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當時文化界的人才應該說比49年統一思想後的人才多。
但是,又追蹤到當時由張君勵引發的“人生觀辯論”,我的感覺是,學界人士確實沒有宗教上的修為,被當年的科學世界觀衝擊得太厲害。在世界觀上,唯物主義成了主流,唯心主義被人說成玄學。
張君勵雖然堅持唯心主義,但那隻是學術界思辨的層麵,和基督教或佛教那種真正徹底的宗教世界觀都不一樣。所以他也深入不進去。
雖然當時很多人的世界觀在意識層麵被唯物主義主導,但人們的潛意識裏還是崇拜帝王思想,也願意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投射到帝王身上。所以看到當年毛澤東的沁園春一發表,很多人紛紛歎服;反而是對於民國憲法的製定,大家沒有那麽高的熱情。大概也不像美國製定憲法時《聯邦黨人文集》引起那麽大的關注和影響,美國人是認真要探討法律機製和理論基礎的,設計好就要執行的。不是寫詩煽情就了事的。毛澤東不愛琢磨法律、憲法,就愛琢磨詩詞,但遺老遺少就吃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