觀漫長的中國曆史，自大禹治水之後的夏、商、周開始，直到秦之後的曆朝曆代，也都是行政係統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區別僅在於在周製的體製中，行政係統占相對強勢的主導地位，在秦製中，行政係統占據超強的主導地位。而幾千年的中國曆史已經反複證明，一旦某個行政組織奪取了天下、掌握了政權，它是會堅決衛護自己的，決不允許其它任何行政係統或組織來染指，也決不允許其它係統、例如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包括宗教）來染指。
但從鄧小平開始主動增強市場係統和被動放綁理念係統開始，就使不少中國精英人士產生一種錯覺，他們一方麵認為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巨大災難，共產黨開始“浪子回頭”了；另一方麵他們又認為市場係統通過良性競爭，理念係統通過公平辯論，就會逐步發展強大，最終戰勝低效的國企和虛假的官媒，從而確立它們在社會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最終占據強勢地位。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相對忽視了執政黨一直不斷發出的另一種信號，或者說他們無意識地陷入了一種“選擇性失明”。實際上，無論是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憲法中反複強調、反複確立的共產黨在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這個巨無霸式的中國的行政係統就一直在反複聲明自己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絕不允許挑戰，決不允許“輪流坐莊”，更不允許“取而代之”。甚至他們還怕市場係統、理念係統誤解自己的意思，進一步反複申明“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就是“共產黨的統一領導”等等。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共產黨的這條決不放手自己的政權的紅色底線呢？我們是否應該譴責共產黨自私自利呢？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吧。首先，中國是行政型國家，按照中國幾千年行政係統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是共產黨趕跑了國民黨，當然就要由共產黨來坐天下，此乃天經地義。當然，共產黨執政後要確保廣大的老百姓吃得飽穿得暖，否則，“官逼民反”，人民如果活不下去了，是有造反起義的權利的。換句話說，隻要絕大多數人吃得飽穿得暖，你就不能要求我共產黨讓出自己的政權。其次，我們再從許多知識分子所向往的西方的觀念來看一下。西方是市場型國家，按照市場係統的規則，隻要這些企業、這些公司是我們資本家自己創辦的，它們就天經地義屬於我們這些資本家。你們工人可以罷工，可以要求提高工資，可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但決不能要求我們資本家放棄自己的財產、放棄我們自己的企業和公司。至於西方的政府機構，它始終是為市場係統服務的仆人。仆人幹的好，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仆人就可以接著幹；幹的不好，就換一群仆人來幹。在市場類型的文明社會中，此乃天經地義。那麽，到底我們應該用中國的傳統行政社會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的不肯放權，還是用西方市場社會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的不肯放權呢？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共產黨是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而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是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的。孰是孰非？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