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最簡潔的版本可能是這樣的：
1804 年 7 月 11 日上午，亞倫·伯爾和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分別乘船橫渡哈德遜河，來到新澤西州威霍肯（Weehawken）附近的一個僻靜處。在那裏，按照決鬥法的習俗，他們在十步距離內用手槍互射。漢密爾頓右側身體中彈，次日不治身亡。伯爾雖然沒有受傷，但他的名聲受到了同樣致命的傷害。在這場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決鬥中，雙方都是犧牲品。
雖然這個版本的故事中所有信息都是準確的，但其令人欽佩的簡潔性卻是一種不幸。畢竟，如果說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的決鬥是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交鋒，那麽我們應該能夠在腦海中勾勒出這一戲劇性時刻的形象，一幅更加豐富的"決鬥"圖景。隻有一個更全麵的描繪，才能讓這場被稱為"威霍肯的會麵"的決鬥與"O.K.畜欄槍戰 "或電影經典"正午"（High Noon）這些倍受吹捧的競爭者在評比時占據應得的優越地位。在這類問題上，簡明扼要的總結是根本不應該的。因此，為了使這一事件具有必要的細節、必要的密度，盡量還原其全貌，讓讀者如臨其境，我們在此提供一個更為全麵的版本，試圖包括所有現存的無可爭議的證據【1】。
1804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天剛蒙蒙亮，亞倫·伯爾就離開了位於曼哈頓南端裏士滿山上的家。雖然當晚他是穿著衣服在沙發上睡的，但這位前美國副總統終生信奉切斯特菲爾德勳爵的格言，即紳士可以自由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隻要他做得有風格。因此，伯爾上校—這個軍銜是他在美國革命中服役的驕傲象征—身著一套絲綢般的西裝（實際上是用一種被稱為”邦巴辛毛葛"的織物製成的），優雅地走向哈德遜河岸的駁船，帶著一種天生貴族漫步赴命運之約的瀟灑氣度。
他的外祖父、偉大的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曾經說過，我們都是墮落的生物，隻是懸在無盡火焰上岌岌可危的蜘蛛。但是，伯爾的一生卻像是在布道，告訴人們聰明的蜘蛛有能力使自己擺脫地獄般的困境，並能夠織網以困住他人。沒有人能夠確定，當一名槳手劃著他和他的忠實弟子和門徒威廉·範·內斯（William Van Ness）的船，駛向新澤西帕利塞德河的另一側時，伯爾心中在想些什麽，但後人的判斷是，伯爾終於將漢密爾頓困在了他的惡魔之網中，而他現在要大開殺戒。【2】
與此同時，就在裏士滿山以北，即今天的華爾街附近，漢密爾頓正與兩名槳手登上一艘小艇，他們是他的醫生大衛·霍薩克（David Hosack）博士和他的忠實夥伴納撒尼爾·彭德爾頓（Nathaniel Pendleton）。【譯者：因為華爾街離曼哈頓南端也非常近，這裏的描述似乎說明，兩位主角住得並不遠。】和伯爾一樣，漢密爾頓衣著得體，舉手投足間也流露出類似的紳士風度。他也擁有軍銜，還有比伯爾更高的榮譽稱號：”漢密爾頓將軍”，這是他在 1799 年最後一次被任命為新軍總督察時獲得的。四十九歲的他比伯爾年長一歲，和伯爾一樣，個子相對較矮—-比伯爾高一英寸，五英尺七英寸——手腳同樣細小，骨骼結構有些纖細，頭部和臉部確實與眾不同。他被稱為”聯邦主義的小獅子”，因為他確實是個小個子。【譯者：因為麥迪遜個子也矮，似乎革命前輩都不高，所以很容易對大個頭的華盛頓臣服。】
但上帝在他們的頭部將兩人塑造成截然相反的兩個人。伯爾有著愛德華茲祖先的黝黑膚色，黑發從前額垂下，深棕色的眼睛近乎黑色，仿佛是鷹和烏鴉的混合體。漢密爾頓的膚色是淺桃色和奶油色，眼睛是紫藍色，頭發是赤紅色，所有這些搭配在一起，就像一束充滿活力的光，對比著伯爾那有些像靜止不動的影子般的頭顱。伯爾整體舉止顯得低調，仿佛新英格蘭清教徒的壓抑能量在他體內盤旋，伺機爆發，相比之下，漢密爾頓傳遞著源源不斷的動能，並迸發出耀眼的光芒。
他們各自的家譜也造成了氣質和風格上的反差。伯爾顯赫的血統賦予了他貴族氣質的根基和生理上的正當性，而漢密爾頓則不同，他的風格更有冒險性，一貫膽大妄為，這是他對自己因貧窮出身而故意做個人賭注而形成的。鄙視漢密爾頓的約翰·亞當斯曾稱他為"蘇格蘭小販的私生子"。亞當斯的用詞雖然有誹謗之意，但字麵上看卻是準確的。
漢密爾頓出生在西印度群島尼維斯，是一個法國血統的落魄美女和一個嗜酒如命的蘇格蘭商人的私生子。部分由於出身不顯赫，漢密爾頓似乎總在證明自己；他需要用自己的優越打動優越的上司。無論是在約克鎮率領步兵攻打堅固的英軍據點—在拚命的刺刀衝鋒中首先越過護欄，還是將自己對新國家的遠見卓識強加給一個不太情願的聯邦政府，漢密爾頓都傾向於將這些世俗問題視為個人挑戰，並將它們視為自己可以進行等距練習的固定目標，而這些練習通常以炫耀性的英勇行為為形式。盡管漢密爾頓並沒有尋求與伯爾進行決鬥，但在他的生活模式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他自覺平淡地而又極有勝利感地拒絕挑戰。當時他正穿過幾乎平靜的哈德遜河水向威霍肯前進，因為他認為自己無法拒絕伯爾的挑戰。【3】
實際上，我們對漢密爾頓在這一時刻的想法了解得更多。前一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個人聲明，附在他最後的遺囑中，聲明他真誠地希望避免這次‘會麵’。此外，他還聲稱”對伯爾上校並無惡意，隻是出於政治上的反對，我相信這種反對是出於純潔和正直的動機”。更重要的是，他決定在伯爾的槍彈下暴露自己，而不進行報複："我已經決定，如果我們的‘會麵’以通常的方式進行，而且上帝也願意給我這個機會，我將延遲並放棄我的第一輪槍擊，我甚至還想延遲我的第二次開火——這樣就給了伯爾上校一個停頓和反思的雙重機會"。他並不認為這次行動是自殺，而是他習慣於贏得的又一次英勇的賭博。【4】
通常對決鬥地點——威霍肯平原——的描述會產生誤導。事實上，如果人們重新走走伯爾·漢密爾頓穿越哈德遜河的路線，在現代林肯隧道的上遊登陸，就會看到 150 英尺高的峭壁。任何試圖攀登的人在到達山頂後都很難有能力再進行決鬥。所以決鬥的實際地點是一個狹窄的岩架，寬約 10 英尺，長約 40 英尺，離水麵隻有 20 英尺。正是因為這裏相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是決鬥的熱門地點。按照事先的約定，伯爾一行人在早上 7 點前首先到達，並開始清理台階上的灌木叢和石頭。【5】
漢密爾頓的隊伍很快就到了，兩位二號人物——代表伯爾的範奈斯和代表漢密爾頓的彭德爾頓——商議了一下‘會麵’規則。之所以稱之為 "‘會麵’"，是因為決鬥在包括紐約在內的許多州都是非法的。因此，除了約定俗成的決鬥禮儀外，資深決鬥者還發展出一套難以捉摸的詞匯，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推諉語言"，這樣一來，如果被帶上法庭，所有參與者都可以聲稱不知情。例如，沒有一個槳手被允許站在岩架上目睹交火。醫生戴維·霍薩克（David Hosack）也被要求背對現場。【6】
因為漢密爾頓是被挑戰者，所以他可以選擇武器。他選擇了一對定製的裝飾華麗的手槍，手槍的主人是他富有的姐夫約翰·丘奇（John Church）。除了華麗的外表，它們與眾不同還有兩個原因。首先，這對手槍曾在兩次決鬥中使用過：一次是在 1799 年，丘奇射掉了伯爾外套上的一顆紐扣；另一次是在 1801 年，漢密爾頓的長子菲利普為了捍衛父親的榮譽，在距離威霍肯決鬥地點僅幾碼遠的地方受了致命傷。其次，它們還包含一個暗藏的裝置，可以觸發發絲。如果沒有這個發式觸發器，槍需要 20 磅的壓力才能開火。有了這個觸發器，隻需要一磅的壓力。雖然漢密爾頓知道發式觸發器，但伯爾幾乎肯定不知道。
彭德爾頓和範內斯給手槍上膛，手槍是滑膛槍，需要發射很大的.54口徑的子彈，彭德爾頓低聲問漢密爾頓："我該不該放上發式觸發器？"漢密爾頓回答："這次不用"。當他們準備就位時，兩人都拿著威力巨大但極不穩定的武器。如果在如此近的距離被超大的彈丸擊中要害，重傷或致命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從滑膛槍管中射出的彈丸本身就不準確，再加上釋放上膛的擊錘、點燃火藥、然後將彈丸射向目標所需的強大衝擊力，這意味著在這場決鬥中，就像在當時的大多數決鬥中一樣，雙方都幾乎不可能受到嚴重傷害，甚至根本不會受傷【7】。
隨後，伯爾和漢密爾頓在中間’會麵’，接受最後的指示。漢密爾頓，因為他是被挑戰的一方，還可以選擇位置。他選擇了上遊，也就是北麵，這是個糟糕的選擇，因為早晨的陽光和河水的反光會照在他的臉上。參賽者之間必須有十步的距離，這讓他們處於岩架的兩端。雙方約定，當都準備好時，彭德爾頓會說”開始"，然後每個人都可以舉槍射擊。如果一個人在另一個人之前開火，未開火者的副手會說："一、二、三，開火"。如果數到最後他還沒有開火，就失去了輪到他的機會。這時，或者如果雙方都開了槍，但都沒打中，就會舉行一次商談，決定是否需要再打一輪，或者雙方是否都認為已經履行了榮譽義務從而結束。【8】
到達指定地點後，就在最後命令下達之前，漢密爾頓請求稍作延遲。他從胸前的口袋裏掏出眼鏡，調整了一下，然後眯起眼睛，對著強光舉起手槍，瞄準了幾個假想的目標，然後宣布準備就緒。伯爾耐心而沉著地等待著這一延遲。不僅沒有證據表明他預先知道漢密爾頓宣稱的保留或放棄第一槍的意圖，而且漢密爾頓在這倒數第二個時刻的行為肯定暗示了他有傷害意圖。如果他不打算向伯爾開槍，為什麽還要戴上眼鏡，這仍然是個謎。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是一個謎。事實上，接下來四五秒鍾的決鬥中出現的相互矛盾的版本，或許可以作為後現代論點的證據，即客觀事實並不存在，曆史現實本質上是一束自由浮動的感知的謎團，可以無休止地討價還價。為了讓我們的故事沿著開頭確立的無可爭議的路線進行下去，我們必須跳過最戲劇性的時刻，然後在敘述的最後部分就緒之後再回到這個時刻。
兩聲槍響，漢密爾頓被擊中了。一盎司重的子彈擊中了他的右側，在他臀部上方四英寸處打出了一個直徑兩英寸的洞。彈丸擊碎了他的肋骨，從肋骨上彈射而下，穿過肝髒和橫膈膜，然後擊碎了他的第二腰椎，彈丸落在了那裏。即使擁有現代醫學的所有優勢，內部損傷也很可能會使漢密爾頓喪命或終生殘廢。鑒於當時醫學的局限性，應該沒有任何希望。漢密爾頓本人大概立即意識到了自己的傷情。當霍薩克醫生衝上前為他檢查時，漢密爾頓平靜地說道："這是致命傷，醫生"。隨後便陷入了昏迷。【9】
與此同時，伯爾似乎對自己開槍的結果感到驚訝和遺憾。他開始朝倒下的漢密爾頓走去，但範內斯攔住了他，並把他帶離現場，朝自己的船走去，同時把伯爾擋在一把雨傘後麵，這樣漢密爾頓一行人就有了另一個’推諉’的動機，可以在未來的法庭上聲稱他們從未見過他。伯爾在往河邊走的半路上停了下來，堅持要回去。他懇求道：”我必須去和他談談"。但範內斯拒絕了他的請求，並把伯爾送上了他的駁船，然後渡河返回紐約。【10】
霍薩克幾乎以為漢密爾頓會當場死亡。然而，經過幾分鍾的治療，昏迷中的漢密爾頓有了規律的呼吸，於是他們把他抬到了河邊。在返回的途中，漢密爾頓一度恢複了意識，並喃喃地對霍薩克說：“彭德爾頓知道，我並無意向伯爾上校第一次開槍（Pendleton knows I did not mean to fire at Colonel Burr the first time.）”。當一名槳手試圖移動放在座位上的漢密爾頓的手槍時，漢密爾頓警告他說："小心那把手槍，它還在上膛，可能會走火造成傷害"。這清楚地表明，漢密爾頓本人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武器已經開火。到達紐約後，他被抬到附近的詹姆斯·巴亞爾（James Bayard）家中，巴亞爾是漢密爾頓多年的朋友和政治弟子，霍薩克在那裏給他注射了大量鴉片酊，並等待著他的死亡。1804 年 7 月 12 日下午兩點，漢密爾頓在紐約聖公會主教本傑明·摩爾（Benjamin Moore）以及大衛·霍薩克、漢密爾頓的妻子伊麗莎白和他們的七個孩子的陪伴下去世。【11】
兩天後的葬禮是一場哀樂盛典。紅木棺材由漢密爾頓的灰馬拖著，他的馬靴和馬刺倒插在空蕩蕩的馬鞍上。他的遺孀和子女、紐約市的政治和法律界領袖、哥倫比亞學院的師生、銀行行長、陸軍和海軍軍官、當地神職人員和外國政要，以及數百名普通市民緊隨其後。莫裏斯（Gouverneur Morris）是家族的老朋友，也是聯邦黨人的同事，他在坐滿來賓的三一教堂發表了葬禮演說。【12】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伯爾冷血謀殺了漢密爾頓。報紙上反伯爾的報道助長了民眾的狂熱興趣，其中不乏杜撰的說法（例如，伯爾為決鬥特意穿了一套西裝，西裝的材料可以擋住子彈）和誇張的捏造（例如，當漢密爾頓的遺孀和孩子們為他的屍體流淚時，伯爾和他的追隨者卻在當地的小酒館裏為漢密爾頓的死幹杯，伯爾對沒有射中他的心髒表示遺憾）。決鬥的蠟製複製品描繪了漢密爾頓被埋伏在暗處的伯爾和幾名同夥射殺的場景。蠟像下方的標誌寫著：
伯爾啊，伯爾啊，你做了什麽？
你打死了偉大的漢密爾頓。
你躲在一束薊草後麵
用一把大手槍打死了他。
伯爾因決鬥和謀殺罪被起訴，報紙編輯將他與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 相提並論，認為他是背信棄義的新典範，牧師們將他的行為作為布道的中心內容，說決鬥是野蠻倒退的中世紀正義觀念，必須反對。伯爾恥辱地逃離了這座城市，直到到達佐治亞州才停下來。 【13】
【譯者：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1741年1月14日—1801年6月14日），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重要軍官。起初為革命派作戰，並且屢立戰功，後來卻變節投靠英國。】
就這樣：漢密爾頓安然入土，成為傳奇式的殉道者；伯爾悄然出城，最終前往美國西部進行奇異的冒險，但在政治上已被遺忘。這似乎是我們試圖將"決鬥"複原為一個著名的、極具視覺衝擊力的故事的最合適的結尾場景。
當然，故事中缺少的部分是實際開槍的四五秒鍾時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麽。推遲複原這最關鍵的時刻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沒有一致認可的版本可以複原—而且，在真正的決鬥之後，事件的目擊者（主要是彭德爾頓和範內斯）之間又展開了一場言語上的決鬥，然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支持漢密爾頓和支持布爾的擁護者，他們在當時的報紙和小冊子上為自己相互矛盾的版本提供輔助證據。
但在決鬥的事後報道演變成它自己的決鬥之前，僅有的兩名目擊者彭德爾頓和範內斯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該聲明的主要目的是聲稱兩位主角的行為都符合決鬥守則，因此盡管決鬥的做法是非法的，但伯爾和漢密爾頓的行為卻符合適合正直紳士的更高榮譽法則。彭德爾頓和範奈斯在達成這一原則性觀點的過程中，在幾個重要細節上達成了一致，值得注意，因為它們揭示了在事實上發生了什麽這一勢必出現的分歧。
首先，彭德爾頓和範內斯一致認為，兩位主角都開了槍。開出的是兩槍，不是一槍。這是一個需要建立的重要事實，因為漢密爾頓的朋友們發表的一些關於決鬥的報道，無疑受到了他在決鬥前保證不向伯爾開槍的說法的影響，先入為主地認為漢密爾頓根本沒有開槍。由於霍薩克和槳手們雖然沒有看到交火過程，但卻聽到了槍聲，因此，除非兩聲槍響是同時發生的，否則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歪曲或偽造這一要點。彭德爾頓和範內斯都認為這兩槍不是同時發生的。
這就產生了第二個也是最引人關注的一致意見—即兩次射擊之間有"幾秒鍾"的間隔。至於到底是幾秒鍾，他們無法達成一致。不過，他們一致認為，兩聲槍響之間有明顯的時間間隔。兩個人中的一個先開了槍，另一個停頓了一小會兒，然後他開了槍。兩槍不是同時開的。【14】
要將後來漢密爾頓版本的決鬥與這一共識相統一並不容易。漢密爾頓說法的關鍵是伯爾先開的槍。如果像彭德爾頓和漢密爾頓的弟子們堅持認為的那樣，漢密爾頓到達威霍肯時已經下定決心不向伯爾開槍，那麽從邏輯上講，漢密爾頓不可能先開槍。相反，伯爾開槍時，漢密爾頓的手槍應該還舉在空中。據稱，伯爾子彈的衝擊力使漢密爾頓扣動扳機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子彈從伯爾上方飛過，落到了樹上，沒有造成任何傷害。範·內斯聲稱，第二天他再次來到那個岩架，發現一棵雪鬆的樹枝掉了下來，那棵樹大約有 12 英尺高，在伯爾所站位置旁邊的 4 英尺處。這一說法也與漢密爾頓事後在船上的說法相吻合，當時他似乎認為自己的手槍還上著膛。他顯然沒有意識到伯爾的射擊已經造成他自己槍的意外走火。但是另一方麵，如果我們接受漢密爾頓這邊的說法，又如何解釋兩次射擊之間的間隔呢？按照他們的這個說法，交火就應該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雖然伯爾版本的說法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它更符合大家公認的開槍時間。根據範·內斯的說法，漢密爾頓瞄準伯爾首先開槍，但沒有打中。然後伯爾推遲了 “四五秒鍾"才開槍，他在等待漢密爾頓周圍的煙霧散去，同時也在等待彭德爾頓開始數數——"一、二、三，開槍"。但彭德爾頓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他的頭身上，在這個拖延的戲劇時刻，顯然他沒能說什麽。於是，伯爾毅然開了槍，不想讓自己這一輪作廢。漢密爾頓於是當場倒下。範·內斯對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態度堅決："我相信，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同意，尤其是霍薩克教士（霍薩克醫生）證明，兩次射擊之間間隔了幾秒鍾；大家還一致認為，H.將軍在 B.先生開槍時當即倒下，這與 B.先生先開槍的說法相矛盾”。範·內斯接著提供了更多關於伯爾在戲劇性的間歇期間的行為細節：
關於第一次射擊這個問題……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對我的感覺這樣充滿信心。如果還有任何懷疑，也會被以下情況所消除：第一，當H將軍開火時，我觀察到B先生的身體有震顫或輕微的運動，我想他是被震傷的，但看到他隨後立即站穩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斷定傷口不會很嚴重。然而，我仍然覺得他受傷了，一有機會我就詢問他哪裏被擊中了——並向他解釋了我這個印象的原因後，他告訴我，他的腳踩到了一塊石頭或木頭上，疼痛難忍，扭傷了腳踝。
換句話說，伯爾對漢密爾頓開槍的本能反應明顯是退縮和不由自主地身體抽搐，伯爾事後為了強調自己的鎮定，將其歸咎於腳下的一塊石頭或木頭。
雖然這個版本中的細節有些真實度，而且伯爾的故事的輪廓與開槍的時間更吻合，但與兩個證據並不吻合。首先，漢密爾頓事後在船上對霍薩克和彭德爾頓說，他從未開過槍，這顯然是他的真心話，又如何解釋呢？其次，如果漢密爾頓確實向伯爾開了槍，那麽如何解釋在伯爾所在位置這麽高的上方的樹枝折斷並落在他的一側？
【譯者：漢密爾頓的話是：“彭德爾頓知道，我（第一次）並無意（第一次）向伯爾上校開槍（Pendleton knows I did not mean to fire at Colonel Burr the first time）”。按我的英文理解，這句英文不是指漢密爾頓沒有開槍，這個”第一次”到底指的是什麽呢？按我說英文的習慣，就是說他第一次並不想對伯爾開槍。所以，他是開了一槍，而且，還有可能開了兩槍。但這又不能解釋為什麽他自己被打中，也不能解釋為什麽他覺得子彈還在槍膛裏。而作者的英文能力99.9%是不應該有任何問題的，況且也沒有讀者指出他是錯誤的，所以我隻能認為我對這句英文的理解是錯誤的。但我又不覺得自己的英文有那麽差，下麵再談。】
對於第二個問題，有一個貌似合理而且頗具說服力的答案，它將引導我們對第一個問題也做出一個貌似合理但具有推測性的回答。決鬥過程中發生的事情，雙方的說法自相矛盾，而我可能有的關鍵的看法可能有助於揭開其中的謎團，這個關鍵在於雙方都圍繞著為了自圓其說和錯誤假設而做出解釋。漢密爾頓一方需要聲稱他們陣亡的首領是一位烈士，他到達威霍肯時完全是為了不還擊而暴露在伯爾的火力之下。伯爾一方需要聲稱，他的英雄行為很光榮，符合決鬥守則的原則，在自己的生命暴露在漢密爾頓的手槍下後，以牙還牙，但更有準頭。漢密爾頓派的故事需要扭曲開槍的順序，說伯爾先開的槍，自己的槍響是飛向天空的，以維護漢密爾頓死後的聲譽。伯爾的故事則扭曲漢密爾頓的光榮意圖，說漢密爾頓不僅開了槍，而且先開了槍，以證明伯爾的致命回應是正當的。兩個版本都很有可能歪曲了發生的真實情況。
我（作者）認為，漢密爾頓確實是有意開槍的，而且是他先開的槍。但他沒有瞄準伯爾，而是把子彈打到了伯爾所在位置上後方的樹上。這樣做，他並沒有扣留他的子彈，但他浪費了子彈，從而兌現了他在決鬥前的誓言。與此同時，不知道誓言的伯爾卻知道漢密爾頓槍裏的一發子彈從他身邊呼嘯而過，打到了他身後的樹上。根據決鬥守則的原則，伯爾完全有理由致命地瞄準漢密爾頓並開槍將其擊斃。【16】
【譯者，這樣說就符合了我對這句英文的理解。漢密爾頓在船上並沒有說他沒有開槍，隻是說他開的這槍沒有對準伯爾。但問題是，他後來又說，槍是子彈上膛的。這怎麽理解呢？】
但他真的是這麽做的嗎？這個問題我們無法在合理懷疑的範圍內弄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秘密被永遠地鎖住在伯爾那著名的謎一般的腦子裏了。但請看以下間接證據：殺死漢密爾頓對伯爾一無所獲，卻失去了一切，正如他當時幾乎肯定知道的那樣，後來的事件也確實證實了這一點。根據彭德爾頓和範內斯的描述，伯爾對漢密爾頓的倒下最初反應是驚訝和遺憾，但很快他就想和受傷的漢密爾頓說話；此外，在決鬥前談判的後期階段，當漢密爾頓一方提議由戴維·霍薩克擔任雙方的醫生時，伯爾表示同意一名醫生就足夠了，然後又補充說："甚至連那也沒有必要"；最後，當決鬥者希望擦傷或淺傷對手時，最受歡迎的目標是臀部和腿部；伯爾的子彈隻差兩三英寸就擊中臀部，那樣的話就隻是皮肉之傷，對漢密爾頓重要器官的傷害是由離開他肋骨上的跳彈造成的。【17】
我們最終還是無法確定這一切。也許，伯爾對漢密爾頓的仇恨已到了如此強烈的程度，以至於一旦這個讓他感到無比折磨的人無助地站在他的視線中時，他根本就不能理性地考慮自己的最大利益。幾乎可以肯定，而且最符合所有現有證據的是，漢密爾頓先開的槍是故意打偏的。他在船上說手槍還有子彈，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當時處於半昏迷狀態，受到了驚嚇，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或者，雖然不太可能，是彭德爾頓和霍薩克為了支持他們的說法而編造的這個情節。有可能但現有證據無法證明的是，伯爾真的沒想擊中目標，他的那致命一槍實際上也是意外。事實上，伯爾版本最令人信服的一點—也是提高其整體可信度的一點—就是它使伯爾的開槍行為更加蓄意和有意的。(如果是為了減輕伯爾的罪責，為什麽要強調間隔時間呢？）在那短短的幾秒鍾內，伯爾腦海中閃過的念頭將為所有關於他品格的問題提供最終答案。但是，這些想法就像伯爾最深刻的思想一樣，永遠地消失了。
【譯者：這裏坐著回答了我的第二個問題，即他在船上說手槍還有子彈，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當時處於半昏迷狀態，受到了驚嚇，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或者，雖然不太可能，是彭德爾頓和霍薩克為了支持他們的說法而編造的這個情節。】
我們對發生在威霍肯平原下的那個岩石台上的事情的高度關注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其根本原因是漢密爾頓版本的故事在曆史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且很可能是錯誤的。但是，我們在竭力還原這個故事的事實成分時，卻無意中忽略了一個最明顯的問題—那就是，這兩位傑出的美國政治家當初在那裏在做什麽？誠然，他們在那裏是因為伯爾向漢密爾頓提出了挑戰，而漢密爾頓認為他不能拒絕這一挑戰，否則會玷汙自己的榮譽。但漢密爾頓到底做了什麽激怒了伯爾？又是什麽事如此影響到兩人的利益，值得他們冒如此大的風險？
簡短的回答是，正如漢密爾頓的支持者在決鬥之後贏得了一場話語的決鬥一樣，在決鬥之前也有一場話語的決鬥，伯爾以同樣的決斷力贏得了這場決鬥。稍長一點的答案是，交火之前的唇槍舌劍是長期的個人敵意和政治分歧的頂點，而這種敵意和分歧是在共和國早期激化的政治文化中自然產生的，回過頭來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決鬥前的言語交鋒中，毫無疑問是伯爾先開火。1804年6月18日，他提請漢密爾頓注意近兩個月前發表在《奧爾巴尼登記簿》上的一封信，作者查爾斯·庫珀（Charles Cooper）博士在信中回顧了漢密爾頓在前一年2月對伯爾的抨擊。伯爾當時正在競選紐約州州長，漢密爾頓攻擊了他的資格。漢密爾頓到底說了些什麽，庫珀的信中沒有報道，但信的結尾有如下一段話："我可以向你詳述漢密爾頓將軍對伯爾先生表達的更可鄙的看法"。"可鄙"是一個攻擊性的詞匯。伯爾希望漢密爾頓解釋或否認這個詞："先生，您可能會意識到，有必要立即無條件地承認或否認使用了任何可以證明庫珀博士的斷言的表達方式"。【18】
我們知道，伯爾的請求引發了連鎖反應，最終導致了威霍肯的致命槍聲，但庫珀的信和伯爾的請求都沒有提到漢密爾頓的任何具體或明顯的誹謗言論，這一點很有啟發意義。可以肯定的是，"可鄙"並不是一種褒義詞。但是，信中提到的具體內容，或者漢密爾頓據稱對伯爾說了什麽，都沒有指明。控訴的核心內容是空洞的。因此，漢密爾頓在這一有利時機所要做的就是否認自己說過任何可能符合這一描述的話，然後對報刊將這種誹謗性的影射歸咎於他表達他個人的遺憾。那麽伯爾就別無選擇，隻能接受他的解釋。
然而，漢密爾頓卻選擇了另一條路。實際上，他利用攻擊性聲明固有的模糊性來回避對伯爾的任何直接回應。他解釋說他”如果沒有明顯的不當之處，無法做出您似乎認為必要的肯定或否認"。他繼續說，更何況，這個關鍵的詞"有無限的深淺，從很淺到很深。我如何判斷其程度？" 漢密爾頓就語法和句法的變化不定作了這樣簡短的說教，目的可能就是要激怒伯爾。然後他認為有必要反擊，說他”原則上，反對被質問有關別人對他所說的任何話的推論是否合理，尤其這些話是有關在十五年競爭中的一個政治對手"。因此，【他認為】伯爾的信傲慢地堅持"你所采用的如此模糊的依據"是一種嚴重的侮辱。漢密爾頓確信，一旦伯爾恢複了理智，"你會和我一樣看待這個問題"。否則，"我隻能對當時的情況表示遺憾，並必須承擔後果"。如果伯爾的意圖是用決鬥的可能性來威脅他，漢密爾頓是不會被動地接受這種威脅的，他將發出自己的威脅。【19】
漢密爾頓的命運實際上在他寄出這封信後就注定了。他不僅錯失了否認對伯爾的冒犯描述的機會，還用輕蔑的語氣和無端挑釁的反威脅提高了修辭力度。伯爾的回複非常簡潔明了，他在信中寫道："我仔細考慮過了，遺憾的是，我在你的信中絲毫找不到你自稱珍視的真誠和細膩"。然後，他又將語言遊戲提升到更高的侮辱水平："我毫無戒備地相信，從一個軍人的坦率和一個紳士的坦誠中，我可能會期待一份巧妙的聲明"。但是，【他說】對於漢密爾頓這樣一個兩麵派的人來說，這種期望顯然太過分了，他【漢密爾頓】缺乏"堅持自己言論的精神或收回自己言論的氣度" 【20】。
此外，漢密爾頓還抱怨說，很難指望他記得自己在”十五年的競爭過程中”說過的每一句話，這無意中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更大的衝突領域。伯爾在給範內斯的指示中解釋說，庫珀的信隻是漢密爾頓對他的最新誹謗。範內斯成了他們交流的指定代表。而且伯爾聲稱自己在受到政敵批評時總是克製自己，”對於H先生，他也沒有任何回應——幾年來，他（指漢密爾頓）的名字一直被用來支持誹謗"。事實上，早在兩年前，伯爾就曾向漢密爾頓提出過投訴，稱漢密爾頓不斷誹謗他的人格，而漢密爾頓也承認了自己的輕率。盡管漢密爾頓道了歉，並明確承諾會停止，但他隨後又開始了背後捅刀子的活動。伯爾認為，眼前的事件隻能證明漢密爾頓的誹謗行為是不可救藥的。但現在，"這些事情必須有個了結"。【21】。
因此，伯爾現在要求的滿足形式超出了在奧爾巴尼報紙上報道說一句話。範內斯於 1804 年 6 月 25 日轉達了新的條件："伯爾上校要求漢密爾頓將軍全麵否認他在各種談話中傳達的有損伯爾先生名譽的印象。伯爾現在要求漢密爾頓將軍對過去所有的不檢點行為進行全麵道歉。他承認這是一種升級，但鑒於漢密爾頓傲慢的回避態度，"現在的要求將比最初的要求更多"【22】。
此時，彭德爾頓作為漢密爾頓的代表參加了談判。他試圖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事實上這也是決鬥禮儀所要求的，為打破僵局尋找出路。在彭德爾頓的勸說下，漢密爾頓同意發表一份聲明，否認對庫珀所敘述的對話有任何回憶。在漢密爾頓現在的記憶中，那次談話"包括對伯爾上校的政治原則和觀點的評論……沒有提到過去的任何行為或私人性格"。漢密爾頓認為有必要重申他的主要觀點，"庫珀博士提到的那次談話完全是關於政治話題的，並沒有提到伯爾上校的任何不光彩的行為，也沒有涉及他的私人性格"【23】。
嚴格說來，漢密爾頓的讓步本應就此結束。榮譽事務本應隻涉及個人指控。政治或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無論有多深，都不屬於紳士可以要求滿足的榮譽範疇。漢密爾頓區分個人批評和政治批評的目的是將與伯爾的爭執從榮譽事務轉變為政治意見分歧。從技術上講，根據決鬥守則的規定，伯爾應該覺得有義務接受漢密爾頓的解釋，將其視為等同於道歉。
隻不過，伯爾現在是血氣正盛。如果漢密爾頓早一點提出他對個人批評和政治批評的區別，那麽這件事很可能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然而現在，伯爾隻想得到漢密爾頓對之前所有關於他個人和政治品格的言論做出全麵、無條件的道歉：範·內斯解釋說：”任何否認或聲明都不會令人滿意，除非它是一般性的，從而完全排除貶損伯爾上校名譽的謠言源自漢密爾頓將軍，或者是從他說過的任何話中推斷出來的"。漢密爾頓沒有回旋的餘地，必須做全麵的道歉。範·內斯總結說："因此，收回或否認，不論時間和地點，任何意在詆毀伯爾上校的言辭，是唯一可以做出的賠償"。後來，當雙方通信的這一部分發表後，弗吉尼亞州的那位古怪的政治家和多次決鬥的老手約翰·倫道夫（John Randolph）評論說，漢密爾頓就像"一隻沉淪的狐狸"，而伯爾則是"一隻精力充沛的老獵犬"，他堅決地追捕獵物，"不屈不撓地追趕......不能被躲避或阻撓"【24】。
正如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決鬥都不會以死亡或重傷告終一樣，大多數關於榮譽問題的談判也不會以決鬥告終。伯爾·漢密爾頓事件注定在這兩方麵都是個例外。一旦伯爾把他的要求擴大到他們的整個公共生涯，並且拒絕承認個人批評和政治批評之間的傳統區別，漢密爾頓就真的陷入其中了。在彭德爾頓尋求體麵退出的過程中，雙方又互通了幾封信。他抗議伯爾的條件"大大改變和擴大了最初的調查理由"，來要求漢密爾頓對"在他與伯爾上校相識的整個期間......可能流傳的任何謠言"承擔責任。但伯爾沒有讓步，他再次指責十多年來"詆毀他的名聲和有損他榮譽的秘語"，要求漢密爾頓無條件道歉，漢密爾頓所堅持【榮譽和政治的】區別和界定，"證明他確實造成了特定的傷害"。1804年6月27日，伯爾沒有耐心了：範·內斯解釋說："他認為提出任何建議都是無用的。這封信的長度隻能證明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補償......除了我現在有幸發表的簡單致辭之外"。這就是"在威霍肯‘會麵’"的邀請。
漢密爾頓請求短暫的延遲，以便他能夠完成一些懸而未決的法律事務，並將個人事務安排妥當。兩人都準備好了遺囑，並留下了足夠的證據來寫下他們的一些想法，盡管還很模糊。伯爾寫信給他心愛的女兒西奧多西婭和她的丈夫，得到她會繼續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和古典文學的承諾。然後，伯爾做出了一個典型的怪異舉動，他要求，如果他有什麽不測，他的女兒和女婿要向他以前的一位姘婦轉達他的敬意，這位姘婦現在是一位住在古巴的已婚婦女。【26】
7 月 4 日，在辛辛那提學會舉辦的年度獨立日晚宴上，伯爾和漢密爾頓居然坐在了同一張桌子上。當時在場的藝術家約翰·特倫布爾（John Trumbull）記錄了這一場景："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們舉止的怪異之處，但很少有人懷疑其原因。伯爾一反常態，沉默不語，陰沉著臉，一副酸溜溜的樣子；而漢密爾頓則興高采烈地投入到歡聚的歡樂之中，甚至還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軍歌。漢密爾頓唱的這首曲子名為《沃爾夫將軍之歌》，據說是這位偉大的英國將軍於 1759 年在魁北克郊外的亞伯拉罕平原光榮犧牲前夕寫的。因此，這是一首極具預言性的歌曲，尤其是其中的一節：
為什麽，士兵們，為什麽
我們應該憂鬱嗎，孩子們？
為什麽，士兵們，為什麽？
他們的使命就是死亡
歎什麽氣？
該死的恐懼，喝吧，高興點，孩子們！
是他，是你，還是我？
漢密爾頓最後的日子裏還發生了其他幾件同樣心酸的事情，不過隻有在知道決鬥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才能辨認出來這些事情。7月3日，辛辛那提學會晚宴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新鄉間別墅格蘭奇舉行了一個晚宴。賓客包括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他曾是托馬斯·傑弗遜在巴黎的私人秘書，也是傑弗遜的終身門徒。此外，約翰·亞當斯和阿比蓋爾·亞當斯的女兒和女婿阿比蓋爾·亞當斯·史密斯及其丈夫也應邀出席。由於傑弗遜是漢密爾頓最主要的政敵，而亞當斯又是他在聯邦黨內最尖銳的對手，漢密爾頓曾公開稱亞當斯精神錯亂，不適合擔任總統，因此從賓客的選擇上看，漢密爾頓是在發表某種聲明，將政治分歧和私人分歧區分開來。大約在同一時間，他為還在世的最大的兒子起草了一篇”關於謹慎的論文"。這篇論文特別指出謹慎"即使不是一種傑出的......至少也是一種非常有用的美德"，然後提出了一個明顯帶有自傳色彩的警告："最偉大的才能有時也會因這一缺陷而黯然失色，或無法獲得應有的成功。有這種缺陷的人也容易樹敵無數，偶爾會陷入......最困難和最危險的境地"【28】。
【譯者：前麵提到過：1801 年，漢密爾頓的長子菲利普為了捍衛父親的榮譽，在距離威霍肯決鬥地點僅幾碼遠的地方受了致命傷。當時他隻19歲。這裏說的這個兒子是二兒子亞曆山大。】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即將到來的與伯爾的決鬥促使漢密爾頓對他過去政治分歧的激烈程度以及他自己在這些高度個人化的辯論中時常缺乏謹慎的態度產生了一些反思。在漢密爾頓最後的日子裏，那些容易察覺其自殺意圖的人可能會對這些芝麻小事進行長時間的猜測。然而，從可見和現有證據的主要輪廓來看，漢密爾頓對自己特有的過激行為提出了質疑，這些過激行為不知何故使他走上了導致當前僵局的道路。漢密爾頓並不認為，他去威霍肯’會麵’伯爾很可能是去見他的造物主。但迫在眉睫的可能受傷甚至死亡的威脅，確實讓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冒險風格的弊端上。他的自殺傾向少於悔恨，宿命論少於沉思。
【譯者：作者這裏為什麽提到自殺傾向了呢？漢密爾頓對可能來到的死亡當然是有所知的，但是除了接受決鬥，他有自殺傾向嗎？這倒是引出了下麵我的一個想法。】
然而，這種遺憾和沉思並沒有傳到亞倫·伯爾那裏，證據不需要靈感的猜測或細微的分析就可得出。漢密爾頓寫下了”關於即將發生的決鬥的聲明"，以回答那些批評者的質疑，他們不明白像他這樣成熟而傑出的政治家怎麽會允許自己被誘導到十步開外的稚嫩交火中。漢密爾頓在聲明中解釋說："這件事有一些內在的困難"，其根源在於"不可否認的現實。那就是，我對伯爾上校的政治原則、性格和觀點的抨擊"極為嚴厲，包括對這位先生私人行為的某些具體事例的非常不利的批評"。換句話說，伯爾關於漢密爾頓多年來一直詆毀他的指控基本上是正確的。因此，"伯爾上校要求我以籠統和不確定的形式表示不承認，我無能為力"。如果不撒謊，他就無法道歉。漢密爾頓堅信他對伯爾的誹謗都是真實的："我沒有以輕率的理由譴責他"，漢密爾頓總結道，"也沒有出於不值得的動機。我說的話當然有充分的理由"【29】。
【譯者：漢密爾頓的歌劇在百老匯很受人歡迎，觀眾一邊倒的熱愛他。從事實看來，他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這裏也看得出來，換了別人，誹謗對手，這又有什麽呢！】
那麽，這兩個傑出的美國政治家在威霍肯平原下的岩台上到底要做什麽呢？伯爾在那裏是因為漢密爾頓在他們交叉的公共生涯中一直在誹謗他。盡管漢密爾頓早先曾承諾停止這種做法，但他還是一意孤行。伯爾的耐心已盡。
漢密爾頓在那裏是因為他無法誠實地否認伯爾的指控，他真誠地相信這些指控抓住了伯爾品格的本質。更重要的是，漢密爾頓還相信，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他自己”將來在公共事務中可能出現的危機中，無論是在抵製惡行還是在實現善舉方麵，都可能會是有用之才，而在這一點上可能與符合公眾的看法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如果他不回答伯爾的挑戰，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眾所周知的信念，這樣一來，他就會失去那些他的聲譽所依賴的政治同僚的尊重，這無異於退出公眾生活。他不準備這樣做。如果說伯爾去威霍肯是出於無奈，那麽漢密爾頓去威霍肯則是出於野心和不安全感。
【譯者：雖如此說，漢密爾頓已經在華盛頓內閣中人財政部長，而在這個時候，傑弗遜是總統，漢密爾頓已經靠邊站，而且在黨爭中也走下坡路。難以理解他還有什麽前途，雖然他還年輕。】
這意味著什麽？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意味著漢密爾頓成為聯邦主義垂死事業的殉道者，而伯爾則成為自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以來最受鄙視的國家領導人。事實上，決鬥後不到一年，伯爾就與英國官員進行秘密接觸，目的是奪取跨密西西比州的大部分領土，並將其置於英國控製之下，大概由伯爾本人擔任總督。也許伯爾認為，既然他被當作新的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那麽他也可以享受類似的叛國罪果實。
【譯者：這個時候聯邦派在做垂死掙紮，所以堅持它就有點像殉道者。這樣說來，就有個矛盾。漢密爾頓到底是想“將來在公共事務中可能出現的危機中，無論是在抵製惡行還是在實現善舉方麵，都可能會是有用之才”，還是殉道呢？】
與此同時，神職人員、大學校長和其他自封的社區道德標準代言人利用伯爾·漢密爾頓的遭遇，在北方大部分州發起了一場反決鬥的十字軍東征。曾經看似光榮但非法的意誌較量，沐浴在貴族魅力的迷霧中，身披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盔甲，如今卻被視為一種病態的儀式，在這種儀式中，自詡紳士的人相互射擊，顯示出彼此幼稚的不安全感。雖然決鬥的習俗在南方得以保留，在西部邊境也有其更民主的"熾熱之戰"版本，但與伯爾·漢密爾頓決鬥相關的汙名使決鬥作為一種製度處於守勢。但這並不意味著決鬥會完全消亡，因為它汲取了非理性的衝動，而這種衝動的力量是文明製裁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它總是能在邊境地區、犯罪黑社會和貧民窟社區中蓬勃發展，而在這些地方，法律的權威缺乏公信力。盡管如此，伯爾·漢密爾頓決鬥還是為批評者提供了一個焦點，並為決鬥的自我毀滅特性提供了一個戲劇性的客觀教訓，從而幫助扭轉了反對決鬥習俗的潮流。伯爾·漢密爾頓決鬥之所以成為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決鬥，其中一個原因是它起到了警示作用，成為最令人難忘的"不要決鬥"的典範。
然而，這次決鬥之所以具有傳奇色彩，以及我們可以稱其為"決鬥"而不必擔心被誤解的主要原因，是兩位參與者的相對地位。伯爾剛剛還是聯邦政府的二把手。漢密爾頓是繼喬治·華盛頓之後聯邦黨內最有權勢的人物，他的擁護者會補充說，漢密爾頓是華盛頓所象征的所有政治能量的思想源泉。他們的致命交鋒代表了美國革命一代非暴力衝突主導模式的瞬間崩潰。
在其他國家的運動——法國、俄國和中國，以及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次民族獨立運動——之後，革命成功的領導階級在血腥報複中自我毀滅，其規模往往達到種族滅絕的程度。但是，美國革命一代內部的衝突仍然是充滿激情卻不流血的，民族獨立釋放出的能量並沒有吞噬自己的成果。伯爾與漢密爾頓的決鬥是這一規則的唯一例外。也許這就是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心中所想的，他以其獨特的風格描述了在威霍肯（Weehawken）的那一刻，"夏日清晨的陽光灑在岩石和樹木叢生的高地、寧靜的河流和遙遠的天空，而這一切的背後……是道德的陰暗、雙重叛國和政治的絕望"，他稱其為"聯邦早期政治中最具戲劇性的時刻"【33】。
從亨利·亞當斯的意義上講，使這場決鬥真正具有戲劇性的，不是單純的個人恩怨所造成的悲慘後果，而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正是這些價值觀使這場決鬥既如此淒美，又如此具有象征意義。換句話說，如果不恢複美國早期共和國那些久違的價值觀，就無法捕捉到決鬥的全部意義，這些價值觀塑造了伯爾和漢密爾頓相互不信任甚至憎恨的方式。除了兩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為個人榮譽而爭鬥的悸動的自尊心之外，還有更多的利害關係。漢密爾頓相信—有大量證據支持他的信念—新生美國的存亡岌岌可危。了解他為什麽會有如此誇張的想法，是理解決鬥核心意義的關鍵。
【譯者：確實，他完全可以不接受這個決鬥邀請。但是他為什麽要接受這個挑戰呢？如果說伯爾在副總統位置上實在閑的難受，而且對漢密爾頓實在氣憤難忍，那麽漢密爾頓這樣做有什麽好處呢？他確實在槍殺伯爾中得不到任何好處，隻有壞處，但被槍殺也不是好事。除非，他認為兩個人都不會死，但這是一廂情願，或者他的死讓他成為一個事業的烈士。】
當伯爾第一次要求漢密爾頓道歉時，漢密爾頓拒絕了，他抱怨說，不可能指望他回憶起 15 年來與伯爾交往的所有言論。實際上，伯爾和漢密爾頓從年輕時在大陸軍擔任軍官起就認識了，認識的時間幾乎是15年的兩倍。但是，漢密爾頓所說的"十五年"是對他們作為政治對手的曆史的精確計算。他們的敵對始於1789年，當時伯爾在為漢密爾頓的候選人助選後，從喬治·克林頓州長手中接過了紐約總檢察長的職位，但後者【漢密爾頓的候選人】卻落選了。伯爾輕而易舉地改變了自己的效忠對象，這是他職業生涯中幾次類似的敏捷轉變中的第一次，引起了漢密爾頓的注意，並產生了他第一次有記錄的反伯爾言論，質疑伯爾缺乏政治原則。
如果說第一條裂縫出現在 1789 年，那麽真正的決裂則發生在兩年之後。1791年，伯爾在美國參議員競選中擊敗了漢密爾頓富有的嶽父菲利普·斯凱勒（Philip Schuyler），當時紐約的宗族甚至幾個準封建政治中的對立派別聯合起來，推翻了被普遍認為是漢密爾頓支持者的現任參議員。從此，他們關係的一切都開始走下坡路。伯爾利用他在參議院的地位反對漢密爾頓的財政計劃，然後決定在紐約州州長選舉中對漢密爾頓的候選人采取有爭議的（可能是操縱的）行動。漢密爾頓則在1792年反對伯爾競選副總統，兩年後又阻止提名他擔任美國駐法國公使。最戲劇性的衝突發生在 1800 年，當時伯爾與傑弗遜一起參加總統選舉—這是因為他為傑弗遜贏得了紐約大部分選舉人票因而使傑弗遜勝選成為可能，所以得到了這個回報。由於選舉人團的奇怪規則，伯爾和傑弗遜獲得了相同數量的選票，但沒有明確規定哪位候選人為領頭的候選人，所以需要眾議院來裁決。這個奇怪規則已經被憲法地十二條修正案矯正。漢密爾頓遊說他在眾議院的聯邦黨同僚支持傑弗遜而不是伯爾競選總統，這一決定很可能對最終結果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最後，1804 年，在競選紐約州州長的過程中，漢密爾頓反對伯爾競選，這個過程中，漢密爾頓說了一些伯爾在決鬥之前挑戰中引用的他的話。這本來卻是個伯爾可能無論如何都贏不了的職位。
以上對伯爾與漢密爾頓之爭的簡要回顧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背景，但要充分理解伯爾最終的指控以及漢密爾頓私下承認這些指控是合理的，就需要具體了解漢密爾頓是如何評價伯爾的。在同一時期，漢密爾頓還製造了一大批政敵，他對這些政敵的評價都非常尖銳（反之亦然）。事實上，漢密爾頓的主要政敵是傑弗遜而不是伯爾，緊隨其後的是亞當斯。這在邏輯上和政治上都說得通，因為傑弗遜是共和黨反對派的名義領袖，亞當斯則是聯邦黨溫和派的領袖，而聯邦黨溫和派認為漢密爾頓的政策有時太過分，其張揚的風格總是令人反感。但在漢密爾頓認定的流氓表中，伯爾始終是主要的流氓，漢密爾頓對他的評價確實與眾不同。
漢密爾頓對傑弗遜的核心指控是他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空想家，有著一套錯誤的政治原則，而他對伯爾的核心批評則是他完全沒有任何原則。漢密爾頓聲稱，伯爾"在公在私都沒有原則"，他唯一的政治原則就是，"無論如何都要登上國家最高政治榮譽的寶座，隻要形勢允許，他就能走得更遠"。漢密爾頓在 1790 年代的書信中對伯爾的人品也進行了同樣的零星攻擊—"私生活無原則，對財富不擇手段"、"平時舉止專橫"、"無可救藥"——這些攻擊在漢密爾頓的書信中隨處可見，可能隻反映了他向聯邦黨同僚發表的未被記錄的評論中的一小部分。
1800 年末和 1801 年初，在眾議院就伯爾和傑弗遜之間的總統候選人身份僵局進行辯論期間，漢密爾頓發出了全麵的、更有記錄的攻擊。眾所周知，傑弗遜是漢密爾頓不共戴天的政敵，是上帝派到人間來顛覆漢密爾頓建立強大聯邦政府的遠見卓識的那種難以捉摸的目標，因此漢密爾頓極力支持傑弗遜，認為他"到目前為止還不是一個那麽危險的人"，傑弗遜擁有"堅毅的品格"，這隻能更加凸顯他對伯爾的蔑視。漢密爾頓說："對於伯爾，沒有任何讓人喜歡的地方：他最偏袒的朋友都不為他的個人品格辯護。除了對國家的掠奪，他已經破產，無法挽回。他的公共原則除了為自己謀取利益之外，別無他用....。如果可以，他一定會擾亂我們的製度，以確保自己的永久權力和財富。他真是美國的卡蒂林【Catiline】"【36】。
提到卡蒂林值得我們稍作停頓，部分原因是這一提法對現代人來說非常陌生，似乎毫無意義，而它對革命一代的領導人來說是如此熟悉，無需進一步解釋。漢密爾頓指責伯爾是卡蒂林，這是對他的終極指控，因為卡蒂林是一個奸詐墮落的人物，他的陰謀詭計幾乎摧毀了羅馬共和國，他的放蕩行為激發了西塞羅關於美德的雄辯演說，後來幾代美國學生都背誦了這篇演說。在美國早期共和國的政治領導層中，沒有人需要被提醒誰是卡蒂林。他是一個才華橫溢但卻邪惡的共和政府破壞者。如果說革命一代的每個人都暗自思量著要成為古希臘或古羅馬英雄的現代化身—華盛頓是卡托或辛辛納圖斯，亞當斯是索隆或西塞羅，那麽沒有人渴望成為卡蒂林。
伯爾適合這個角色嗎？換句話說，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指控是否屬實？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鑒於伯爾善於隱藏自己的動機、掩蓋自己的行蹤並銷毀自己的許多私人信件，明確的答案並不現實。然而，伯爾的政治行為中經常出現的模式引起了漢密爾頓的注意，這使他極易受到卡蒂林的指控。無論是在紐約迷宮般的政治中，還是在全國範圍內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新出現的黨派之爭中，伯爾都擁有將自己置於競爭派係之中的絕對天賦，以便隨時為最需要他的一方提供服務。
1800 年的總統選舉是最具政治意義和最能說明這種模式的例子：伯爾允許他和傑弗遜之間的投票在眾議院持續進行了 36 次，但他從未表明自己原則上承認廣大選民顯然有意指定傑弗遜為總統。伯爾在為自己辯護時可能會指出，他從未積極尋求聯邦黨人的支持。但他也從未拒絕聯邦黨人的支持。然而，他謎一般的沉默無疑帶來了惡果，因為這延長了眾議院的陰謀，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讓傑弗遜相信伯爾是不可信任的。
他善於在交戰的政治派別之間的夾縫中施展拳腳，這可能被解釋為他獨立的標誌。他的辯護者可能會說，伯爾和華盛頓一樣，拒絕讓自己的政治信念為任何黨派服務。但是，當華盛頓試圖超越1790年代的意識形態之爭時，伯爾卻似乎傾向於在交戰陣營的下方挖地道，然後在承諾給他更多貢品的一方出現。如果說華盛頓是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的賢明領袖的縮影，那麽伯爾則是一種反華盛頓，他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縱公共利益。
至少在漢密爾頓看來是這樣。為了證明他在 1801 年總統危機中的可疑行為並非反常，伯爾在 1804 年競選紐約州州長時又重蹈覆轍。雖然伯爾仍在傑弗遜手下擔任副總統，但他意識到共和黨人打算在傑弗遜競選第二任總統時將他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名。因此，當來自紐約的聯邦黨領導人找到他，希望他作為州長競選的候選人時，他表示願意轉換黨派，以聯邦黨人的身份參加家鄉的競選。正是這一決定導致漢密爾頓重複了他之前對伯爾的描述，稱其為無原則的美國卡蒂林，進而導致報紙報道中出現"卑鄙"這一令人不快的字眼。
但這隻是故事的一半。因為新英格蘭的聯邦黨領導人有意拉攏伯爾，將其作為一個更大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的目的無非是肢解美國共和國。(這就是亨利·亞當斯所說的"聯邦早期政治中最戲劇性的時刻"）。他們的計劃設想在傑弗遜連任後新英格蘭分離，同時占領紐約，然後紐約加入分離主義運動，建立一個由聯邦黨人控製的北方各州邦聯。伯爾一如既往地拒絕承諾將紐約交給分離主義者，但他也不否認這一陰謀。
漢密爾頓知道聯邦黨人的陰謀，這不是邊緣人物策劃的半生不熟的計劃，它涉及來自新英格蘭的幾位聯邦黨參議員和前國務卿蒂莫西·皮克林。漢密爾頓警告他的聯邦黨同僚說："我在這裏隻想表達一種感情，那就是，肢解我們的帝國將是一種明顯的犧牲......沒有任何好處"。當得知新英格蘭的主要聯邦黨人正等待著聽到他們的老首領致力於分裂主義陰謀時，漢密爾頓明確表示反對："看在上帝的份上，應我的請求，告訴他們停止這些關於分裂聯邦的談話和威脅。隻要還能維持，就必須堅持下去"。漢密爾頓寫的最後一封信是在決鬥的前一晚寫的，專門用來壓製聯邦黨人仍在萌生的東北部聯邦分離的幻想，這個夢想直到1815年哈特福德會議上奄奄一息的努力才被揭露為一場慘敗。
漢密爾頓在伯爾身上看到的，似乎是一個在多個方麵與自己非常相似的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擁有本能的戰略觸角和承擔政治風險的意願。漢密爾頓了解伯爾的影響力，因為他也感受到了這些個人品質在自己內心的悸動。兩人還都敏銳地意識到，剛剛成立不久的美國共和國具有高度不穩定性和依然脆弱的特點。漢密爾頓反伯爾的評論語氣誇張，與其說是源於強烈的個人反感，不如說是源於他的強烈恐懼：新生國家岌岌可危的狀況使其很容易受到伯爾巨大才能的影響。伯爾體現了漢密爾頓的大膽和精力，而漢密爾頓的政治文化仍在摸索穩定的形態。【譯者：漢密爾頓的恐懼，來自對自身的了解，他覺得，隻要他不加控製，他就成為伯爾。】
漢密爾頓將對伯爾的批評區分為個人批評和政治批評，其內核就在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漢密爾頓評價的準確表述。伯爾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也是一個揮霍無度、總能領先債權人一步的人，這些名聲並沒有給漢密爾頓帶來困擾。讓他擔心不已的是，伯爾的政治才能與在一個法律和製度都還不完善的國家中明顯存在的作惡機會之間的不祥契合。
然而，漢密爾頓區分的問題在於，個人批評與政治批評或私人行為與公共行為之間的假定屏障不斷被現實選擇所淹沒。為了抵製公眾誘惑，個人品格至關重要。以伯爾為例，1801 年，他決定支持還是背叛傑弗遜；1804 年，他決定與聯邦黨人合謀推動北方分裂；幾年後，他決定將美國西南部從美國分離出去。在這些選擇中，一個人的品格都很重要，因為在美國共和國的這一形成階段，政治環境所帶來的誘惑對國家領導人的道德修養提出了真正的考驗。
【譯者：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或者翻譯為：為所應為。】
伯爾的獨特之處在於，至少在漢密爾頓看來，他沒能通過每一次這樣的測試。在革命的一代人中，沒有人想扮演卡蒂林的角色，而伯爾似乎一有機會就在試鏡。換一種說法，如果伯爾與漢密爾頓之間的爭端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決鬥場上解決的，如果承認真相構成對誹謗指控的合法辯護這一法律原則（耐人尋味的是，漢密爾頓在他辯論的最後一個案件中堅持了這一原則），他幾乎肯定會獲勝。
我們很難完全理解伯爾對漢密爾頓的威脅，因為我們【今天回望】知道美國的共和政體實驗“注定”會成功。我們【回望】知道，一個如此構想、如此執著的國家能夠而且確實經久不衰，甚至蓬勃發展，成為世界曆史上最長壽的共和國。漢密爾頓和他的同時代人不僅不具備這樣的知識，而且他們所看到的政治環境也是一個危險的多變之地，無論是國家法律還是製度都還沒有形成永久的固定模式。或者說，如果不是從建築學的角度，而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思考的話，政治體還沒有發展出對困擾所有新國家的政治疾病的免疫力。因此，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批判性描述看似多慮和誇張，但這並不是漢密爾頓偏執狂的症狀，而是對美國這棵尚且稚嫩的幼苗真正脆弱性的現實回應。之所以如此岌岌可危，是因為事實上確實如此。
【譯者：這就是我認為槍聲背後可能的另一個答案，漢密爾頓似乎是故意接受決鬥挑戰，成為烈士，從而幹掉伯爾。直接殺死伯爾固然也成，但殺死不了其他伯爾，而且那樣做自己會身敗名裂，想傳達的信息也不能傳達出去，而在決鬥中被伯爾殺死才是正道。沒準，在伯爾第一槍的煙霧中，漢密爾頓自殺也不無可能。當然，自殺和他殺的槍口可能有別，但誰知道他們是否檢查了呢！】
我們對決鬥全部意義的探尋，使我們越過純粹的個人猜忌，越過那一天在威霍肯平原下發生的僅能部分解開的謎團，越過決鬥作為一種垂死製度的曆史。在當時，真實的而不僅僅是想象的陰謀盛行，被稱為美國的政治實體的存亡仍然懸而未決。任何著名事件或多或少都深植於一個特別時代和地點的曆史土壤中，決鬥的真正意義超出了事件本身的具體範圍，超出了哈德遜河上那個狹窄的岩石台壁架。它擴展到了一個完整但仍在萌芽的世界，伯爾威脅著這個世界，而漢密爾頓則認為自己正在捍衛這個世界。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經說過："一個偉人代表著曆史戰役中的一個戰略要點，而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身處其中"。伯爾和漢密爾頓都認為自己是偉人，他們碰巧在美國革命時代這場曆史戰役中的一個戰略節點上成年。1804 年夏天，曆史幾乎與他們擦肩而過。伯爾作為副總統的不忠疏遠了傑弗遜和勝利的共和黨，在競選紐約聯邦黨州長時以壓倒性劣勢落敗。漢密爾頓已經九年沒有擔任過國家公職，他所倡導的聯邦黨事業也正走向被遺忘的道路。即使在他的家鄉紐約州，聯邦黨人也是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說的”少數派，而在這少數派中，隻有少數人是漢密爾頓先生的崇拜者和追隨者"。伯爾和漢密爾頓兩人在政治上都沒有什麽前途。
【譯者：兩個人位居如此高的地位，不論是曾經的政治地位還是仍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又淪落到“如此低”的地位，使得他們選擇決鬥這種危險而又低級的方式（雖然人們經常說當時決鬥的危險性不那麽大）有了幾分合理性，很顯然傑弗遜或麥迪遜不會做這樣的事，因為他們沒有落到這個地步。但無論如何，似乎伯爾是破罐子破摔，而漢密爾頓是用自己最低穀的人生換取與一個可能的破壞性很大的敵人同歸於盡。】
但是，通過在威霍肯平原下的’會麵’，他們成功地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做出了戲劇性的最後陳述。榮譽很重要，因為品格很重要。品格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共和政體實驗的命運仍然需要有品德的領導者才能生存下去。最終，美國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由法律和既定製度組成的國家，能夠經受住腐敗或無能的政府官員的考驗。但現在還沒有到那一步。它仍然需要光榮而賢明的領導人來維持。伯爾和漢密爾頓來決鬥或“會麵”，因為他們希望被視為這樣的一員。
【譯者：這最後一點對伯爾又美化過多，與之前的討論有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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