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鮮明對比。
《管子》可謂中國經濟學開山之作，如果真是出自管仲手筆的話。說是法家，其實更多是以道家為根本哲學，以楊朱那套義利觀為倫理（沒有明說），重點講述，如何通過農業、商業、貿易、貨幣、稅賦、公共財政、鹽鐵專賣等的“《國富論》”。
以道家為根底，是化道為法，不以天道、不以君主，而以法來實現“無為而治”，但立法的根本價值觀是符合“天道”的，比如無偏私，均衡，公開透明，不過於嚴苛等。
道家是可以產生經濟學家的（儒家不行：-）。範蠡就是老子的親徒孫，他的《範子計然》，可謂中國第一部經濟學專注。齊國稷下學派那些法家，多是從道家轉型來的，包括韓非子本人，也深受道家影響，他的《韓非子》裏有兩篇《解老》、《喻老》，是中國最早的道德經注解。
不過韓非的這一套，到了秦王嬴政裏，君主專製淩駕在了法律之上，而且重農棄商，以嚴刑苛法、獎勵農耕和軍功為主。
秦國專製、重農這個模式，在打天下時，戰勝了齊國無為、商業這個模式，但很快秦朝瓦解，劉邦、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薄姬、劉恒這些基本都是道家人物，重新繼承了齊國那套“國富”模式，而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直到漢武帝又來玩秦國那一套，用“獨尊儒術”，借屍還魂，重農、專製那一套——
這一搞，就到晚清了。（期間宋朝皇帝崇道，商業貿易、“資本主義”又發達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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