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亡與正邪

 

1963年2曰2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毛澤東指揮，劉少奇做《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強調指出：“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毛澤東插話：“……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 據說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把中國的“興”或“亡”與國家發展道路的“正”或“邪”分別劃上了等號。  其後十三、四年，毛澤東繼續堅持著“正”路，直到他去見了秦始皇。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總理在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報告》稱：“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幫'的幹擾破壞【按：此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之重新定義】，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八方窳敗，很難對老百姓說：那還算是“興”。再以後國門漸開，中國人第二次睜開眼睛看世界（上一次是在鴉片戰爭前後），連老幫棍王震親訪英國工人階級的家庭以後也不得不承認人家那兒才是真“興”。  至此，如果真誠恪守“興即是正”、“亡即是邪”的中共官方公式，那就必然得出結論：毛老人家，硬是邪得很。 現在而今眼目下，中國人給自己的國起了不少諢名，曰“大”曰“厲害”曰“（有望奔一的）世界老二”等等，提“興亡”二字，雅似危言，不祥。可是，國家發展的道路走得正或不正的問題，倒仍然常由當局領導和官方媒體或明或暗地觸發，表明它無時無刻不在上上下下的腦瓜裏出現。在上者手握權柄決定路線，硬是以為隻要自己還在台上尚未亡掉就算在走正路，令人好奇他們是不是在裝傻。如若領導者竟是真傻，而十億國人或者也是真傻或者陪著裝傻，套用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老話，上下交比傻，這國還咋個“大”法嘛！ 習近平承接江森破，祭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彷佛沾個“興”字就算是踏上正路了，而其實未必——因為他沒說清要複興的東西是否包括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即毛澤東認為必須堅守的“秦政製”，如果中華複興的目標夾帶著這貨，則中國無論有多少公裏的高鐵，也開不上社會發展的正途，就如當年西太後雖然一腚坐上汽車，還是當時世界上最新的 model，但並不因而能令舊朝駛離敗亡一樣。 八十多年前，毛澤東曾經寫過，“我們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可見那會兒對這事他還知道一點兒：中國應當和世界上多數國家一樣，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而所謂“光複舊物”也絕不容夾雜在禁城皇宮裏再弄出個朝廷的把戲。今天的習近平好像又不懂這件事了。 中國，這樣打回旋，不覺得是瞎耽誤功夫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