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詳細報道錢鍾書先生的任務。我即與錢先生生前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辦聯係。這個時間根本找不到人。我趕緊呼平時聯係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孫海泉的同誌回的電話。
他說：“唉呀，你快來吧，我們也正在商量這兩天請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一個弘揚錢鍾書精神的長篇通訊呢。你打個車來，一點半就要向遺體告別了。”
最後一句話很重要!我一看表，這時已經一點了。我馬上趕到北京醫院告別室。門口有幾個港台記者被攔住了，不讓進。看樣子，國內記者就我一人。
這很可能是一次獨家報道。
孫海泉說：“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訪很困難，楊絳不同意采訪。”
錢鍾書要求喪事從簡，現場沒有挽聯，沒放哀樂，也沒有幾個前來告別的人。錢先生的外孫在忙著拍照;還有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和幾個工作人員。幾分鍾後，李鐵映來了，然後楊絳也來了。他們說了一些話。
我想采訪楊絳，哪怕請她說一句話，但是這時已經沒有時間了，而且看樣子對方的心情也不允許。
我問了一下殯儀工有關情況。這位姓劉的大爺談了對錢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這麽一個名人，寫了很多書，他看過電視劇《圍城》。
名人的後事辦得這麽簡單，很少見，他很感動。作為一個普通百姓，能說出這麽一些關於一位大學者的肺腑之言，我覺得很有價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細觀察，包括靈堂陳設，錢先生的形象，人們的神態動作，尤其是楊絳的一舉一動。
兩點鍾，一輛豐田旅行車載著錢先生的靈柩出發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誌提出，要跟著去，他們同意了，並讓我搭乘王忍之的車。
在去八寶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來，他語氣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摯。
王忍之談到了他來社科院四年中，與錢鍾書的交往和印象。他說他自己沒有水平評價錢先生的學術，但錢鍾書的確是一個淡泊、親切、不求名利的人。
他還談到了錢鍾書的一些情況，錢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個星期前才出現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的身份來的。他說，他是以錢先生朋友的身份來的。惟其如此，楊絳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來，的確不容易。後來聽說，錢鍾書逝世後，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聞單位要求采訪的電話，新聞發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沒有消息”。
王忍之說話時，我沒有記筆記，而是把一切記在腦子裏。
一邊談，我一邊注意前麵的靈車。能看見司機後麵楊絳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終沒有回頭看躺在身後的錢鍾書。
一路上，車子也跟任何一輛普通車一樣，遇到紅燈就停下來等待，車速隻比其他車稍慢一點，沒有市民注意這輛車。
我們後麵，跟著港台記者的一輛車。在北京醫院，他們雖然沒能進去，但在馬路對麵，用長焦鏡頭對現場作了拍攝。李鐵映來，楊絳來，王忍之來，他們都看在眼裏。
看著他們的車，我心裏想，作為新華社記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聞報道出去，並且報道好。
采訪受阻
車子開了40分鍾，到八寶山。火化的事情沒有對錢鍾書的同學、朋友、學生發任何通知。來送行的，除了親屬，其他人大都是打聽到消息後自發來的。這中間有人民日報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稟報”，通過傳話，才“放”進靈堂來的。
錢鍾書的遺囑說，隻希望二三親屬送行。不過，在場的還是超過了20人。到八寶山來的，還有胡繩，中宣部副部長白克明。
現場沒有看見港台記者。我想他們一定被堅固地封鎖在外麵了。
國內記者好像也沒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錢鍾書的主治醫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為他治病，剛才一直攙扶著楊絳。
我說：“聽說您是錢先生的醫生。”
她說：“是。但我今天是以錢先生的朋友的身份來的。”又反問我是做什麽的。
我說我是新華社的。她臉色微變，徑直走到一個剃著平頭的彪形大漢麵前，說：“他是記者。”那人也不客氣，連搡帶推把我拽到靈堂外麵。
他審視著我說：“你來幹什麽?”
我說：“我是新華社記者，我來采訪的。”
他嚴厲地說：“什麽記者也不行。你們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麽場合。今天不讓采訪。你馬上走!”
說著堵在門口。又上來另一個人往外推我。
這時，我看見社科院辦公廳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來解了圍。
但采訪楊絳的企圖卻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讓接近她。我隻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記錄在腦海裏。
近年來，包括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在內的多家新聞媒體曾試圖采訪錢鍾書和楊絳，但都被拒絕了。
火化還要等一會兒。現場很感人。楊絳兩次從座位上起來，扶著棺沿細細打量丈夫。神態和身體語言都耐人尋味。
楊絳的堅強留給在場的人很深的印象。錢鍾書和楊絳惟一的女兒去年也去世了。
還有胡繩，他和楊絳默默坐在一起，兩個顯得十分衰老的人，無言地讓人們拍照。這些，都是比談話更感人的細節。但因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沒有能寫進去。
在報道中，我沒有提胡繩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官銜，隻提了他是“另一位學術大師”。
後來我隻跟錢鍾書的一位“學生的學生”聊了一小會。她也很煩記者的樣子。這些人都繼承了錢先生的品行，不願與媒體打交道，並以沉默來維護錢先生最後的片刻安靜。
火化時，大家都到了爐邊。這時，胡繩、白克明、王忍之等都走了。
工人先把放在錢鍾書頭邊的幾張發票一樣的單子拿起來看了看，大概是確認一下。然後把棺槨停在一邊，先打開爐道，從裏麵拉出前麵剛燒過的一具屍體，把骨灰鏟進一個筐裏，然後叫大家退後，他則用一塊白布使勁撲打屍床上的餘灰。灰很大，一些人咳嗽起來，並開始抱怨。我注意觀察楊絳，發現她沒有表情，也未捂口鼻，定定地看著工人幹活。有人一直扶著她。
然後輪到錢鍾書了。爐門關上時，我真切地感到了兩個世界的分界線。
楊絳沒有看火化爐。她站著不動。有人要讓她坐下，她堅決不坐。
有人要她離開，說車準備好了。她說：“不，我要再站兩分鍾。”她沒有掉一滴眼淚。
爭取發稿
楊絳和親屬離開後，崔智友過來對我說：“我跟你商量一下，今天不要發稿了。楊先生也不同意。”
我一聽急了，不發稿我也不同意埃我說：“必須得發。否則，就沒有人記錄錢先生這最後的時刻了。”交涉了好一會兒，他最後才答應讓我寫一個“簡單的消息”。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意與錢先生的女婿楊偉成先生、夏衍之女沈寧女士、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同乘一輛車。路上，他們剛開始也不同意采訪，說遺囑都說好了，不希望渲染，他們不能“承擔責任”。我便說我是惟一的記者，報道錢先生這最後的時刻，是新華社記者的任務和職責。
我說：“有千千萬萬人在關心錢先生。我們尊重錢先生淡泊不爭、不求名利的品格，但畢竟，錢鍾書這個名字已屬於全社會。他是虛懷無私的人。為什麽不可以報道呢?”
他們才小心謹慎地講了一些錢鍾書逝世前後的事情，以及對他的評價。尤其是轉述了楊絳的一些話。他們其實也希望錢先生的做人和治學風格能影響到整個社會。但他們說，消息越短越好，並且千萬不要提到他們。
但這些對於今天的報道來說，已經足夠了。
我回去後，趕快寫了一篇國內消息一篇對外消息，並送審。楊絳一定要看。據說是做了很多說服工作，她才同意報道。另外，我還寫了一篇特寫稿對海外播發了。
我決定在錢鍾書火化的報道中，不發一句議論，全用白描。這倒並不是出於一定要把行文風格與錢鍾書後事從簡的實際相配合。我隻是一個冷靜、客觀、注重細節與活生生的現場的表述者，希望今天的人、以後的人、每一個，都能從我的新聞中看到他們想要知道的關於錢先生的東西。
讓時間和讀者去詮釋吧。
第二天，幾乎所有報紙都采用了我寫的消息。
崔智友後來對我說：“你成了目睹這一曆史時刻的惟一的記者。”
但我卻感觸良多，也有許多遺憾。如果不是竭力爭取，這篇新聞可能就發不出來了。長期從事新華社對外報道養成的一種敬業心和新聞敏感，使我在參加錢鍾書遺體告別儀式時自始自終強烈地意識到，我必須成為這一曆史事件的忠實記錄者。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曆史。我不能讓曆史在我的筆端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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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誰還記得錢鍾書
時間過得真是快，錢鍾書已離開人世七年。看這幾天的報紙，很難找到紀念的文字，新華社連一篇有關報道也沒有。也許，是尊重錢鍾書的“淡泊”吧。今天，是冬至了，一年中夜最長的一天。而昨天，是錢鍾書七年前火化的日子。當時我在場，曾寫下一篇報道，現在重新貼出來，以作紀念。
送別錢鍾書
新華社北京12月21日電(記者韓鬆)今天下午1時半，錢鍾書的遺體安放在北京醫院的送別室裏。
兩天前病逝的錢鍾書看上去非常清瘦，他身著黑色呢大衣，遺體四周是一叢叢的萬年青。
靈堂裏放著十幾個花圈，沒有挽聯，也沒有哀樂。
以個人身份來送行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王忍之說：“錢鍾書給我的印象是他的淡泊親切，不求名利。他要求喪事從簡。”
十幾分鍾後，錢鍾書的遺孀楊絳由保姆和錢的主治醫生攙扶著進來。錢鍾書住院四年中，楊絳幾乎每天都去醫院相伴。楊絳站著看了一陣錢鍾書。這時，來送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社科院院長李鐵映上來與她握手。兩人說了幾句話。
然後，楊絳把一小籃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錢鍾書的身體上。她走出告別室，安靜地坐在院子裏的一張小凳上。
錢鍾書的遺體被放進一口絳紅色的棺槨，被四個殯儀工抬上了一輛豐田旅行車。楊絳的眼神緊緊隨著棺槨移動，直到車門關上。這時，87歲的她一下站了起來。周圍的人怕她跌倒，忙上去扶住她。
楊絳、錢鍾書的外孫、保姆、醫生坐進了這輛紮著白黃色帶的靈車。兩時許，車子匯進了大街上車輛的洪流，一路上遇紅燈便停下來等待。
靈車穿過灑滿陽光的北京城，40分鍾後來到八寶山。
“這樣的大學者，代表了一個時代，”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說。
定好的火化時間是3點半。錢鍾書又被安放於一個靈堂。楊絳坐了一會，站了起來，走到錢鍾書身旁，兩手扶著棺沿，一動不動看著丈夫，但她沒有把蓋住錢鍾書臉部的白布揭開。直到親友把她扶走。
這時，另一位學術大師胡繩拄著拐杖進來了。楊絳和他又來到棺槨邊。這回，楊絳把白布揭開來，微微仔細地看錢鍾書。然後，回到座位上，兩眼定定地看著地麵。
中宣部部長丁關根也委托有關人士前來送行。
這間靈堂裏，也沒有擺放花圈，也沒有哀樂，大多數人也沒有戴黑紗。錢鍾書不喜歡一切“世俗的事物”。
又過了一陣，工人進來說火化的時間到了。大家便把棺蓋蓋上，簇擁著錢鍾書前往火化間。在這裏又過了一會，等工人清理爐道。這時，後麵又排上了另一撥給其他死者送行的人。
隨後，錢鍾書的兩位學生幫著工人把棺槨推上火化車。當車子進入火化室時，楊絳沒有看，她摘掉了眼鏡，目光落向了地上的滑軌。
火化間的門關上時，別人勸她離開，她說：“不，我要再站兩分鍾。”錢鍾書的遺體火化後，根據他生前的意願，骨灰就近拋灑。
在現場送行的，始終隻有20多個人，包括錢鍾書的女婿、外孫、外孫女，他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一些朋友。
錢鍾書希望喪事從簡。沒有通知任何人。有一些人是聽說後才趕來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來的，可能就會有上千吧?”社科院的薛先生說。今天來的人基本都不願向記者透露姓名。錢鍾書一向不愛跟媒體打交道。
楊絳說，錢鍾書得享88高齡，最後沒有痛苦地去世，應該說是“喜喪”。
夏衍之女沈女士說：“還是讓我們看錢鍾書留下的書吧。”
北京的新聞記者幾乎都不知道遺體火化這件事，在場的隻有本社記者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