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比現在與1950年代
很多人說，“現在的中國人比1950和60年代的人素質高多了，所以文革搞不起來”。這是不理解曆史。1950年代的成年人，小的時候大都接受過民主製度的全套公民教育，見證了符合現代民主標準的1946年版《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並且參加過1947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和1948年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受過教育的人都曾有機會自由嚴肅地思考和討論精神信仰，很多人信奉基督教。他們作為交戰國公民經曆了反擊法西斯戰爭，很多人扛過槍、參加過實戰。現在的中國人缺乏類似的人生經驗和思考過程。
中國的極權體製曆史悠久、思想深邃、功力強大，對付中國老百姓極端高效，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上海有很多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當時的大學教授、律師、和商人等，從思想到做派都非常西化。上海的經濟與西方緊密相連，經常能夠緊追西方的社會思潮和先進技術。在1949年政權交際前後，有幾個人能想到，世界聞名的上海股票市場，一夜之間就被關掉了；在短短幾年內，通過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所有的私人公司、房產、美元、黃金等，都被國家沒收；本來受社會尊重、生活舒適的精英們，在幾年內被“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被殺、被逼跳樓、被勞改、被收監，剩下的一個比一個卑賤，爭先恐後對加害於自己的勢力效忠，不惜謾罵和批鬥同事、朋友、父母、甚至自己。
試想，假如你回到在1952年、站在還非常西化的上海，你能夠想象到幾年後，每個人每周都要政治學習，對領袖表忠心，相互揭發批判嗎？那些老實巴交的中國農民和城市小市民，會齊刷刷地站成陣勢，誇張地高喊口號“每畝萬斤”嗎？那些靠吃美國救濟糧才活過二戰後世界性的饑荒的上海市民，會義憤填膺地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嗎？那些覺得上海洋氣、看不起中國其他地方的上海人，轉身就喊“打倒美國”、“打倒英國”嗎？他們也不想想，所謂上海比外地洋氣，就是因為上海的美英氣息多一些。中國的極權體製，可以在短時間內把大多數中國人變成不講理的動物。那些認為“現在中國人素質高，文革搞不起來”的人，完全不懂中國極權體製的強大。
2.“天塌下來，個高的頂著”
我在五、六年前回國時，與朋友們談起文革重來。我問他們，財產可能被搶掠、自由被剝奪，為什麽不移民？當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歡迎中國的技術或投資移民。朋友們都還處在壯年，移民比較容易。但是他們支支吾吾。我為他們擔心，就問，“是不是即使文革真回來了，你也不想離開？”幾個朋友思考後都承認是的。於是我們再深談，我慢慢懂了，其實大家都很聰明，早就從身邊的環境中，包括從家庭經驗裏，總結出了一套實用的生存法則，就是“自己藏在人群裏，讓別人去倒黴吧”，雖然大家都不明說。
即使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每年都有政治運動，每個運動都有整人害人的數量指標，但是在總人口中也隻有十之二、三受到打擊。所以一般老百姓的生存戰略就是，自己不出頭，希望被整被害的事都發生在別人身上。他們學會了漠視那些倒黴的同類，隻關注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寄希望於“他人倒黴，所以自己就安全了”，這就是“蝗蟲原則”。有人把它上升到哲學層次，叫“中庸原則”。無論中庸在儒學中的本意是什麽，老百姓嘴裏的中庸，就是讓自己躲在人群中間、讓別人去倒黴的“蝗蟲原則”。鄧小平個頭矮小，曾風趣地說，“天塌下來，個子高的人頂著”，其實也是一個意思。
天花板掉下來，誰最高誰被砸。所以有人喊“天花板掉了”，大家都馬上趴下。同理，在人人相信“天塌下來，個頭高的人頂著”的社會裏，當威脅來臨時，大家都選擇趴下。這樣的人民，數量再多也軟弱無力。這就是為什麽常有人感歎，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兵可以押送幾百個青壯年中國人去刑場槍決，竟無人反抗。這也是為什麽在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三年災害、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時，那麽多中國人被不公正地殺戮和迫害，社會卻異常穩定，沒有大規模的反抗。這樣的民情，讓當權者發動下一次文革的成本很低，所以文革重來的機會很高。
3.靈魂破碎
我的朋友們大多支持民主思想，算是社會裏的開明派。再看國內中產階層的主流，則是思想扭曲。如果新文革到來，他們更可能為虎作倀，而不會成為抵抗的力量。他們能在現代中國成為中產階級，就是因為主動為當權者著想，而不為老百姓著想，不為自己的階層著想，甚至不為自己的家庭和親人著想，所以權力才允許他們在社會裏爬升。我見過很多人，自己的爸爸被打倒、爺爺被槍斃、外公被餓死，哥哥被打成右派，等等，但是他們看待這些明顯的不公與冤屈，卻不是想著為親人伸冤昭雪、追究作惡的人，而是站在政權的一邊，護衛權力，為惡行辯護。他們認為，如果不把自己的親人冤殺掉，政權就不穩了，所以無辜的親人就應該被殺。思想如此扭曲，世上罕見，他們冷血如動物。
這些人都有較高的智商，教育程度也不低。他們撇開良心、撇開親情，因為要在中國獲得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就必須這麽做。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在自己身邊的具體環境裏發現，緊抱權力的大腿是向上爬的唯一通道，於是就變得這麽冷血。這就像唐末時期的南漢朝廷，當時政府規定做官必須首先閹割，於是很多讀書人為了做官，就自願閹割了。在現今的中國，個人發展就要依靠體製，比如做生意要發財，就必須攀附當官的，所以中國中產階級的主流都是把良心和親情放在權力之後的人。這個體製背後的設計原則，就是《商君書》中的“利出一孔”思想，是強君弱民總體哲學的一部分。這種體製長期存在，社會精英們就隻會為權力者著想，忘記了自己隻是老百姓，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的思想和言行就必然自相矛盾，比如有些人一邊拚命把孩子送到美歐等西方國家，一邊在中國人聚集的場合裏表現自己愛國，維護當權者，大罵美歐。他們的靈魂已經破碎。
圖5. 上圖是著名藝術家徐悲鴻向中宣部部長周揚告密另一位著名藝術家徐海粟的秘密信件。中國的頂級精英們，內心同樣對權力卑躬屈膝，為諂媚權力可以無惡不作。他們本質上都隻是奴才。（照片來自網絡）
中美走向對抗、文革2.0到來後，大量的中國普通商人、中產階級可能成為政治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原因是他們人數眾多、每個人都比較有錢，所以他們的財產總量巨大，壓榨他們可以獲利豐厚。這個階層裏的成員經常不為本階層著想、不為老百姓著想，卻處處維護當權者，自然造成階層作為整體，非常軟弱、任人宰割。他們就像一群肥羊，把最想吃掉自己的狼當作領袖，卻仇恨自己唯一可能的救星，美國。我見過很多人，在 1970和80年代時還隻能謀溫飽，因為中國對西方開放，他們才被允許做生意、變成私人老板，或在外資企業裏上班、進入中產，現在卻高喊，“厲害啊我的國！我們有產業鏈了，美國人離不開我們！中國現在不怕美國了！中國應該與美國打一仗”等等。讓人唏噓。
中國人還遠未覺醒。覺醒的人首先要有正確的信仰。拙文《淺談“神造人”的意義》講到，人性是二元的，包括神性與動物性。不信神的中國人，人性被動物性占領，就漠視真理與正義，隻服從拳頭和槍炮，怕死怕被打，所以他們崇拜以暴力為基礎的權力。在大問題上或到了關鍵時刻，他們會把良心與親情都拋到九霄雲外，作為與動物大體無異，於是文革這類社會悲劇才會在中國不斷重演。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還任重道遠，其中的關鍵一步就是改造國人的內心。隻有主流中國人信仰了代表真理與正義的神之後，文革才可能遠離，中國才真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