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一個視頻，是一個體製外學者，Gregory Chaitin，名義上他在IBM做軟件，業餘時間從事基礎科學研究。他中學畢業於Bronx Science，他說這是他最美好的時光，15歲就發表了一篇ground breaking的論文。Bronx Science一個中學就出了六位諾貝爾獎獲獎者。
愛因斯坦也是體製外學者，他在1905年那個奇跡年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重要論文，得益於普朗克，不然可能論文都沒有辦法發表。那時他是瑞士專利局的職員，即便發表了這些論文之後，愛因斯坦也好幾年找不到大學教職，他還申請過中學教職那更加沒戲。
新冠疫情的短期預測做得最好的是Youyang Gu，是一個獨立學者，或者說是一個無業遊民，他的預測有廣泛報道。新冠疫情的戰略預測做得最好的是本人，也是獨立學者，媒體不敢報道，雜誌不接受投稿，這些戰略預測後來都得到證實但於事無補。如果聽從我的戰略建議，僅美國就可以減少新冠死亡一百萬人，避免萬億美元數量級的經濟損失。
Chaitin說，學術界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就走下坡路了。從基礎理論研究的角度，他希望歐盟解體，美國解體。歐盟研究經費要寫progress report，他的朋友最煩這個。
學術界的publish or perish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的領導cannot read，but can count，隻知道論文數量，不知道論文質量和內容。有人本來可以發表一篇PR文章，把它分為十篇PRL文章。
在Chaitin眼裏，學術界已經僵化，不利於基礎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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