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 ｜2023-01-29
中共20大已經閉幕，習近平再次當選。如果把習近平的執政看作一場足球比賽，那麽可以說上半場已經結束，下半場即將開始。更進一步說，如果把共產黨的執政期也看作一場足球比賽，那麽也可以近似地說，上半場基本結束，下半場馬上開始。那麽，就讓我們在這中場休息的時間裏，評論一下共產黨、討論一下習近平吧。
當習近平2012年上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改革派，無論是體製內的還是體製外的，國內的還是海外的；也無論是主張激進的西式憲政民主的，還是主張溫和的“黨主憲政”或北歐式“社會民主製”的，所有這些人都對習進平抱有極大的希望。理由主要是，習近平的父親是黨內公認的改革派，又是當年極左路線的受害者；習近平本人當年作為黑五類的子女，自然也受到了牽連，在隻有16歲的時候就去上山下鄉，等等。當然，現在所有這些人都統統失望了，甚至可以說是絕望了。他們一方麵是感到萬分的困惑，不明白為什麽習近平做了那麽多在他們看來是如此明顯的錯事、蠢事，黨內怎麽就沒人出來反對他呢？怎麽習近平還能在20大上連任，甚至地位比過去更加鞏固了呢？另一方麵，正所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目前，至少在海外媒體上，輿論幾乎在一邊倒地指責習近平、嘲諷習近平、甚至謾罵習近平的同時，也一邊倒地對中國今後的命運做出了悲觀的預測……
那麽，這一切到底是怎麽回事呢？究竟是習近平真的開了曆史的倒車，掉轉了前進方向，還是我們一開始就壓根誤判了中共這輛列車原本的前進方向？究竟是習近平真的具有某種特異的、超強的權術手腕，還是我們壓根就沒有搞清楚中共組織內部最基本的運作原理？中國的未來是真的沒有希望了，還是我們自己更需要認真反思，走出某些理論的誤區，從而提升我們自己的判斷能力？
本文就試圖從宏觀曆史的角度，對上述幾方麵問題作一些初步的探討；同時對習近平本人，雖然還不能蓋棺論定，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基本考察。
一、首先，我們從中國宏觀曆史的角度來觀察一下共產黨
好了，讓我們先從曆史長河的角度來理性地考察一下共產黨吧。從共產黨的創建說起。不錯，共產黨的創建離不開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感召。但這絕不是因為當年那些年輕的熱血青年們受了俄國革命的蠱惑，更不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洗腦。須知，早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就有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傳入了中國。但幾十年間，它們無論是對於在朝的掌權者來說，還是對在野的社會精英們來說，影響都不是很大。而1917底爆發的俄國革命給中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卻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就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以至不僅1921年就建立了共產黨，而且當時在國內已經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國民黨也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迅速調整自己的綱領，製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策略。何以至此呢？我想，原因恐怕是馬克思所主張的“公有製”“解放全人類”“資本家剝削工人”“剝奪剝奪者”“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等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為富不仁”“劫富濟貧”“官逼民反”“馬上得天下”等等觀念基本合拍或完全合拍，於是在當時的青年社會精英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一句話，馬克思針對19世紀西方因市場經濟不完善所導致的病症而開出的行政式的共產處方，之所以會被當時的俄國和中國所接受，原因無它，恰恰是因為俄、中兩國都是傳統的以行政方式運作的國家，且當時又都處在落後的、急於想改變自己命運的情形之中。如果馬克思當時開出的不是行政藥方，而是宗教藥方，那麽俄、中兩國決不會接受它的。
但會不會是因為“救亡壓倒啟蒙”的原因，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勢了呢？我不這麽認為。如果要論“救亡”的緊迫性，鴉片戰爭之後、甲午戰爭之後、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後，救亡的緊迫性並不比1918―1920年時的救亡緊迫性小，但在漫長的七八十年當中，各種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都無法占領中國市場。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假如當時中、俄兩國都處於非被西方列強欺負的和平時期，則西方主張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的思想更不會在中、俄兩國找到市場、獲得共鳴。原因很簡單，自由主義思想產生的土壤是市場經濟統治下的社會，它也僅僅適合市場類型的國家。
還有一些學者甚至認為，經過八國聯軍那麽一折騰，慈禧太後已經醒悟，最終下決心實行憲政了。隻可惜老太太壽數已盡，最終沒能如願。如果慈禧太後實行君主立憲成功，後麵也就沒有共產黨什麽事了。其實，即使慈禧太後真的多活一二十年，中國當時也是無法實現憲政民主的，無非是造成更大的混亂而已，最後還是會出現一個獨裁政權，就像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給蘇聯帶來一片混亂之後又重新出現普京的獨裁一樣。還有一些學者認為，1937年日本全麵入侵中國，給共產黨提供了一個發展壯大的機會，否則共產黨就會被國民黨消滅，根本就不會有後麵1949年的掌權了。我們姑且退一萬步講，即使真的國民黨消滅了共產黨，那麽可以肯定的是，它所建立的政權依然會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而決不會出現一個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國家，區別隻在於那時全國隻允許存在的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三民主義而已。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如果當初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學的是日本，也搞君主立憲，則命運會有不同。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日本當時的迅速崛起，並不是因為搞了英式的君主立憲，而是因為它通過明治維新，廢棄了封建製，改行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國小人少的日本當時之所以可以打敗國大人多的中國和俄國，主要是因為中、俄兩國當時都處於一個王朝的極度腐爛的晚期，早已是泥足巨人，一推就倒。換句話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這和中國曆史上經常發生的地處偏遠的處於上升期的少數民族政權打敗已經腐朽的中原政權，例如人數較少的東北滿族政權打敗龐大的明朝，是屬於同一個性質的事件；而並不是因為像人們過去主觀認為的，是實現了資本主義憲政的先進的日本戰勝了落後的封建主義王朝的中、俄。實際上，日本當時和中、俄兩國屬於同一種性質的國家，其真正開始實行憲政，是在二戰後被美國占領的時期。
總之一句話，共產黨最終在中國奪取政權，並不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情，而是一個發生概率極大的曆史事件。
我們接著說共產黨。1921年創建的共產黨到底屬於一種什麽性質的政黨呢？無論是從其書麵上的黨章、還是從其實際上的組織運作來看，它都和西方社會中的鬆散的理念型政黨截然不同，而和俄國的組織紀律十分嚴密的布爾什維克式的行政類型的政黨十分相似。一句話，它是一個以行政指揮的方式來組織並運作的政黨，也是一個以軍事組織的形式帶領廣大貧苦農民起來武裝奪取政權的政黨。在這一點上，它和中國曆史上多次爆發的農民起義的組織方式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區別僅在於，過去的農民起義大多以準宗教的方式來組織動員，如黃巾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白蓮教起義等等，而中國共產黨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而把廣大貧苦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本質上就是中國漫長曆史上的又一次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而當時作為共產黨對立麵的國民黨，其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就其本質來說，和共產主義以及中國傳統的思想意識也並沒有根本的不同（這裏恕不展開論證）。而國、共兩黨之爭，在本質上和當年的劉邦、項羽之爭也沒有根本的不同。總之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起義的成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完成了中國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換代。
那麽，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和中國過去自秦以來的2000年中出現的幾十個王朝相比，有什麽獨到的特點嗎？特點當然是有的，比如，嚐試著進行了一係列的治國理政上的新探索，如信奉馬克思主義、搞人民公社、搞大躍進、搞文化大革命、搞改革開放……所有這些都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情。但我依然認為，共產黨所建立的新政權，在本質上和中國自秦以來曆朝曆代所建立的政權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其所建立的政權，其基本的架構和基本的運作方式，和中國自秦以來的曆朝曆代並沒有根本的不同。我們知道，自秦以來中國實行的就是帝製。但帝製不是在辛亥革命時就被推翻了嗎？皇帝的世襲製度不是早已廢除了嗎？為什麽我這裏還要說新中國和曆朝曆代的體製沒有本質的不同呢？在這裏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我們知道，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曆史上的秦製和在它之前的周製完全不同。但這並不是因為秦朝的最高統治者叫“皇帝”，而周朝的最高統治者叫“王”。當然也不是因為周朝和秦朝的最高統治者的繼承方式不同，因為無論是秦製還是周製，其最高統治者的繼承方式都是血親世襲製。周製和秦製的根本區別，其實就在於我們平時所說的“分封製”和“郡縣製”的不同。在周製中，各地方官員的任免，由各地自己決定，中央並不幹涉。而在秦製中，各地方官員的任免，完全由中央的最高統治者決定。而我們知道，中國自夏朝以來，就一直是政府在社會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的行政型文明。而在一個龐大的行政型文明之中，最最重要的權力就是對各地、各級官員的任免權。這個權力的歸屬，從根本上決定了該行政文明的基本性格和基本命運。
讓我們以此為出發點，來觀察一下共產黨執掌政權建立新中國後，70多年以來的基本曆史事實，並把它和中國曆史上的有關事實相對照。首先，實行郡縣製的龐大行政係統有一個最大特征，就是最高決策者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會導致全國性的巨大災難。當代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大躍進”和“文革”。而曆史上著名的例子如王莽推行的新政和隋煬帝征伐高麗的錯誤決策，就直接導致西漢和隋朝的垮台。其次，大一統郡縣製下另一個特征就是凡事都一刀切。當代最顯著的例子，如土地改革上的一刀切，把大體上適合漢族居住區的土改政策不加區別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結果導致重大災難。甚至在西藏引發動亂，導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又比如農業方麵，把隻適合一定地區的“大寨經驗”強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等等。曆史上一刀切的例子，典型的如王安石變法，把隻適合一定地區的“青苗法”等強行推廣到全國，最終也導致巨大災難。郡縣製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下層的官員為了討好上層從而保住自己的官位，因而普遍對上頭隻報喜不報憂，甚至報假喜、瞞真憂。“報假喜”方麵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大躍進”時期各地上報的糧食畝產量了；“瞞真憂”方麵的例子，當屬60年代初期大饑荒時許多地方對中央的瞞報。甚至有的缺糧省份為了瞞報而竟然拒絕其它省份的援助。而這種隻報喜不報憂的例子，在中國2000多年的秦製曆史中也是屢見不鮮的。這裏隻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記得是那個以作詞出名的皇帝李煜，當宋軍已經把他的都城團團圍住的時候，由於下麵對他的瞞報，他竟然毫不知情。隻是由於某天他突發興致想上城樓遊玩，登上城牆後才忽然看到城下密密麻麻布滿了宋軍。郡縣製的又一個明顯特征就是高官們之間毫無底線的“內鬥”，當代中國的例子我們這裏就不列舉了。近代曆史上如李鴻章和翁同的內鬥，直接、間接地導致甲午海戰的慘敗。又如秦末時期趙高對章邯搞小動作，直接、間接地導致章邯最終投降項羽。在同乘的大船即將沉沒之際尚且如此相鬥，就更不用說平常時期了。當然，當代中國的文字獄和各級官員的腐敗，在中國漫長的秦製曆史中更是屢見不鮮，我們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之一句話，共產黨所建立的新中國，實際上和自秦以來的曆朝曆代沒有什麽根本區別，在本質上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政權。它不比曆朝曆代的政權更好，當然也不比曆朝曆代的政權更壞。當然，我們說它們屬於同一種性質，並不是說它們就一模一樣。區別當然是有的，甚至可以說區別很大。但這種區別，隻屬於生產技術發展水平上的區別。打個比方，就像電子管收音機、半導體收音機、集成電路收音機之間確實有很大的區別，但它們在同屬收音機、而不屬於電視機這一點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當然，新中國自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裏我們不去糾纏何謂“社會主義”，我們隻指出一個基本事實，即：無論是過去我們所宣稱的“社會主義”，還是現在我們所宣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行政係統----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政府”----在社會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市場係統（私人資本）和理念係統（知識分子和宗教組織）則在社會中僅占有次要地位。在毛澤東的純粹“社會主義”時期（1950----1976），行政係統在中國占據絕對強勢的統治地位，理念係統和市場係統所占比例幾乎為零。在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1978----1997），行政係統相對減弱，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相對增強，但行政係統依然占據強勢的統治地位；在江、胡時期（1997----2012），行政係統進一步減弱，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波動性增長，但行政係統仍然在社會中保有相對強勢的統治地位。而反觀漫長的中國曆史，自大禹治水之後的夏、商、周開始，直到秦之後的曆朝曆代，也都是行政係統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區別僅在於在周製的體製中，行政係統占相對強勢的主導地位，在秦製中，行政係統占據超強的主導地位。而幾千年的中國曆史已經反複證明，一旦某個行政組織奪取了天下、掌握了政權，它是會堅決衛護自己的，決不允許其它任何行政係統或組織來染指，也決不允許其它係統、例如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包括宗教）來染指。
但從鄧小平開始主動增強市場係統和被動放綁理念係統開始，就使不少中國精英人士產生一種錯覺，他們一方麵認為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巨大災難，共產黨開始“浪子回頭”了；另一方麵他們又認為市場係統通過良性競爭，理念係統通過公平辯論，就會逐步發展強大，最終戰勝低效的國企和虛假的官媒，從而確立它們在社會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最終占據強勢地位。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相對忽視了執政黨一直不斷發出的另一種信號，或者說他們無意識地陷入了一種“選擇性失明”。實際上，無論是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憲法中反複強調、反複確立的共產黨在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這個巨無霸式的中國的行政係統就一直在反複聲明自己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絕不允許挑戰，決不允許“輪流坐莊”，更不允許“取而代之”。甚至他們還怕市場係統、理念係統誤解自己的意思，進一步反複申明“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就是“共產黨的統一領導”等等。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共產黨的這條決不放手自己的政權的紅色底線呢？我們是否應該譴責共產黨自私自利呢？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吧。首先，中國是行政型國家，按照中國幾千年行政係統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是共產黨趕跑了國民黨，當然就要由共產黨來坐天下，此乃天經地義。當然，共產黨執政後要確保廣大的老百姓吃得飽穿得暖，否則，“官逼民反”，人民如果活不下去了，是有造反起義的權利的。換句話說，隻要絕大多數人吃得飽穿得暖，你就不能要求我共產黨讓出自己的政權。其次，我們再從許多知識分子所向往的西方的觀念來看一下。西方是市場型國家，按照市場係統的規則，隻要這些企業、這些公司是我們資本家自己創辦的，它們就天經地義屬於我們這些資本家。你們工人可以罷工，可以要求提高工資，可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但決不能要求我們資本家放棄自己的財產、放棄我們自己的企業和公司。至於西方的政府機構，它始終是為市場係統服務的仆人。仆人幹的好，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仆人就可以接著幹；幹的不好，就換一群仆人來幹。在市場類型的文明社會中，此乃天經地義。那麽，到底我們應該用中國的傳統行政社會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的不肯放權，還是用西方市場社會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的不肯放權呢？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共產黨是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而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是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的。孰是孰非？
二、其次，讓我們從宏觀曆史的角度來觀察習近平
2012年，習近平上台了。他當時麵對的是：市場係統蓬勃發展壯大，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發展、給中國政府積累了巨量的財富，同時直接、間接地導致整個行政係統嚴重腐敗，社會上嚴重的兩極分化。他還同時麵對：麵向市場和社會的半官方媒體及民間自媒體的迅速發展，給中國帶來巨大的非官方的輿論思潮，在社會中導致各種思想爭議、理論紛爭的同時，直接、間接地導致了政府行政宣傳係統的軟弱無力和官方媒體的半癱瘓狀態。所有這些，都使現在由習近平來領導的這個行政係統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脅，顯然，他必然會做出的選擇就是：“該往回收了。”
“該往回收了。”（大意）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1957年反右時，當一些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提出要搞多黨製的“輪流坐莊”時，當許多人嘲諷共產黨是“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時，毛澤東就在一份內部文件上批示“該往回收了”。無獨有偶，當1960年前後爆發大饑荒，政府不得不對私人經濟放鬆控製；然而在推行有市場經濟因素的“三自一包”初步見效、農村經濟出現複蘇之後，毛澤東就問鄧子恢：“現在情況好轉了，是不是該往回收了？”（指取消“三自一包”）
總之一句話，當共產黨領導的行政係統遇到了嚴重的困難時，他們就會相對放鬆對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的管製；而當他們感到困難時期已經過去，尤其是感到迅速發展的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有可能對自己造成某種潛在威脅時，他們就會開始限製、打壓私人經濟和民間媒體。習近平上台後所推行的“國進民退”也好，“黨媒姓黨”也好，都是在行政係統財大氣粗、並開始感受到某種潛在威脅時，所做出的必然選擇；而這些和習近平本人對市場經濟的好惡、對民間媒體的好惡沒有太大的關係。更進一步說，鄧小平當初改革開放、引進市場經濟，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政權；習近平現在限製民營經濟、管控民間媒體，也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政權。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習近平在1978年掌權，哪怕他內心極度討厭私人經濟，他也會先克製一下自己的好惡，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推進民營經濟的發展；而鄧小平如果是在2012年掌權，哪怕他本人並不討厭民營經濟，他也會先克製一下自己的好惡，而對民營經濟、民間媒體采取往回收的策略。總之，“放”也好，“收”也好，一切都是當時和現在的形勢使然，而和鄧、習兩人的個人品質的關係不是很大。如果非要說有關係，那也隻是關係到在“放”的時候是猛一下放開、還是逐步緩慢地放開；往回“收”的時候，是生硬地猛刹車造成很不舒服的硬著陸，還是溫和地緩慢刹車導致相對舒服地軟著陸而已。
說了一大堆話，我的意思其實就是，習近平上台後並非在開中國曆史的倒車，他隻是在駕駛著列車向著中國曆史和共產黨自身早已既定好的方向繼續行駛罷了。
上述的判斷對嗎？有旁證嗎？有的。實際上，若我們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來觀察，同樣可以明顯地看到上麵我們所說的行政係統對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時而收、時而放的現象。比如漢武帝時期把鹽鐵業收歸國營，比如王安石執政時倡導的國營金融業等等；又比如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政府先是鼓勵佛教、但當佛教徒的大量增多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下降時又對佛教進行查禁等等，都屬於行政係統對市場係統和理念係統的時而放寬、時而限製和收斂的行為，這裏限於本文的篇幅，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習近平上台後所采取的一係列高度集權的措施。毫無疑問，習近平通過建立許許多多工作小組、並由自己兼任組長的方式，把幾乎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裏，從而使李克強成為建國以來最弱勢的一屆總理。再加上2018年修憲取消任期製，一些人就據此認為，習近平是一個權力狂，甚至是一個做著君臨天下皇帝夢的黑幫老大。但如果我們冷靜地從整個黨史、從整個中國曆史的角度來考察，就會發現，其實習近平的這種集權現象，在曆史上曾反複性地一再出現，就像經濟危機在西方反複性地一再出現一樣。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新中國的曆史上、在整個中國的曆史上，一會兒集權、一會兒放權，一會兒再集權、一會兒再放權，然後又集權、又放權……兩者交替出現，反反複複，早就司空見慣，區別隻在於具體的集權、放權的方式方法不同，或者集權、放權的具體範圍和程度不同。即拿習近平上台後在政治局常委中推行的定於“一尊”的高度集權來說，在它前麵就有長期的胡錦濤在政治局常委中推行的定於“九尊”的高度放權；而在李克強的超弱總理地位之前，就有溫家寶的超強總理地位。當然，這些類似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曾上演過，例如朱元璋幹脆取消宰相後的高度集權就和習近平相似；又如一些朝代中嚐試建立的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之間互有封駁否決權的體製就和胡錦濤的九龍治水體製相似，等等。實際上，在新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比如在中央一會強調“黨政分開”、一會強調“黨領導一切”；在地方一會兒人大主任和黨委書記由兩個人擔任、一會由同一個人擔任，在本質上也都屬於這種一會兒分權、一會兒集權的性質。所有這些說明什麽呢？這說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也和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一樣，也知道過度集權的弊端、也知道過度分權的毛病，隻是他們一直沒有發現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無法找到兩者之間的一個平衡點。總之，一會兒集權，一會兒放權，主要並不是因為一會兒出現一個貪權的暴孽的執政者，一會兒出現一個民主的溫和的執政者，雖然我不否認某個執政者的個人性格會對其采取何種方式執政有一定的短期的次要影響。
當然，習近平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力反腐，但我們知道，類似的反腐事件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更是反複上演。最著名的，例如朱元璋的大力反腐。當然有許多人認為，習近平的反腐僅僅是借口，他是在利用反腐來清除異己。我不太讚成這種說法。但即使退一萬步講，習近平真的是在利用反腐來排除政治上的異己分子，那麽，這種事情在中國曆史上也同樣是屢見不鮮的。中國有一句老話“一朝天子一朝臣”，說的就是這種現象。有爭議的曆史人物我們不去說，單說一下大家都公認的兩個“君子”級別的人物。北宋時期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都是大家公認的君子。但兩個君子的政見截然相反。結果呢？王安石上台執政時，就統統罷免了司馬光派的官員；後來司馬光上台執政時，也同樣罷免了幾乎所有王安石派的官員。我們稍做考察，就會發現類似的“黨爭”事件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層出不窮。即拿當代來說，毛澤東任用“四人幫”、鄧小平清除“三種人”、江澤民起用上海群，胡錦濤培植“團派”等等，其實都是中國幾千年曆史在當代的回響。當然習近平也不會例外。總之，“任人唯親”是古老的郡縣製下的必然產物，而和毛、鄧、江、胡、習的道德水準以及個人胸懷的關係不是很大。如果非要說有關係，那也隻是關係到對被趕下台的“異己”是殺、是關、還是讓其靠邊站的問題。
對於習近平的反腐還有另一種解讀，即認為他是在利用反腐來抓住底下所有官員們的小辮子，以此來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讓大家聽話。其實，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並不了解中共這個龐大組織的自身的運作原理。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並不是類似西方政黨那樣的一個鬆散的理念型組織，也不是類似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等的那樣一個超世俗的宗教組織。中共在本質上是一個紀律嚴密的行政組織，或者說是一個實行郡縣體製的行政係統。在這個郡縣體製的行政組織中，有著一個最基本的共識，或者說有著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最基本的規則，那就是服從領導、聽從指揮。打個比方，這就像足球場上的運動員，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裁判一樣。裁判的權威絕不允許挑戰，即使他的判罰是錯誤的、不公正的，你也必須服從，否則你就會被罰出場外。也就是說，在足球場上，裁判員並不是靠著掌握所有運動員的某條“小辮子”來讓運動員聽話的。同樣，在以習近平為最高領導的這個郡縣製的行政組織中，上級根本就用不著靠掌握底下官員們的小辮子來讓他們聽話。如果有哪個下級不聽話，上級馬上就把他撤職調離，即使你清正廉潔也一樣。許多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往往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往往不自覺地把中國共產黨看作一個鬆散的理念型組織，誤以為在這個組織中應該“服從真理”。他們往往困惑不解：為什麽習近平做了那麽多明顯的錯事，大家怎麽還服從他擁護他呢？怎麽不找另一個人取而代之呢？他們不知道：在足球比賽中，場上的運動員是無法撤換裁判的；而且“妄議”裁判也是不行的。甚至，即使你是還未參賽的替補隊員，如果冒犯了裁判的權威，你也要被罰到觀眾席上去。
我們繼續說反腐。毋庸諱言，習近平是敢想敢幹的，他反腐是為人民、為國家，他的初心我想大概率也是真的，就像中國曆朝曆代的中興之主想大力整頓吏治的願望也是真的一樣。他上台時，共產黨的極度腐敗，尤其是在基層，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的反腐得到了全國上下的支持。但坦率地說，和毛澤東一樣，也和中國曆朝曆代的“中興君主”一樣，習近平所使用的反腐手段，如加強紀檢監察機構、派出中央巡視組、鼓勵實名舉報、甚至有意無意地暗示反腐名額的比例，等等，都屬於郡縣行政體製會本能地采取的手段，且這些手段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都能找到大量相似的範例。但我認為，正如曆史上曆朝曆代的中興之主全部失敗了一樣，習近平的反腐成果，恐怕大概率也會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中國式的腐敗，和其他各國的腐敗是完全不一樣的，它主要是由郡縣製本身帶來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用郡縣製的手段，去反對由郡縣製本身所產生的腐敗，而不從根本上來改革郡縣製，那麽這種反腐終究會失敗；腐敗早晚會死灰複燃，於是一切又重來。
另外，習近平上台後，對輿論媒體進行大力整頓，強調“黨媒姓黨”“不得妄議中央”，又強調要有“文化自信”“理論自信”，要搞理論創新、思想創新，等等。我們姑且假設他的初心是好的，動機也不能說有太大的問題，但我想，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他推行的政策，在郡縣製覆蓋下的現實生活中，卻導致了層層加碼。原本是要求各級幹部不得“妄議中央”；加碼後變成全社會都不得“議論”中央；再加碼後變成了“莫談國事”；最後是互聯網上過度的網絡刪帖、網絡封號；最終結果是敏感禁忌詞層出不窮，代用語、諧音語、密碼語、圖片語滿天飛。官方媒體上更是開始了過度的歌功頌德，不由得讓人想起文革時的一片文化沙漠、理論沙漠，哪裏還能搞什麽理論創新、思想創新呢？哪裏還有一點點“自信”的影子呢？在龐大的郡縣製下導致這樣的結果，我相信習近平自己也決沒有想到吧；就像1958年中央號召大煉鋼鐵，毛澤東決沒有想到基層幹部會上門到社員家裏去搜羅鐵器一樣。
最後，我們再來簡單看一下習近平的“一帶一路”。這裏我們不去討論究竟是把巨量的外匯用於購買某些信譽較好的國際債券更好些，還是投資搞“一帶一路”更好些。我這裏隻想指出，“一帶一路”在本質上和當年毛澤東援助非洲、修建坦讚鐵路是一個性質的事情；更進一步說，和明代的鄭和下西洋、和漫長的中國曆史中的“朝貢體製”也有太多相似的地方。總之，搞這些“國際項目”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賺錢，還不如說是為了國家形象、為了幫助貧窮的國家、甚至為了和天下人“共同富裕”更貼切一些。一句話，在“一帶一路”項目上，我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2000年秦製曆史的底色。
實際上，不僅在上述的由高層所決定的“國進民退”“集權、放權”“高壓反腐” “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字獄”等等方麵，我們可以看到中國2000年秦製的曆史投影，而且在基層官員們的或者“層層加碼”、或者“躺平”不作為，或者“疲於奔命”、或者轉身“拿老百姓撒氣”等等方麵，我們也可以看到2000年秦製的投影。甚至習近平在2010年代的出現，也和中國曆史上幾乎每個朝代的中期都有“中興之主”的出現，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習近平所采取的中興的手段，如上所述，也背著沉重的曆史枷鎖。一句話，從漫長的中國曆史來考察，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共產黨的出現和他們的所作所為、習近平的出現和他的所作所為，都昭示著一種中國曆史的必然，都顯示著一種內在的2000年秦製的曆史邏輯，而並非是當下中國命運的偶然。前些天美國某雜誌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被共產黨綁架了的習近平》。其實該作者說的並不準確，他應該說“被幾千年曆史所綁架的習近平”、或“被幾千年曆史所綁架的共產黨”才相對準確一點。如果要更準確一點，我寧可這樣說----被2000年的郡縣行政體製所綁架的共產黨和習近平。
我的意思是說，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主要錯事，習近平所出現的一切主要失誤，都主要是由秦始皇所創建的郡縣行政體製的缺陷所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甚至可以說，共產黨和它的各屆最高領導人自身，也是秦製的受害者。中國在野的知識精英們的關注點不應該是責怪共產黨如何自私自利、習近平如何一錯再錯，我們的關注點應放在如何改革延續了2000年的秦製上。否則的話，即使共產黨垮台了，即使習近平下野了，如果我們不改變秦製，則中國依舊會在曆史的循環中經曆磨難而無法自拔。
三、在秦製曆史的長河中再次出發，探尋中國政治改革的新路
曆史是一麵鏡子，可以讓我們認識自己，從而改正錯誤，迎接未來。如果我們上述對共產黨和習近平的觀察大致不差，那麽，結論就是明顯的，我們必須改變自秦以來所實行的大一統的郡縣製。
目前有一種普遍流行的看法，就是共產黨隻願意搞經濟改革，不願意搞政治改革。實際上，我覺得，恐怕共產黨也是願意搞政治改革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很可能更願意搞政治改革，因為他們也能、甚至更能體會到郡縣製的弊端。
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改革，甚至在延安時期就有了初步的設想。例如那人所共知的毛澤東和黃炎培之間關於如何走出中國朝代循環的曆史怪圈的談話。毛的思路是“靠人民來監督政府”。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一次實踐，不過以慘敗告終。搞人民公社，本質上也可以看作一個“避免兩極分化”、避免爆發農民起義的實踐，結果也以失敗告終。之後鄧小平試圖搞任期製，並嚐試了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江則民搞了村主任直選；胡錦濤更嚐試了一次在200左右高級幹部中直選政治局委員，在政治局常委中實行“一票否決”式的“九龍治水”。當然所有這些都效果不佳，最終都成了不了了之的爛尾工程。
總之一句話，在朝的共產黨是願意改革的，隻是他們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沒有抓住中國政治改革的要害，都是在堅持郡縣製整體框架的條件下從事揚湯止沸、修修補補式的改革，自然避免不了失敗。
那麽，我們可以把郡縣製完全推倒，推行許多在野的知識分子們所主張的政治改革方案，實行類似西方那樣的多黨製的憲政民主嗎？恐怕也不行。因為，首先從客觀條件來分析，憲政民主是建立在龐大的、鞏固的市場係統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有長期的遵守契約和法律傳統的廣大民眾基礎之上的。而當下中國的市場係統相比於行政係統，處於絕對的弱勢地位；且各級官員和廣大民眾，在2000年秦製的曆史熏陶下，誰都不把契約和法律當回事。其次，從主觀方麵來說，幾千年的曆史已經證明，中國的行政係統是決不會允許市場係統超過自己的；中國共產黨也反複在憲法中強調黨的領導，習近平也一再強調決不走憲政民主的“邪路”。可以說，在目前可預測的將來，中國走憲政之路，成功的概率實在太低。再加上前蘇聯的解體和現在俄羅斯的困境，使得中國走憲政之路的成功概率幾乎等於零了。
那麽，我們可以反過身來，按照另一些知識分子的設想，重走周朝體製的老路，推行“小共同體本位”，建立類似歐盟的體製，把統一的中國變為幾個、十幾個、甚至更多的“諸夏”。恐怕更不行。目前歐洲諸國都是市場係統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整個歐洲靠龐大而統一的市場係統聯係在一起，行政上的分裂對他們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但中國不同。中國是行政係統占據主導地位，分裂的行政係統輕則導致地方保護主義，重則導致以鄰為壑、甚至爆發類似春秋戰國時的混戰。周朝自治的老路現在肯定是走不通的，曆時20多年的村委會直選的失敗，已經間接證明了這一點。
那麽出路何在呢？恐怕大概率的出路在於，我們要在深刻理解中國曆史的基礎上，發揮想想力，獨創出一種既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式的憲政民主，也不同於中國古代分封自治和郡縣一統的新架構。實際上，中國曆史上，已經出現過類似的思考。例如在漢代建立之初，就曾實行過郡縣和分封並行的混合體製，最後失敗了。唐朝李世民時期，也曾考慮過在州一級實行世襲的分封製，在縣一級實行中央任命的郡縣製，最後不了了之。在明末，許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類似的想法，例如顧炎武就提出了“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想法，也設想了一個縣一級的具體方案，但沒有機會實行。當然，在當下的中國，也有學者進行了類似的思考。例如，有的學者就提出了一種類似“半周半秦”的體製，並設想了一個在各級政府（省、市、縣、鄉）實行“兩權分解，三方共享”的具體方案（簡稱“兩權共享”），等等。
無論如何，西方的憲政民主製度在辛亥革命後嚐試過十幾年；周朝的封建製和秦朝的郡縣製更是分別嚐試過幾千年；共產黨在郡縣製框架內的各種摸索也已經70多年。也許是時候了，在朝的共產黨幡然醒悟、毅然放棄已經2000年的郡縣製，在野的知識分子也幡然醒悟、不再迷戀“三權分立”的西式憲政民主，雙方團結起來，共同大膽試點一下半周半秦式的政治改革方案。畢竟，這個方案我們還從沒有實際嚐試過。而且，這個方案既沒有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又有極大的黨內民主的因素，我想，體製內外的各方精英都可以接受吧，中國的各級幹部和廣大老百姓也能消化或消受吧？
當然，這種“半封建半郡縣”製的改革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國際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沒有繼續惡化、沒有完全失控。那麽，中美關係到底會如何發展呢？此文已經很長，讓我們在另一篇文章中、從宏觀世界曆史的長河中來對此進行考察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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