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們早已經自行做出的群體分類，代之以知識分子發明的、強加於大眾的群體分類。比如說，家庭紐帶、宗教紐帶和愛國主義紐帶長期以來都被知識分子視為可疑的或有害的，而知識分子新創造的紐帶，比如階級紐帶或者更新近創造的“性屬（gender）紐帶”，已經被當作既是更道德的、又是更重要的概念而加以運用。
工人階級大團結曾經是左派知識分子中極為時髦的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持有這種觀念的知識分子是一次衝擊，因為他們曾經堅決認為：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絕不會對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發動戰爭。知識分子之所以會這麽想，大概是因為他們堅信國家並沒有階級重要。正如在其他案例中所顯示的那樣，知識分子並不會費心費力地親自去發現：是否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真的會持有那種觀點。簡單說來，階級優先於國家的這一構想與其他聖化構想高度相似，都被當作一個應當大聲宣告的公理，而不是被當成一個有待驗證的假設。
知識分子可能會真誠地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信念，但是那些信念的背後通常沒有什麽實質性內容，更重要的是那些信念也不會麵臨任何驗證。在知識階層的某個理念或政策被采納之後，他們幾乎從來不去關注隨後的問題：什麽方麵作為結果已經變得更好？經常發生的事情倒是：情況明顯變得更糟。但這時候知識分子的辭令技巧又派上了用處，他們會宣稱那些證據並不能表明任何事情，因為並不一定是他們所采取的那些舉措導致事情變得更糟的。知識分子提醒人們不要事後追究這並沒錯，但他們很少去做的卻是：當他們的理念已然被運用到現實中後，他們在宣稱其理念促進事情向更好方向轉變時，也很少承擔起舉證責任來對此加以證明。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130967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