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與宋詞，中國古典文學殿堂最顯赫的兩扇門麵，對襟環扣，中國人多緣此徑登堂入室窺寶。馬茂元的《唐詩選》，胡雲翼的《宋詞選》，解放後發行量最大，鄉人獻曝，“自以為”也是最好的選本。《宋詞選》初版於上海古籍出版社，七九年再版，已經是11版了，至今這兩部選本還一版再版。說來慚愧，等我進了上師大，才知道他們都執教於上海師院，才知道上海師院還有幾位奠基石的人物。
胡雲翼文革前就下世，留下橘黃封麵的《宋詞選》，好像也沒有嫡傳子弟，幸虧互聯網，還能獲知一二先生的傳奇經曆。
胡雲翼先生
原來他與曆史係的程應繆先生一樣：血性書生奇男兒！抗戰軍興，投筆從戎。抗戰結束，回歸書齋。程應繆先生西南聯大畢業後，間關千裏到洛陽，受聘為第一戰區上校秘書，軍旅倥傯，揮筆寫下：“蕭條山市堪沽酒，寥落軍書好醉眠”，不脫陸遊的“落拓”、辛棄疾的豪邁。胡雲翼則轉戰於浙東紹興，有文人的智慧，還有軍人的膽識，率領婦女營夜襲日軍在滬杭線上的重要駐點王店，左右盤旋幹敵人的夾縫間，舉辦浙西青年訓練班，創辦《浙西時報》 《浙西導報》；1941年，紹興淪陷，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雄任命胡雲翼為紹興縣縣長。
這種敵占區縣政府很難幹，基層的保甲長白天應付日偽縣政府，晚上應付國民縣政府，派糧派工很難。他拉起一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武工隊，開展遊擊戰爭。讀了他的簡曆，才知道抗戰期間國民黨軍也有武工隊啊。抗日勝利後，胡雲翼出任嘉興縣縣長。內戰爆發，他辭職以示不滿，返回上海，做他的窮教師：混口糧，坐他的冷板凳：做學問，也許在險惡環境下從政從軍的履曆，終日一臉肅穆，有傳奇，無逸聞，自然傳之不遠，付之闕如了。不過毛主席還不時想起他，文革期間，問道：“上海的胡雲翼現在怎麽樣了”？毛記不住上海師院，但記住胡雲翼，有大師才有大學。他與程先生是那個時代文人的精彩，以天下為己任，置得失於度外，令人肅然不語。屬於辛棄疾一流的人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們當之無愧：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擔當！不似當下知識分子，隻有知識。
我進大學的時候，馬茂元先生還在，已患了嚴重的肺氣腫，隻能坐而論道，在家裏給研究生上課。他住在師院的紅磚小樓裏，兩層，前後院，但師院遠僻漕河涇，不通煤氣，課後都是他的研究生給他搬煤餅、疊煤餅，還要給他去配藥，“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那時的研究生與導師，情同父子。
馬茂元教授
桐城派的殿軍馬其昶，清史館總纂，馬茂元是他的長房長孫，6歲開蒙，馬其昶親自托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清史館纂修的姚永樸挑選蒙師，幾經挑選，姚永樸推薦了李誠。李誠隻有一個要求：請馬其昶收他為入室弟子。
說起李誠，寂沒無聞，說起他的高足，嚇你一跳，他先後收了4個學生，馬茂源表兄舒蕪，文革前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文革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文革前，封建遺老遺少，能做到國家級的刊物編審，就因為專長出眾。又收了馬家的姻親吳孟複，後來安徽合肥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
李誠先生
最後一位學生，緣起文革期間，李誠是省文史館館員，在一大雜院裏看管供省文史館館員查資料的兩間圖書室，常有大雜院裏的孩子跑進來嬉鬧，唯一孩子進來後，不吵不鬧，在書櫃前徜徉，文革開始後，一位父親拉著一個十歲出頭的小朋友，來到李誠的家，希望教點什麽，李誠一看就是那個書櫃前孩子，欣然收為弟子，規定每天晚上9點，學生翻開書，先生邊燙腳、搓腳（一種養生方法），口授開始，前後如此者五年。期間先生很關注該學生所讀的書，他反對開卷有益：“以他的觀點，初學者寧可少讀書，或者等書讀，也不能讀類似三家村中的書。這是因為沾了村夫俗子之氣後，再脫胎換骨便難了，所謂璞玉可以雕琢”這位學生就是後來的總理李克強。
時年13歲的李克強（前排右）
與李誠之子李皋蘭合影（後排左）
1997年，李誠去世20年，身為中央大員的李克強深情地寫下《追憶李誠先生》），發表在《安徽日報》，其中寫下以上這一段讀書之道，高屋建瓴，高人之識！李克強當上總理後第一次的施政報告，就有“自釀”名言：“為官經商，自古兩道”，文字幹淨，一語中的，一聽就知道舊學底子深厚。
我的前輩校友馬兆忠，文革前畢業於上海師院，馬茂元高足，一次在去東一教室前的路上碰見馬先生，問：“先生今天上什麽課？”，馬報出篇目，馬兆忠不感興趣，馬茂元反問：“你喜歡聽那一篇？”“《長恨歌》”，“格麽就上《長恨歌》”，這是馬兆忠的轉述，安徽話就變成了上海話，“格麽”就出來了。
馬茂元上課沒有教案，隻有提綱，據說寫在火柴盒上，於是收到批評，馬私下裏對弟子說：“實際上火柴盒上也沒有提綱”，那一代先生，都是童子功，典籍爛熟於心，信口拈來，上課上著上著就有外插花，然後越走越遠，一首詩可以講一個學期，因為外插花太多，也是最活潑的，教材上沒有的，就是名師的學問，如今考試的都忘了，外插花的卻銘記在心。學問軌跡都在外插花的意識流裏。
馬兆忠也是奇人，過目不忘，唐詩據說可以背出一萬首，十多年前拜訪他，已經七十歲的人了，他說：隨口背三千首沒問題，溫習一個月六千首，巔峰時期八千首，“一萬首？瞎講八講”，他是馬先生的活字典，有些資料查閱不到，派馬兆忠去圖書館兜一圈，不一會兒就找到出處，這一點馬茂元的研究生做不到。馬先生將他視他為嫡傳弟子，特許他本科的課程可以缺席，直接參與研究生的研究，同時接出版社的活兒，充當寫手，為此介紹他去聽同事姚篷子為研究生開設的寫作課。
姚篷子：魯迅的朋友、姚文元的父親，解放前辦過報紙、編過副刊、開過書店、與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往來密切，徐恩曾第三任美女妻子費俠喜歡姚文元，認作幹兒子，費俠是共產黨早期潛伏在中統高層的機要員，美貌多才，愛好文學，顧順章叛變後，徐恩曾獲知費俠的身份，大喜，以此要挾，將費俠娶過來。
姚蓬子夫婦
解放後，姚篷子轉入師院後，據說終日雙臂套著袖套，寬大的走廊，沿著牆角，低著頭走，目不斜視，謹小慎微。他在上海師院的身份也很奇特，編製不在上海師院，隻在師院兼課，每月以車馬費代月薪高達160元，講師最高一級的薪水，十三級高幹的級別，當年熟練工人工資才60元左右。如同周作人待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預領稿酬三百元。
為了打好學術底子，馬茂元還介紹他去文字學家羅君惕的家受教。羅君惕的字、畫、劍無一不精，一部《說文解字探源》寫了四十年，直到臨終才付梓。淡迫名利，不求聞達。每次到他家，先從床底下拿出一疊精美的蟋蟀盆，玩一會兒蟋蟀才開講。
羅君惕教授和晚輩在一起
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胡山源，家住市中心，在上海師院任教，凡有學生去看他，不談學問，隻問：會下圍棋嗎？不會！皺眉；會養花蒔草嗎？不會！皺眉；會遛鳥嗎？還是不會，就泄了氣，長歎：嗨！沒有愛好，活著有什麽意思？
胡山源教授和晚輩在一起
還有一位研究元曲的章荑蓀，我們進大學他還健在，帶研究生。他喜歡就著油條咪白酒，寫論文，無一本參考書、一張卡片，書桌上：一疊稿紙，一隻酒杯，半杯白酒，擱著半截油條，寫一段、哼一段、喝一口、啃一截，文字未過半，稿紙已油漬斑駁，浸潤處半透明，如鹵菜裹紙。啃完最後一口油條，圈上句號，微醺中，完成論文，出處難免有錯，他也不在乎。解放前他就是金陵女子大學的教授，剛解放，高校規定，解放前凡有教授聘書，直接評教授，他聘書找不到了，文革前甘心情願做了十七年講師。文革後，落實高級知識分子政策，凡可以證明解放前有過教授經曆，就可以恢複教授職銜，他一躍而為正教授，沒有副教授的履曆，從六級直達三級，也是奇葩獨秀。
餘生也晚，還算有幸，讀大學的時候，還能遇見這樣有趣味的老先生，雖然易服換上中山裝，但言談舉止，仍不脫舊文人的名士態度，雙袂飄逸，魏晉人物，一部《世說新語》的未刊稿，我也耳聞目染，深受其害，至今不拘細節，偏愛陸放翁的零頭布：“落拓江湖載酒行”。
古人有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呼下，無所得矣。”我是浮躁人，讀書讀個皮兒，文章看個題兒，自然僅得乎皮毛，酒水糊塗半輩子，沒有浸染先生們的半滴墨漬，但永遠很開心，一生東翻翻西翻翻，學問沒有，專業也沒有，職稱也沒有，但段子很多，酒桌上聽眾不少，不時嗨起來，不亦樂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