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高端權力介入與中國心理學沉浮
- 作者：薛攀皋
- 來源/出處：炎黃春秋
- 發布時間：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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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可以促進科學發展，也可以阻滯科學進步。然而，科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卻不會聽命於權力。中國心理學的發展道路曲折坎坷，它與遺傳學同命運也曾被取消過。不同的是，遺傳學被禁止是20世紀50年代初照搬蘇聯政治幹預科學釀就的苦果；而心理學的滅頂，卻是在1956年總結教訓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之後重蹈遺傳學的覆轍。
（一）心理學是一門相對年輕的科學。雖然古代中外的哲學著作中都已有心理學問題的論述，然而心理學從哲學思辨中獨立出來成為科學的心理學，卻是以1879年馮特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建立世界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為標誌，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時它僅有70年曆史。心理學在中國的曆史更短，遲至1917年才有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北京大學）。
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心理活動的本質及其發生與發展的規律。心理活動是人腦對客觀世界事物的反映，是人腦的高級機能，又受到社會的製約。因而心理學既不同於一般的自然科學，又不同於社會科學。有人認為它偏於社會科學，有人認為它偏於自然科學，又有人認為它是中間科學或中介科學。心理學界對心理學的對象和任務，動物心理和人類意識，心理現象和生理現象，階級性、個性和心理活動的共同規律，研究方法問題，以及心理學的研究方向等等，同樣有不同認識。對年輕的心理學來說，這些問題都是發展進程中的正常現象。國家高層的主管機構、官員或關心科學的高端政要，能否理性地麵對心理學界的實際情況並處理有關問題，對心理學發展影響至巨。
（二）從新中國建立起到“文化大革命”，在這期間發生的事關中國心理學的榮辱、起落、浮沉，都同高端權力的介入有關。
1、1952年，陸定一和文委科學衛生處全麵幹預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20 世紀5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受中共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領導並受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簡稱文委）指導。中宣部科學處和文委科學衛生處具體聯係中國科學院。這兩個處是一套人員對外掛兩塊牌子。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簡稱心理所）是當時全國唯一的心理學研究機構，所長曹日昌是中國共產黨員，早在1939年就自覺運用並倡導以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心理學研究工作。1951年底心理所向文委呈報1952年度的研究工作計劃，1952年1月8日，科學衛生處提出了書麵意見（簡稱“意見”）；四天後，中宣部長、文委副主任陸定一（主任為郭沫若）在中南海召見曹日昌談話（簡稱“談話”）。“意見”和“談話”在“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大背景下，給心理學貼上政治標簽，認為世界上隻有蘇聯的心理學是先進的，而西方國家的心理學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都應予以批判。科學衛生處強調：“中國心理學本身沒有基礎，卻又承繼了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心理學的影響，體係龐雜。”因此，心理所的“基本任務”、 “中心任務”應致力於唯物主義心理學的基本建設工作，為唯物主義的心理學而鬥爭，研究蘇聯心理學的成就應用於中國，反駁各種資產階級的心理學說。陸定一指示：心理所應該揭起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中國心理學的大旗，明確表示擁護和反對什麽心理學說。陸定一和科學衛生處指責心理所的工作計劃看不到有上述的意圖，嚴重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科學衛生處對該所的研究計劃，從內容、目的到方法，一一予以否定。陸定一指出除心理衛生組可以按原計劃工作外，其他勞動心理、兒童心理、教育心理、實驗心理等研究組的計劃，都得重新製訂。
心理所召開了全所研究人員會議，討論“談話”、 “意見”和修訂計劃問題，並寫出了報告。報告出於對高端領導的尊重和禮貌，雖然表示基本上同意“談話”與“意見”，但坦陳有些意見提得“相當草率”、 “有些片麵”。報告對研究工作計劃，除個別因人力暫停外，都是“繼續原來的研究”或“照原計劃進行”。對陸定一責成該所到社會上批判“資產階級的”心理學，報告沒有作出承諾，隻提出由資料組收集散見各刊物的文章，請所內人員審閱並在所裏具體批判。
高端領導對基層單位的科學研究工作管得如此之寬、之細，實屬罕見。他們的意見提得並不在理，自然難以令心理所研究人員心服。以曹日昌指導的“小學兒童犯規問題的研究”為例，該課題擬調查統計北京市若幹所小學兒童犯規的事實，分析其與兒童年齡、性別、年級、智力、成績、家庭、學校環境的關係。科學衛生處認為用這些方法“是得不出什麽結果、解決不了什麽問題的”，指責為什麽不像蘇聯馬卡連柯那樣把集體生活和共產主義教育作為改造“問題兒童”的基本方法。筆者當年就此請教過首都的教育學家。他們說：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大量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和違法少年兒童出現，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馬卡連柯通過組織高爾基工學團和捷爾任斯基公社，收容這些“問題兒童”過集體生活，讓他們接受道德品質教育，使一批批“問題兒童”被教育改造成為有道德有文化的蘇聯公民。馬卡連柯所教育的“問題兒童”同心理所要研究的“問題兒童”畢竟性質不同。要說研究兒童犯規問題隻能用馬卡連柯的方法與經驗，未免失之武斷與偏頗。 “意見”裏有許多這一類的事例。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既是文委科學衛生處又是中宣部科學處的副處長趙?起草的《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鬥爭》號召全國生物學界發起一個廣泛深入的學習運動，學習蘇聯米丘林生物科學,徹底批判摩爾根主義，改造中國生物科學的各個部門。從而在我國，首開以黨政手段支持一個學派、禁止另一個學派的先河，摩爾根遺傳學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在全國被迫停止，中國遺傳學遭到浩劫，直到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簡稱“雙百”方針）時才得到糾正。因此，心理所不唯上，以自己的方式抵製陸定一和科學衛生處的欠妥指示，堅持做應該做的工作，陸定一等也未追究，從而使中國心理學當時避免了同遺傳學一起被禁止的厄運。
2、1956年，中宣部提出並經周恩來同意：心理所的任務應該由心理學家來討論，黨組不必先行對此做出決定。
1956年5月“雙百”方針問世，明確公示對於學術性質、藝術性質和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反對用行政手段進行幹涉。
1956年5月1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就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1953年心理所因故改組）同南京大學心理學係（1955年高等教育部決定停辦該係）合並組建新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仍簡稱心理所）向中央報告。報告稱：心理所建成後，它的任務是“在我國建立唯物主義心理學的理論體係，展開關於心理活動的物質本體、心理的發生與發展、基本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麵的研究。並與有關業務部門合作開展教育心理學、軍事心理學、醫學心理學、勞動心理學與文藝心理學的應用研究。”6月19日，中宣部在向鄧小平的報告中，除同意中國科學院建立心理學所外，並提出：“心理學對象、任務與研究方法，是世界科學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因此，心理學研究所成立後的任務，應該由心理學家來討論，科學院黨組可以不必先對此做出決定。”7月8日，總理周恩來簽署：“同意中宣部意見，退中宣部辦。”中宣部的正確意見，可以說是“雙百”方針在心理學的具體體現。
8月18日，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科學院心理所。隨後，中央任命心理學家潘菽和曹日昌、丁瓚為該所所長、副所長。擴建後的心理研究所，研究技術隊伍壯大了，該所與中國心理學會的領導力量也得到加強。心理學工作者沿著自主編製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十五年規劃》和國家十二年科學規劃中的《心理學學科規劃》，開展研究工作,中國心理學的教學與科學研究呈現蓬勃生機與繁榮景象。
3、1958年，曆史出現倒退，康生與中宣部負責人發動批判心理學運動。1958年6、 7 月間，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借“教育革命”之機，與中宣部負責人策劃一場波及全國的心理學批判運動。他們說建國以來我國高等學校的教材，尤其是社會科學教材，基本上都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如果蘇聯變修了，應從何入手批判？康生提出，蘇聯的教育學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是不是先批判教育學。中宣部負責人說：我們引進的凱洛夫教育學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如果批判，不就亂了嗎！他建議批判心理學。於是康生決定：就批心理學吧！康生還定調說：心理學是黨性的階級分析的社會科學。 7月初，中宣部將批判心理學的任務迅速下達給北京師範大學，康生是這所大學的名譽教授，意思是這把批判之火先從北師大點燃，再燒遍全國。7月底，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心理教研室兩條道路鬥爭運動開始，教授彭飛、朱智賢和全體講師受到批判圍攻。北師大的心理學批判運動，很快跨越校園擴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國心理學界。僅8月中，北師大就連續召開了三次千人以上的批判大會，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都成為批判對象。《光明日報》推波助瀾，在兩個月內刊發了40篇批判文章和批判運動的詳細報道。 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驚人速度出版了北師大編的兩集《心理學批判文集》。
心理學教學和科研工作中有缺點錯誤，應該批評，如有人用生理現象去解釋一切心理現象等等。但是批判運動卻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以偏蓋全，簡單粗暴地全盤否定心理學。用動物實驗，斥之為生物學化；研究心理現象與大腦活動的關係，被斥之為生理決定論。他們認為不應該從進化史上研究意識起源問題，不該研究人的心理活動的共同規律。他們主張人隻有階級心理，沒有共同的心理活動規律；階級分析方法是心理學研究的唯一方法。凡此種種，都是為了論證康生的論斷：心理學完全是一門社會科學；心理學的任務隻能是研究“工人階級的心理”與“共產主義的精神麵貌”。
原本是學術性質的問題，被肆意作為政治問題進行批判。心理學被貼上了“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偽科學”，而這場批判運動是“心理學領域中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受批判者被指責為“舉資產階級白旗”的“反動資產階級專家”，被剝奪了反批評反批判的權利；反對批判運動的幹部和黨員，被說是犯了“立場錯誤”，或被責令檢查，或被罷官，有的被取消黨員資格。全國心理學的教學與科研的正常秩序被打亂了，也造成了心理學界主要是青年教師和學生們的思想混亂。
這場批判運動延續到 1959年初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前才停止。然而，在心理學界以及有些部門全盤否定心理學的思潮並沒有及時受到觸動，就為“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學被取消埋下了禍根。遲至1978年4月13日，教育部應廣大心理學、教育學工作者的強烈要求，委托副部長張承先在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上宣布：1958年的心理學批判運動，把心理學打成“偽科學”，把一些心理學家當作“白旗”拔，由此批判了一些同誌，這些做法完全是錯誤的。那次批判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必須徹底平反，並為受批判和牽連的同誌恢複名譽。
4、1958年底，周恩來批評在教授中“拔白旗”是錯誤的；胡喬木認為心理學家在批判中應當堅持真理采取攻勢。
1958年12月28日，周恩來召集主管意識形態，包括宣傳、教育等部門負責人陸定一、康生、胡喬木、張際春、周揚、楊秀峰、張子意等到西華廳開會，研究、分析各有關部門在“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周恩來批評了執行知識分子政策上“左”的作法，並指出在大學教授中“拔白旗”是錯誤的。 ……
1959年1月，中宣部根據周恩來指示，由陸定一、胡喬木、周揚多次召開會議，檢查黨組在1958年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胡喬木認為1958年以來的各種批判運動中，以對心理學的批判最不講理。1959年3月13日、21日，胡喬木在分別聽取中國科學院心理所所長潘菽和副所長曹日昌、尚山羽，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有關人員匯報心理學工作時說：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心理、意識。意識的形成有生物學的基礎，也有社會的製約，說它隻有階級性是錯誤的。人是有共同的心理活動規律的。心理學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科學基礎，要靠這些研究成果，徹底戰勝唯心主義。動物心理也要研究，把人當作動物和認為人與動物毫不相幹，都是錯誤的。排除實驗，心理學怎麽進行研究？心理學不能解決階級性的問題，任務要提得恰當，把不是心理學的任務加在心理學上，不是發展心理學而是消滅心理學。所謂共產主義的心理學是空談，是回避科學研究。表麵上對心理學要求很高，實際上是取消心理學。胡喬木認為心理學家在批判中應該堅持正確的意見，采取攻勢。學術討論要說服人，現在應當把複雜的問題一一提出來，大家研究一一答複，多寫文章，進行宣傳。
康生和中宣部負責人發動批判心理學運動造成的混亂局麵，還得由被批判的心理學家們出來收拾。 1959年3月31日，心理所邀請北京有關單位的心理學工作者80餘人座談；同年5月11日至16日，心理所會同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6個單位舉辦學術報告討論會，與會心理學工作者400多人。座談會和學術報告會針對1958年批判運動給心理學界造成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混亂問題，諸如心理學的對象、任務、研究方法、學科性質，進行了討論。會議在有些問題上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如多數人同意心理學是沒有階級性的，不能分為無產階級的心理學和資產階級的心理學等。有些問題還有較大分歧，如心理學的任務等。對依然有分歧意見的問題，中國心理學會副會長、心理研究所副所長曹日昌在總結發言中說，在科學研究中同一的研究對象或問題，常常有觀點不同的科學工作者，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側重點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不同的學派。心理學的情況顯然也是如此，這是可喜的現象。有不同意見的心理學工作者都應該各抒己見，爭鳴辯論，堅持真理，虛心學習，對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展開友誼競賽。他呼籲：心理學的任務重，研究的問題複雜，必須多路進軍，由有關單位協力進行。各單位可按其業務性質與特點，安排重點工作。與此同時，有關報刊也發表心理學家的文章，對有分歧的問題繼續深入討論和爭鳴。心理所與中國心理學會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共同主持製訂新的研究規劃，為心理學在我國進一步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在研究領域和技術方法方麵，心理學工作者對信息論、控製論、無線電技術、電子計算機和人工模擬等給予密切關注。對國外心理學的學習介紹，從以往隻注意蘇聯，擴展到歐、美、日等國先進成果與經驗；並從以往單篇論文翻譯過渡到綜合評價。因為研究環境的相對穩定和寬鬆，中國心理學重新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5、1965年10月姚文元向心理學發難，“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學遭受滅頂之災。姚文元於1965年10月28日在《光明日報》化名“葛銘人”（“革命人”的諧音）發表《這是研究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和正確的方向嗎》（以下簡稱姚文）。兩周後的11月10日，他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左右開弓，前者，成為中國心理學被取消的前奏；後者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早在1959年4月20日在《新聞周報》發表過《外行讀報談“心理”》，批判心理學家謝循初關於人的心理並不都有階級性的觀點。這一次他借批判心理學家陳立關於兒童抽象概括能力發展的實驗報告《色、形愛好差異》，老調重談，武斷地認為階級性是心理學研究的唯一對象，階級分析是心理學唯一正確的研究方法。心理學不研究人的階級性，而去研究心理發生發展的共同規律，就是“資產階級腐朽的心理學”、 “偽科學”。 姚文元說：“世界上勞動人民熱愛紅色，而那麽一小撮人有一種奇特的心理，見紅恐懼，談紅色變，於是對紅色深惡痛絕。勞動人民一見紅花、紅旗，便感覺美麗、激動、愉快。這是否‘涉及階級利益’，恐怕不能說沒有關係。”姚文元大概不知道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的國旗中起碼三分之二以上都帶有紅色，而他們的政治信仰和社會製度卻是五花八門的。
姚文元當時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幹部，還算不上是高官，因為批判《海瑞罷官》有功，身價百倍飆升，1966年5月28日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因而，他對心理學的全盤否定更具煽動性。中國心理學界和心理所的造反派都以姚文元的文章為標準劃線，認為對姚文元的文章“是擁護還是反對，反映出心理學界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心理研究所的三位副所長曹日昌、丁瓚和尚山羽全都以有病之身受批鬥迫害辭世。駐心理所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心理所革命委員共同編製的心理所體製改革方案聲稱：姚文元文章“提出了心理學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擊中了要害。在心理所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對資產階級心理學的批判已經勢不可擋。”《方案》誣蔑說：“資產階級心理學”“從 20 世紀初開始從歐美傳播到中國，一直是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服務的”；解放十七年來，“心理所的領導權長期掌握在叛徒、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手中”， “資產階級的反動理論貫穿在我所的全部工作中”。對心理所首選的處理方案是撤銷“這一機構，全所人員下放勞動”。在未獲上級批準的情況下，駐中國科學院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無視心理所職工的強烈反對，搶先行動於 1969 年 6 月撤銷心理所，把該所大部分研究技術人員下放湖北潛江中國科學院五·七學校勞動。不久，高等學校的心理學課程停開，不少心理學工作者被迫改行。心理學在中國遭到空前浩劫。由於心理學工作者不斷抗爭，在上級幹預下， 1973 年 1 月，中國科學院革委會承認當年撤銷心理所、北京植物園等“沒有認真調查研究，是輕率的、錯誤的決定”，通知恢複組建心理所。 1977 年 6 月 24 日國務院批準重建心理研究所。
6、1975 年，胡耀邦說，心理所的方向任務要你們自己提出意見。
1975年，“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鄧小平複出主持全麵整頓。7月中旬，胡耀邦等奉派到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10月6日，胡耀邦到正在恢複組建的心理研究所調查研究。當負責人希望他為研究所指明方向任務時，胡耀邦快人快語說：你們應該自己提出意見，自己堅持意見，這個方向不對走不通，走另一條路。心理學的高峰，我不曉得有多高，是從南坡爬還是從北坡爬？我不知道，總要攀上去。在你們麵前有心理學的珠（穆朗瑪）峰，你們現在爬了多少？跌了多少跤？走了多少彎路？跌了跤沒有關係，人不跌跤成長不起來。你們登不上去，下代再攀。胡耀邦反複強調：方向問題我講不明白，希望你們能具體化，在具體化中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偏差，困難是有的。關於心理學研究工作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問題，胡耀邦說：不要把百把年來的（心理學）都說成是唯心論的。唯物論的有沒有？傾向於唯物主義的有沒有？我不相信（沒有）。要采取一種研究態度，對科學問題、學術問題要冷靜、客觀，要占有材料，不要采取輕率的態度，不要貼標簽。胡耀邦理性對待心理學，觀點鮮明，態度明確，與“文化大革命”以來全盤否定心理學的極左思潮，大相徑庭，催人振奮。
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的整頓僅四個月，形勢就有明顯好轉。由於鄧小平的全麵整頓實際上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係統糾正，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隨著鄧小平再度下台，胡耀邦也被停職反省，科學院的整頓夭折了。但人們在正反兩方麵的鮮明對比中思考，越來越多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
心理學的大起大落，是“雙百”方針在貫徹執行過程中曲折、反複的縮影。它表明，當高端政要正確地執行“雙百”方針，心理學呈現一派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當高端政要無視“雙百”方針，肆意混淆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的界限，實行行政幹涉，心理學便停滯，倒退，最後難逃被消滅的厄運。
（三）毛澤東曾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然而，向“雙百”方針的基本性和長期性發起挑戰的，恰恰是參與方針的醞釀、討論甚至提出者，以及本該記取曆史經驗教訓，模範貫徹方針的高端政要們。“雙百”方針的核心是兩個自由，即藝術上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學派可以自由討論。這是國家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方麵。講民主，是說要有國家政治上的民主製度和充分的民主生活來保證兩個自由。我國憲法雖然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但在輕法治重人治的年代，法製建設滯後，科學、文化事業同樣麵對的是有法不依又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麵，憲法的規定沒有落到實處，公民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犯。當法製體係不能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和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非法律程序的人治是否體現法律的公正性，就完全取決於黨政領導者個人的政治品質、道德素質和認識水平。人治在一定曆史條件下，也能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但其決策與實施過程中的主觀隨意性太大，難以避免重大失誤。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高端政要反複無常，他們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與製約；濫用權力造成的重大失誤，也沒有相應的問責機製，國家、社會、人民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是無法長期承受的。
科學事業的健康發展，除了需要正確的方針政策和健全的法製，還需要誠心敬畏科學發展規律，尊重人才，尊重知識，有高度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的高層管理者。不要以為掌有了權力就擁有真理，就可以搞一言堂，隨意對科學問題作最終裁決，以長官意誌強加於人，這是封建文化專製的殘餘、現代愚昧的表現。“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時間裏，我國高端政要中非理性地幹涉科學的事件屢見不鮮。鄧小平說：我們在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土地所有製方麵是成功的，是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在製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正確貫徹執行，科學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與繁榮，同樣呼喚國家體製和製度問題的政治改革。
（責任編輯 楊繼繩）
（出處：《炎黃春秋》 2007 年第 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