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新統計數字
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從性別構成看，男性人口72206萬人，女性人口68969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4.69(以女性為100)。從年齡構成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7556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2.0%；60歲及以上人口28004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9.8%，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0978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4.9%。
這也是中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即近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長期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的專家表示，雖然中國與聯合國的社會學家多年前已預期到人口負增長必然會出現，但在2022出現負增長比中國官方預測的時間提前了9年，比聯合國在2019年預測的提前了10年。而這項極具重要意義的人口增長拐點，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不僅對中國的國計民生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將對全球經濟和世界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2.去年及以往的數據
中國國家統計局2022年1月17日公布，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進一步降至7.52‰。
減去死亡人口數後，中國總人口僅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低至0.34‰。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每年的人口出生數目如下：
1949年：1275萬
1950年：1419萬
1951年：1349萬
1952年：1622萬
1953年：1637萬
1954年：2232萬（二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嬰兒潮，中國第一波嬰兒潮）
1955年：1965萬
1956年：1961萬
1957年：2138萬
1958年：1889萬
1959年：1635萬 （自然災害）
1960年：1402萬 （自然災害）
1961年：949萬 （自然災害）
1962年：2451萬（"自然災害"結束後，中國第二波嬰兒潮）
1963年：2934萬
1964年：2721萬
1965年：2679萬
1966年：2554萬
1967年：2543萬
1968年：2731萬
1969年：2690萬
1970年：2710萬
1971年：2551萬（1971年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1972年：2550萬
1973年：2447萬
1974年：2226萬
1975年：2102萬
1976年：1849萬
1977年：1783萬
1978年：1733萬
1979年：1715萬
1980年：1776萬（1980年中國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1981年：2064萬（50.60後進入結婚生育期，中國第三波嬰兒潮）
1982年：2230萬（1982年9月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
1983年：2052萬
1984年：2050萬
1985年：2196萬
1986年：2374萬
1987年：2508萬
1988年：2445萬
1989年：2396萬
1990年：2374萬
1991年：2250萬
1992年：2113萬
1993年：2120萬
1994年：2098萬 （經濟不景氣）
1995年：2052萬
1996年：2057萬
1997年：2028萬
1998年：1934萬 （金融危機）
1999年：1827萬
2000年：1765萬
2001年：1696萬
2002年：1641萬（2002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2003年：1594萬（2003年開始，中國每年人口出生數開始基本穩定）
2004年：1588萬
2005年：1612萬
2006年：1581萬
2007年：1591萬
2008年：1604萬
2009年：1587萬
2010年：1588萬（80後進入結婚生育期，高成本導致多數人生一個或者晚生，平均近少生一個）
2011年：1600萬（2011年11月，中國各地全麵實施雙獨二孩政策）
2012年：1635萬
2013年：1640萬（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2014年：1687萬
2015年：1655萬
2016年：1786萬（2016年1月1日我國正式施行“全麵二孩政策"）
2017年：1723萬
2018年：1523萬（減少200萬，曆史最低）
2019年：1465萬（持續減少，曆史最低）
2020年: 1200萬（斷崖式下跌，曆史最低 ）
2021年：1062萬(連續4年曆史最低)生育率僅1.15,世界倒數第二名,比日本還低，僅高於韓國）
3.中國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有人認為，之所以去年人口增長出現拐點，與在嚴格的抗新冠病毒措施麵前，有些人不願生孩子有關。這可能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出生率下降的情況多年來不斷發生。
其實，中國早在2016年放棄了獨生子女政策，從2021年起就推出一係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例如稅費減免、產假延長、醫保優惠以及住房補貼，但是成效並不大，生育率下滑並未有所緩解。
為何出現這種情況呢?
城市居民中，孩子教育的天價費用、令人望而生畏的高考、以及嬰幼兒入托難等問題都是導致生育率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農村村民則因為教育、住房、結婚彩禮等費用的日益增長有關。
麵對國家的激勵政策，中國女性為何仍然不願生孩子，眾說紛紜。一種可能是，人們已經習慣了小家庭。還有人認為這可能與結婚年齡的提高有關，因此推遲了生育，抑製了生育的欲望。
當然這隻是泛泛的原因，中國作為具有數千年“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統思想的大國，數十年間，人們的生育思想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必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
生育是社會成員再生產的行為，與社會和經濟密不可分，必須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單純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之所以出現人們生育欲望降低，與生育的投入產出比，下降嚴重密切相關。
相比農業社會多生育給父母帶來收益，在工業社會生育導致父母的利益受損。這也是工業化國家人口增長緩慢、停滯，甚至負增長的根本原因。
1）原始社會
原始部落之間，為了爭奪森林、草原、牧場、女人、奴隸，部落之間彼此殘殺，互相獵頭。失去部落庇護或被部落放逐的人，等於死亡。部落的衰亡，也意味著幸存的部落成員即將麵臨死亡。對原始社會的部落來說，本來死亡率就很高，不多生孩子，就是等死，主動不生孩子，就是找死。
2）封建社會
古今中外的封建社會，中央對基層從來都沒有實現過直接統治。
中國是皇權不下縣，歐洲是諸侯林立。在這樣的社會之中，社會成員必然以血親為紐帶結成群體，維護共同利益。
社會成員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之間是熟人社會。一個村子的利益直接影響到每一個村民的利益。村子之間，為了爭奪水源，資源，甚至舞龍舞獅的上風，都會大打出手。
村子內部，也是誰拳頭硬，誰說了算。這樣的社會之中大家族具有先天優勢。所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在這樣的社會之中，沒有兄弟的，要結拜兄弟，兒子稀少的，要廣認義子。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反過來，就是一人失勢，雞犬不留，動不動就滿門抄斬，滅門九族（十族），隻有這樣才能斬草除根。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血緣關係、熟人關係，異常重要，維持一個大家族，向外爭奪利益，抵禦外來侵犯，對所有人都有利。在這樣的社會之中，沒有足夠的人丁，就難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村裏也一樣，挖絕戶墳，踹寡婦門，無非是因為這樣的家庭沒有男丁出來教訓做缺德事的人。在這樣社會中，有四五個兒子，就可以在村裏（社區裏）橫行霸道。反過來，沒有孩子，或者沒有兒子，或者兒子未成年，就隻能忍氣吞聲。
生育孩子，對父母來說，還是晚年一種經濟保障。
前工業化社會，沒有化肥、良種，農業生產水平極端低下，剩餘產品很少。雖然在理論上，各國國家都宣傳尊敬老人，然而在現實社會之中，在多數農業社會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兒子，也沒有足夠的財產可以維持生活，生活如同乞丐。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雖然生育率高，但是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孩子死亡率高的原因至少包括饑荒、疾病和戰亂。從父母的角度考慮，既然孩子夭折率高，那麽為了最終能剩下幾個孩子，自然有必要多生幾個。
農耕社會，封建諸侯實力來源於三方麵：兵員數、糧食產量和地盤。無論是兵，還是糧，說到底，都取決於人口數量。有人就有地盤，有地盤就有錢，有了錢就能維持政權。有人是第一步的。
農業社會，無論是民間還是國家，都有增加人口的衝動，在這樣的社會中，出生率居高不下，就不足為奇了。
3）工業化社會
到工業化社會，這種建立在血緣基礎之上的利益聯係，被自然而然的打斷了。國家取代了維護個人經濟利益與人身安全、晚年生活保障等原先由家族承擔的社會功能，個人利益不再以家族血親為基礎，而是以國家為依托。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金錢和機械取代了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勞動力成為商品，人財物大流通。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人員流動日益頻繁，活動範圍不斷擴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血緣聯係轉向經濟聯係。金錢取代了血緣，成為了人與人之間聯係的紐帶。血親之間的聯係越來越少，共同利益越來越少。
同一個家族之中的人，未必有共同利益。兒女長大，遠走高飛。兄弟姐妹，天各一方。父母、兄弟姐妹之間，往往數周、數月、甚至數年才能見上一麵，偶爾通個電話，報個平安。相鄰十年的鄰居，彼此不知道姓名，老死不相往來。
這樣的社會之中，熟人關係不斷瓦解，大家族失去存在的可能，大家族之中成員之間的共同利益越來越淡化，維持一個大家族，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過去生了孩子，沒有教育壓力，因為孩子普遍都可以超越上一代的教育水平；也可以隨便放養，10幾年後就多了一個確定的勞動力，多生就多得。付出低，得到多。
現在就難了，因為起點高了，即使隻要求超越自己，這期望也不低；生孩子付出的成本就更高的，尤其對於都市女性來說，好不容易起色的事業，一去生孩子，很可能之前積累的努力就白費了，生了孩子之後，想要培養到比自己更優秀，花費既貴也不確定，孩子還可能今後會啃老。
隨著熱兵器的發展，中央政府有能力把觸角伸向基層。中央的暴力壓倒了地方性的暴力，中央壟斷所有的暴力，所有的暴力都由中央政府的暴力衍生或授權而來。社會成員的行為，隻能在中央政府的允許下運動，或者說，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運動。
於是，大家把刀槍收起來，不得不虛情假意地坐下來，靠警察、法官和律師解決問題，暗中較勁。
這種情況下，多幾個子女，不如自己成為中央暴力的一部分，或者用錢賄賂官僚或者聘請最好的律師。
從經濟的角度看，國家出現了養老製度。養兒防老的意義明顯弱化。這種情況下，質量型養育也勝過數量型養育。
更嚴重的是，資本對人口沒有迫切需求，相反卻利用各種生活必需品謀求最大利益。從買房到生兒育女，入托入學，完成義務教育，高中、大學，需要的資金是數以百萬甚至千萬計的。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夠負擔的。
許多年輕人，尤其是長期漂泊在外地的年輕人，因為無力購買住房而無法成家，無法成家連第一步門檻都跨不過去，也就談不上生育子女。有時，他們長期同居，但是一直采取避孕措施，即使意外懷孕，也往往選擇人工流產。畢竟他們的經濟實力，並不支持他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循環。
所以，中國目前的人口態勢，與其它發達國家類似，是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高投入、低產出這個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總數的減少，必定是個難解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