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博客 |2023-01-19
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製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在近現代社會,常常是觀念的變遷引發製度的變遷——事實上,觀念的力量如此強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經濟利益的考慮、暴力機器的壓製、國際格局的約束,撬動製度的變化。可以說,觀念對於製度,具有一種引力作用。當社會觀念領先製度太多,它會拉動製度前進;當製度超前於觀念太多,社會觀念又會將製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種意義上,也隻有經由觀念變遷推動的製度變遷才是牢靠的、堅固的。因為如果是經濟利益驅動的製度變革,有可能經濟危機一到來就製度動搖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動的變革,有可能換了一任領導人後製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國際格局變動引起的變革,也可能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倒退。隻有製度變革是建立在觀念變革的基礎上的,它才是紮實的、可持續的,因為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當的韌性。
韓國轉型:觀念驅動的變革
為什麽觀念變遷對於製度變遷很重要?觀念變遷如何推動製度變遷?觀念的變遷又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從一個國家講起——韓國。確切地說,我想從幾部韓國電影說起。
如果大家喜歡看電影,可能知道過去十幾年,韓國湧現出了一批反映本國民主轉型的電影。我看過的就有四部:《華麗的假期》《辯護人》《出租車司機》以及《1987》。
其中,《華麗的假期》和《出租車司機》是講1980年的光州事件;《辯護人》講一個本來及時行樂的律師,如何轉變為民權辯護人的故事;《1987》則是講一個大學生樸鍾哲的死,如何點燃了整個社會的變革決心。
說實話,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新興民主國家如此熱衷於拍攝自己的轉型故事。而且,雖然是沉重的政治片,並非什麽娛樂片,但是據說,這些片子在韓國刷新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每出一部,就往往是萬人空巷。可見,對於韓國社會來說,這段曆史不僅僅是曆史,而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紀念碑,需要不斷重返、朝拜,以此來理解自身並尋找未來的方向。
為什麽說這幾部電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製度轉型的觀念根源?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幾部電影中的“革命者”是誰。盡管這四部電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師,有的是司機,有的是公訴人,但是,他們保護的對象,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學生。
在這幾部電影裏,學生運動都是電影的背景,但卻是
汪洋
大海一樣的背景,他們時刻在窗外、在街頭、在電視報紙上湧動,讓所有的人無法扭過頭去。
事實上,大學生是韓國轉型運動的核心推動力。其他人,包括電影裏的這些主角,都是被動卷入革命的旋渦的。不過,大家想想,20世紀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韓國,還是比較貧窮的,而在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能上大學的都是什麽人?一般來說,或者來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將成為社會精英。所以,如果這些人純粹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必要去鬧革命嗎?沒必要。他們已經是天之驕子了,像《1987》裏麵被打死的樸鍾哲、《華麗的假期》裏的那個學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們個人前程似錦,當時韓國的經濟也是蒸蒸日上。我們往往認為,民眾為什麽會革命?因為民不聊生,對不對?的確,這是很多國家的轉型導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機推動了印尼的民主轉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現。
但是,韓國並非如此,很多轉型國家都並非如此。韓國在轉型前,經濟發展態勢應該說很好。樸正熙當政時,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長率是10%。所謂的“漢江奇跡”,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樸正熙時代完成的。
既然個人前程似錦,國家也蒸蒸日上,那為什麽要鬧革命?因為觀念的力量。觀念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是我們詮釋世界的“翻譯軟件”係統。
要理解這個“翻譯軟件”的重要性,我舉兩個例子。比如,自發的買賣行為,在自由主義的觀念下,叫“市場交換”,但是在極左觀念下叫什麽?“投機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兩個觀念體係裏,聽上去會成為道義上截然相反的事情。
又比如,一個私營企業家投資掙錢了,在自由市場的觀念下叫“投資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觀念下叫什麽?叫作“剝削剩餘價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兩個不同的話語體係詮釋成了褒貶相反的事情。這就是觀念的力量——它是我們吸收信息的“意義加工軟件”。
具體到韓國當年,學生們為什麽要放棄大好前程去與威權政府抗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接受了那種把政治權利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價值體係。根據這種價值體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所以,你觀察電影裏那些示威者喊的口號,不是什麽具體的利益訴求,至少主要不是具體的利益訴求,比如工資、養老金、物價、就業、住房,等等,而是什麽?民主權利本身。
如果去觀察韓國轉型史,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爆發,都是與民主選舉有關。1960年的419運動,是因為李承晚選舉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為全鬥煥政變奪權,使得樸正熙之死創造的轉型機會被浪費;1987年最終推翻威權體製的百萬人大遊行,也是因為全鬥煥6月10日不顧民意,直接指定繼承人,讓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眾再次幻滅。
所以,韓國的轉型本質上是一場觀念驅動的變革。在有些曆史情勢下,革命是階級鬥爭,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經濟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韓國的民主運動,盡管有工人運動的成分,卻很難說是一場階級革命,因為它的核心主體恰恰是既得利益階層。
讚助信息
事實上,這不是簡單的韓國現象,曆史上尤其是當代史上很多轉型都是如此。當初的美國革命,真的是因為英國王室對北美民眾壓迫有多深重嗎?其實未必。獨立戰爭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稅比英國本土還要低。那為什麽北美要鬧革命?“無代表,不納稅”,關鍵是“代表”二字。
當代世界裏,蘇東劇變真的是因為中東歐民眾窮得過不下去嗎?也不是。這不是一個經濟階級推翻另一個經濟階級,而是民眾要推翻官僚統治。為什麽?正如東德電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為人們厭倦了謊言與羞辱。
從學生到全民:觀念的擴散
觀念的水位如何影響製度的變遷?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提高舊製度的運轉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繼續運轉。
關於這一點,這幾部電影都有清晰的呈現。我們看到,在電影裏,運動有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最開始隻是學生,但是慢慢地,隨著政府暴力的變本加厲,普通的中產階級、白領、勞工階層乃至街頭的大媽大嬸都開始加入。
《辯護人》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本來唯利是圖的稅務律師,因為一個朋友的兒子被刑訊逼供,最終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車司機》裏的那個司機,《1987》裏那個清純的女學生,《華麗的假期》裏麵的女護士……也都是本來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因為不堪忍受國家暴力而加入抗爭。
所以到運動的最後階段,無論是1980年的光州,還是1987年的首爾,都是傾城出動了。大媽大嬸給陌生人做飯送飯,司機們免費給傷員當誌願者,加油站讓所有出租車免費加油,護士們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救死扶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非常令人動容。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當司機們、廚師們、清潔工們、教師們、白領們……都成為“異議分子”,這個國家還怎麽運轉?所以,全民抗爭會無限提高舊製度運轉的成本。
但是,真正給舊製度帶來致命一擊的,是體製內的人開始動搖。在《1987》裏,公訴人拒絕給火化屍體簽字,因為這個學生的死因過於可疑;在《辯護人》裏,一個士兵成為扭轉案情的最關鍵證人;在《華麗的假期》裏,退伍前軍官成為反抗武裝的領袖。舊製度的螺絲釘一個一個開始鬆動,整個機器就無法再運轉了。
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很多體製內人物艱難的掙紮和變化過程,所以,雞蛋怎麽可能戰勝高牆?因為高牆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也有在讀大學、中學的子女,在當律師或者記者的同學,在工廠參與勞工運動的親友……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遷,這個觀念會發生一個“上滲”的效應,軟化堅硬的高牆。
這種軟化之所以會發生,在這裏,不得不提到韓國人的執著。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
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眾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製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內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專題)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裏轉了三圈。我當時非常尷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適吧。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麽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麽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爭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麵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內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製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曆史過於簡化了,黑白過於分明了。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裏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曆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電視劇),韓國人的民主抗爭,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製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並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態,更自然的觀念狀態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麽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為什麽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