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會員程家檉在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家任教師,對善耆做工作說:“國家如枉殺汪、黃,則此後黨禍日夕相尋,非朝廷之福。”在審理中,善耆也對汪之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下,載灃同意其意見,改判終身監禁。汪一案,清政府沒有株連他人,審訊時不用下跪,飲食得體,可以將日常衣物送入獄中穿戴,並一人一室,行動自由。汪“終日披卷吟誦,頗覺安逸”。善耆經常到獄中向汪噓寒問暖軟硬兼施,並贈以圖史百餘帙,試圖使汪變更革命決心,曾為此將他帶到法場對他進行逼迫。善耆常在獄中與汪談論天下大事,討論詩歌。貝子溥倫也曾到監獄探望,改善了他在獄中的生活條件。汪在監獄中得知黃花崗起義後亦曾寫詩祭奠。
自此之後,汪對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狀態也發生重大改變,詩詞風格由高亢激昂逐漸趨於低沉消極,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詩句,視革命黨人與清廷的鬥爭為“煮豆燃萁”(兄弟鬩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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