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效祖國”到家破人亡：劍橋心理學博士曹日昌的不幸人生
作者：伏靈
2016年，荷蘭作家Carolijn Visser出版了她一部紀實小說《Selma：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在書中，作者講述了一位荷蘭猶太女性Selma的故事：先是千辛萬苦逃脫了希特勒的迫害，後來又成為毛澤東的“囚徒”，最後不幸喪生。2017年，該書贏得荷蘭曆史讀物最高獎項Libris曆史獎。作者在書中講述的其實是中國著名心理學家曹日昌夫人色爾瑪（中文名吳秀明）的不幸遭遇。47歲的她，1968年9月8日，因無法忍受紅衛兵毆打羞辱，在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隔離室自殺。數月之後，她的先生、傷心欲絕的曹日昌，也在持續不斷的隔離審查與批鬥之後離世。他們的冤死，不但成為兩個家族的巨大創傷，也折射了一代愛國留學生的悲愴命運。
曹日昌1911年生於河北束鹿縣，生於辛亥革命，也許他一生注定就與20世紀“革命”無法分離。據他自己寫的自傳，其出生時，家庭在經濟上接近“富農”，但10歲父親就病故，家中境況日衰，土改時被劃為中農，他父親僅念過三年私塾，但已有基本書寫計數能力，鼓勵他認真學習。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級小學，後入寧晉縣北圈村高級小學，學習一直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縣中學，思想受左傾老師影響較大。由於對當時縣政府腐敗不滿，曹日昌15歲時就加入了當時左派控製的國民黨，成為當時中共河北青年團組織看中的積極分子。1928年曹日昌考上北平師大預科，1931年升讀教育係。1932 轉學清華心理係。專注於實驗心理學，從心理記憶角度對珠算教學進行了開創性研究，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在校期間曾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學生座談會。
1935年曹日昌自清華畢業，到定縣晏陽初舉辦的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研究農民識字記憶方法。又兼辦《教育短波》雜誌，這是當時南京政府教育部針對小學教員進行宣傳的一本刊物。曹日清1936年發表“桑代克學習心理的分析研究”，提出研究工作要結合實際生活應用。他自己在定縣做了許多心理測驗，撰寫實驗報告。後來又提出使用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研究心理學的方法，這在中國也是開創性的。1941年-1945年，曹日昌在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係任教，繼續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活動。
1943年曹日昌考取了庚款留英公費生資格，於1945年11月抵達英國，入劍橋大學心理係學習。他在劍橋期間作了三件事：第一當然是潛心繼續實驗心理學研究，對學習和記憶中的時間間隔問題進行了探索，並對圖形再認、學習中練習分配的轉變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其卓越的研究結果發表在英國《實驗心理學季刊》、《英國心理學報》、美國《實驗心理學報》、《普通心理學報》等刊物上，1948年曹以“學習與記憶中的時間間隔”一文順利通過博士論文考試；第二則是延續一貫的左傾思想，到英國後不久就開始參加英國共產黨的劍橋地方組織活動。1947年由中共地下黨員介紹加入了中共，曾擔任中國留英學生會秘書兼主席，在留學生中宣傳中共主張。又奉中共組織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之指示，在英國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分會，動員學習自然科學的留學生回國工作；第三件事則是與從荷蘭來劍橋讀書的猶太社會主義者Selma從相識到相愛，1947年他們在荷蘭結婚。
1948年9月，曹日昌在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後，應聘到香港大學心理學係任教，成為香港大學公開招聘的第一位全日製心理學教師。但其香港主要工作，其實是代表中共進行海外科學界統戰工作。他曾在香港組織中國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創建香港九龍科學工作者協會。曹日昌也是中共在1949年前後勸說中國留學歐美的學生回國服務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在香港擔任重要的聯絡與接待工作。據知情者透露，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回國的歐美留學生很多大都是由曹日昌經手辦理，為紅色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奠基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曾接受黨組織的委派，寫信給許多許多在海外的知名華人科學家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如留美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葛庭燧等人。數學家華羅庚放棄美國教授職位經香港回中國，也是由曹日昌接洽聯係。香港九龍科學工作者協會主要任務是團結過港和在港九工作的科學工作者及其家屬，協助其到中共解放區工作。曹日昌還曾受香港新華社邀請去解放區參加了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奧斯汀曾在發言中指美國為幫助中國，接受一萬餘名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人民日報》等報紙刊登過一份500餘名曾在美國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的的聲明，痛斥奧斯汀的講法，這其中許多人其實都是曹日昌在香港接待過的歸國留學生。
1950年，中共開始在北京籌建中國科學院，電召曹日昌返回北京工作。曹日昌先後擔任該院計劃局副局長、聯絡局副局長、辦公廳副主任等重要職務，在郭沫若、竺可楨等人領導下具體負責院務工作。同時，他又和好友丁瓚負責籌建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國心理學會。聯係海外歸國留學生的工作他也在兼辦，因此曾擔任歐美同學會理事長。中共對知識分子，既想利用，同時又擔心其政治傾向，因此一開始就對其發起“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從海外歸國的留學生向黨交心。隨之而來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使這些知識分子無法招架。曹日昌也處於不斷向黨檢查自己，自我批判之中。1952年初，曹日昌87歲高齡的寡母去世，他想告假回鄉奔喪，郭沫若與竺可楨指其家裏有長兄，勸他不要回去，一心參加院內工作與運動。曹日昌雖然身居高位，但政治懷疑的陰影從來沒有從他身上移開，尤其是他的夫人因為是荷蘭人，政治上更加不利。為了自證清白，1955年肅反運動開展不久，在曹日昌的勸說下，Selma決定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並取了一個純粹的中文姓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
盡管如此，肅反之後，曹日昌仍失去了中科院院務領導的職位。1956年他回到中科院心理所，擔任研究員兼副所長，希望能夠全力投身於他熱愛的心理學研究工作，同時他還兼任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心理學報》主編。他撰寫的《普通心理學》一書成為中國第一本通用心理學教科書。但是不久心理學這個學科在中國已經被政治紅人康生、姚文元等人質疑為“偽科學”，地位岌岌可危。曹日昌為捍衛這個學科的存在價值，一直通過發表與演講與質疑論做鬥爭，但最終決定權其實仍牽涉到高層路線鬥爭。到1965年10月28日，姚文元奉命在《光明日報》化名“葛銘人”發表《這是研究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和正確的方向嗎》，其實是將火燒向了指導文教科研工作的高層領導，兩個禮拜後，姚又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的大幕緩緩揭開。
正因為這種“資產階級學科”的存廢問題，已經與文化大革命背後的政治使命直接相關，因此，“文革”爆發後不久，捍衛心理學學科的曹日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Selma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曹大概從1958年心理學大批判之後便一直抑鬱憤悶，文革開始後的審查、批鬥、重體力勞動懲罰等讓他不堪忍受，他的好友丁瓚與自己太太的慘死，對他更造成致命打擊。造反派甚至要曹日昌站在他太太的屍首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亡妻，與之劃清界線。到1969年1月，被關押中的曹日昌顯然在飽受迫害後生命瀕危，心理研究所才將其匆匆送到醫院，不久就去世，官方公布的原因是“肝癌晚期”。
Selma在慘死於北京之前，應該對自己的命運已有一些預判。因此，她一度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複荷蘭國籍一事，最後她終於在1966 年得到了前往荷蘭的為期三個月的簽證，4月抵達荷蘭探望親人。但一個月後，文革就開始爆發，雖然她在荷蘭設法獲得了護照，但由於沒有合法逗留簽證，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不久她和丈夫的家就被抄了，他們所有書信日記照片等全被沒收，成為指控他們的“罪證”。曹日昌夫婦兩人也失去了研究與教學的資格，接受造反派的審查與批鬥，曹隻能在單位中打掃廁所。1967年 5 月，已經無法接受羞辱的Selma與荷蘭代辦處聯係，希望能夠返回荷蘭，但未能成功。到1968年3月，曹日昌與Selma被關進心理研究所的牛棚，無法見自己的孩子。當女兒曹何麗去內蒙插隊前，她去探望了母親，但Selma已經目光呆滯、沉默無言，不到一月，Selma就在絕望中自殺。
從1968年底開始，得不到女兒消息的Selma父親Meijer Vos一直在給荷蘭外交部門寫信，希望他們能夠與中國當局聯係。不知他何時知道女兒及女婿的噩兆，但是這對於他的打擊顯然異常嚴重，因為作為社會主義者的猶太人，他一家人在納粹德國占領荷蘭時期就已遭受了家破人亡，1943年妻子死在納粹的槍下。但是他沒料到的是，25年後，從戰時逃難中幸存的的女兒，又死在了紅色中國的非正式監獄。1979年，當他留在中國的外孫曹增義（Dop）與外孫女曹何麗（Greta）終於來到荷蘭，他卻在前一天不幸去世，沒有機會見上最後一麵。對於曹日昌的家族來說，農民家庭難得培養出來的英國劍橋心理學博士，也成為家族成員的嚴重心理創傷。曹增義到荷蘭之後，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再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也不願意再進科研院所工作，甚至再也不願意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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