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順先生，您這篇讀《紅樓夢》引發的思

考，頗有些“為賦新詞強說愁”了。將大觀園的“性從容”與共和國的現狀對比，未免過於理想化和片麵。

大觀園是特權階層的烏托邦，而共和國麵對的是複雜的社會現實和道德倫理。用“搶、偷、淫、穢”來概括共和國的性文化，失之武斷。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性觀念也在變化，不能簡單地以“性從容”來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