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和兒子去觀看了由著名眼科醫生，教授王明旭先生的自傳《From Darkness to Sight》改編的電影《Sight》。我們進電影院大概上午十一點，出來時一點過，兩個多小時。小兒子一般自己不感興趣的坐不住，中途會經常上廁所，這次竟然坐在電影院裏兩個多小時，沒有上一次廁所，算是一個奇跡。
王明旭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醫學博士、物理學博士，美國範德比爾大學教授，國際著名屈光手術和角膜病治療專家。曾任美國FDA準分子激光新技術和儀器設備審批委員。成功進行了世界首例人工角膜移植術、首例角膜基質環植入治療圓錐角膜的手術，完成了2.5萬例角膜屈光手術，並為美國2000多名職業醫生施行了飛秒激光LASIK手術。
王醫生1960年生於杭州，出生於一個醫學世家，從小就渴望成為一名醫生。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他無法繼續接受高中教育。1977年秋，中國恢複了高考。在父母的鼓勵下，王明旭在短短兩個月內完成了三年的高中課程， 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錄取。1982年2月，隻帶著五十美元，他開始了赴美留學的旅程。他進入了馬裏蘭大學。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他進入了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健康科學與技術”聯合項目，他在1991年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1997年，範德堡大學邀請他擔任他們的激光視力中心主任。2002年，他建立了“王氏視力研究所”，2003年，他成立了“王複明基金會”，積極幫助世界各地的盲童。
電影《Sight》清晰地呈現了王醫生的成長，電影裏還原了一次兒童手術失敗的經曆，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曆，也是王醫生職業生涯中最具挑戰性的時刻之一。他曾以為擁有足夠的技術和經驗來解決這個問題，但結果證明錯了。當手術失敗時，王醫生感到非常失望和沮喪。他開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有資格做這個工作，是否足夠好。正是在那個痛苦的時刻，他開始尋求上帝的幫助。他從未真正相信過神，但在那一刻，他感到自己需要超越人類能力的力量來幫助渡過難關。
電影時空變換，抒情敘事交融，人物刻畫栩栩如生。動情處，眼淚也在打濕了鄉巴佬的眼角。在王醫生的成長中，文化大革命留下了黑暗的陰影。電影中， 王醫生從小青梅竹馬的Lily被抓走，不知所蹤， Lily爸爸被打死， 死時的慘狀在電影中定格了幾秒。
鄉巴佬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成都的一個死者宋立本， 其慘死的狀況被四川已故油畫家樂加用畫筆真實地記錄下來，作品取名為《人》。 在樂加的紀實文學《荊棘之路》（待出版）中詳細描述了《人》的創作。宋原是成都街道工廠一名機械工人，文革加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成為街道工業分團長。紅衛兵成都部隊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互不對付，宋立本被紅衛兵成都部隊活捉、五花大綁、挖眼、剖腹、抽足筋，最後死於非命。
《人》 樂加（已故）著
《荊棘之路》中寫道，“宋立本屍體停在一間約二十平方米的房間內，滿屋飄浮著柏樹燃燒的青煙，宋立本雙眼呈兩個黑洞，已沒有眼球，全身青腫，到處傷痕，身上有很多被鋼釺捅的傷痕。肚腹用白綢緊裹，顯然被開膛，足踝處被刀切割的口子清晰可見……”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天空陰雲密布，蓉城大街小巷籠罩在茫茫灰色中。八個在132廠遭槍擊的死者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抬上汽車全市遊街。為了悼念死者，哀樂聲隨遊街隊列播放，顯得無比悲痛，那情景猶如死神降臨，使城市處於恐怖之中。約有八輛解放牌大卡車，卡車三麵擋板放了下來，形成一個一目了然的平台，平台上停放著被槍擊者屍體。車輛緩緩穿行在成都市區主要街道。駕駛台內，播放著哀樂。第一輛卡車裝載的是一男性屍體，血肉模糊，子彈從後腦穿入，將臉麵旋成一個大窟窿，已經看不清五官。第二輛車是兩具屍體，均為男性，一具屍體臉部穿了個大孔，另一具胸部血糊糊，兩具屍都未閉眼，嘴大張，露出兩排牙，十分可怕。第三輛車是一具女屍，胸部中彈，雖然血跡斑斑，仍可辨別出該女屍的年齡大約二十歲左右。第四輛車仍是兩具屍體，一具彈穿前額，後腦旋丁個空，另一具胸部中彈。第五輛和第六輛分別兩具屍體，渾身血跡，無法辨認中彈部位。第七輛車和第八輛車車箱板未放下，顯然運載了死者親屬，一位七十歲左右的老年婦女，像是失去了兒子，捶胸蹬足，泣不成聲，喊天呼地，但老天無法為她現出奇跡，喚回她的兒子。一位約三十歲的婦女，抱著一個大約兩歲的男孩，孩子和母親哭成一團，大約她失去了丈夫。街道兩旁觀者無不為之動情，也淚流滿麵。數萬觀者，群情激憤，高喊：‘向132廠保皇派討還血債！’
…
一輛從南門外縣區駛進城的大客車，車上連司機有四人，不知道進入了封鎖區，客車飛駛過紅照壁，一陣密集的機槍彈，從燃燈巷射來，客車背後對角反複兩排彈頭穿過，車上四人全部中彈死於非命，客車直衝狀元街口一菜店，碰斷一根木柱，衝進菜店約五米。
夜晚降臨，機槍掃射稀疏下來。可怕的寂靜之後，又是密集的掃射，反反複複地進行。槍彈射出的火光，清晰可見，城市上空成了一遍火網，整整48小時過去了，又有兩個市民倒下，死亡威脅城市，負責支左的軍隊，在武裝鬥爭的兩派中斡旋、調解，但沒有結果。”
這是鄉巴佬第一次讀到關於成都文化大革命的紀實描寫。對於文化大革命，鄉巴佬沒有任何直觀感受，隻是知道老漢因此沒有大學可上， 隻有回家務農了。
《荊棘之路》也描寫了三年大饑荒：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在獄中聽到妹妹仁英在饑餓中死去。仁英去世時正好13歲，她總是忍著饑餓，自己隻喝點米湯，日積月累，仁英骨瘦如材，而後是全身浮腫，漸漸地失去了聽覺，四月的一個黃昏，饑餓奪走了她13歲的生命。去世時家中無人，兩個小孩圍著仁英遺體大哭，驚動了四鄰，得以通知在十七中當代課老師的大哥和在外做工的母親。大哥用床上補疤草席將仁英捆上，待母親回家，去街鄰借來一輛架架車將仁英遺體捆在車上，送去市郊五桂橋埋葬。此刻一家人嚎陶大哭。母親的臉上，一片青黑和憂傷，沒有聲音，隻有兩行長長的眼淚，不斷從眼角流下，要送女兒。大哥力勸母親不要出門同行，按習俗不該老人送後輩，白發人送黑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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