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在國內上學的時候，每星期會拿出一個晚上去學校圖書館閱覽室翻遍新到的各類報紙雜誌。當然，說翻遍誇張了一點，因為有些題目我是從來不會碰的。記得跟一個朋友聊天，他說他天生對什麽都感興趣，我回，我正好相反，能吸引我多看一眼的真是少到不能再少，別人再說好也是別人的事，跟我有什麽關係？
但是有一份報紙，我一定會自己買——南方周末。那時候大家買了東西都是公用，無論報紙被拿到宿舍還是教室，都是幾個人一起分了看。特別有一版叫“小強填字”的，往往一個人念別人跟著七嘴八舌猜，玩得不亦樂乎。
我常常特別得意，總是蒙出來最多的那個——當然，很大原因要歸功於我自幼獵奇各種傳聞八卦，一到正經學問就犯困的特殊體質。
後來帶孩子的時候，認識了一個紐約的媽媽——我從來沒見過那麽聰明漂亮能幹的女生，連生孩子都比別人效率高一倍，隨便生生就是一對雙胞胎。我罵她，你這樣，讓我們這種怎麽活？
萬幸萬幸，她還有一個愛好可以經常讓我嘲笑一下——她非常喜歡律詩，往往不遺餘力推敲平平仄仄那些，還愛騷擾我問我哪個字好一點。我呢，有空了就閉著眼睛敷衍一下，大部分時候會說，都特好，沒法挑。
後來我幹脆叫她，小強。
我跟小強還有一個共同愛好，曲解各種符號文字，然後共同鄙視之。自憐晚生200年，否則，必然攜手去埃及考古——是的，我們倆都特別癡迷古埃及和古埃及文化。
古埃及文化裏，除了大家熟悉的金字塔，更吸引我的，其實是Hieroglyphen（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的發現和解讀（懂），在我看來，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裏程碑之一。對這件事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一個叫Jean-Francois Champollion法國人，和他年長12歲的哥哥，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在長達30年期間，倆人幾乎每天互通消息，討論關於對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en，的解讀。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現在保存完好的二人之間的通信，足有厚厚的好幾本，摘其中的一句，“我們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是過兩個…”。所以盡管世人把解讀Hieroglyphen的成就一直公開歸於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實際上，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的貢獻完全不在其下，無論是精神，經濟方麵的支持，還是提供實際的機會，具體的討論——也就是我們現在愛說的brainstroming。
Brainstroming，是我非常推崇的一種工作方式。而且，我相信它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是製勝關鍵。
愛因斯坦又怎麽樣？狹義相對論一個參考文獻都沒有，全部是自己憑空想出來的？錯！全部是他和第一任妻子Mileva Maric討論的結果。Mileva Maric屬於第一代德語區高校特招的女學霸，蘇黎世理工物理係當年唯一的女生——嗯，想起來曾經聽過的一個謠傳，北大物理係有過男女生比例80比零的盛況。
所以，後來發現的愛因斯坦給Mileva Maric的信裏，一直有提“我們的相對論”，“我們的結果”。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生於1790年，阿爾卑斯山腳下的Grenoble，7個孩子中最年少的一個（兩個姐姐在他出生前已經夭折），而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是最大的哥哥。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的媽媽是真正的Analphabet，所以教育這個小弟弟的任務一直由Joseph承擔。因為年齡的差距，Jean-Francois 還在上中學時Joseph已經是古埃及哲學方向教授。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上學期間成績差到慘不忍睹，給哥哥寫的信裏常常夾雜抱怨，我一點都受不了上學了，這樣下去我會瘋掉的！——不過，小家夥對東方語言超極感興趣並且天分極好（這一特質當然被Joseph很快發現）。當時Joseph還隻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官員，不過，Seine wahre Leidenschaft sind Bücher——嗯，早生200年，一定去結識一下。
所以，當Jean-Francois發現哥哥自己做的小小圖書館裏有大量關於語言尤其東方語言的書時，真的猶如老鼠掉進米缸——並且，經常留言給哥哥要求XX書或者YY書。
當時法國社會非常流行各種沙龍，兄弟二人在Grenoble的一個沙龍認識了沙龍的主持人Joseph Fourier。沒錯，就是我們說的傅裏葉變換那個傅裏葉（好像應該寫過他的故事？忘了，不過至死忘不了的是當年異常痛苦地寫傅裏葉變換的並行計算算法，噩夢一樣）。
對，1802年，12歲的Jean-Francois即認識了當時已經大名鼎鼎的傅裏葉，有機會親耳聽傅裏葉講述跟隨拿破侖出征埃及的種種冒險經曆。
如同閃電滾雷劃過天空。
傅裏葉當時的工作是，作為總負責人整理埃及探險回來的資料。哥哥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被傅裏葉選中做秘書，與之共事並成為好友。這也使得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了古埃及文明，包括繪畫，建築，生活方式，種種種種。
唯一的未解之謎，是古埃及的文字，Hieroglyphen。在當時，真的是天書一樣，沒有人可以讀懂，哪怕是一點點。
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生出一個近乎瘋狂的想法，如果如果，年幼的小弟弟，那個語言小天才，Jean-Francois，能夠試著破譯這種文字？
Jean-Francois於是被哥哥要求努力學習，完成中學學業——在經過被他描述為牢獄生活的三年之後，終於拿到傅裏葉獎學金，可以到巴黎進入大學學習語言文學，他真正的passion。大學期間，他瘋狂學習了波斯語和多種東方語言——不包括中文啊，歐洲人說東方，一般是伊朗，敘利亞或土耳其阿拉伯這些地區，中國屬於遠東，不太是研究熱點。
Jean-Francois的老師，是當時的著名學者de Sacy，其人一直致力於解密Hieroglyphen，屬於拿破侖遠征埃及之後歐洲興起的古埃及文化熱大潮中的一員。這隻隊伍裏有德國的Christian Gottlob，瑞典的Johann David Kokablatt，還有特別特別需要提到的，當時以“所有一切都知道” 而聞名於世的英國的Thomas Young。
不錯，就是楊氏模量的那個Thomas Young。楊氏模量，是材料物理裏非常重要的描述彈性形變的參數。
Champollion兄弟倆。Jean-Francois作為衝鋒主力，Jacques-Joseph幫助修正和檢測——我想，應該差不多就是今天的software developer和 testing的分工。
在巴黎的一個教堂，兄弟倆驚喜地發現教堂負責人居然能讀懂已經死亡幾百年的，曾經流行於尼羅河流域的一種古埃及語言，Koptisch。自中世紀以後，除了教堂的文獻，Koptisch再也沒有出現在其他地方。
Koptisch“長得”跟古埃及語一摸一樣。
Jean-Francois開始自學Koptisch——正真的自學，自己跟自己說話，自己給自己寫信，用Koptisch語。到畢業的時候，基本已經完全掌握了這種已經死掉幾百年的語言。今天，成為博物館的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在巴黎的公寓，牆上畫滿了各種Koptisch語，盡管還不是真正的Hieroglyphen，但是已經非常非常接近。
語言的讀寫，從來就是power的象征，如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前的聖經，隻有拉丁文版本，在那個隻有貴族才可以學習拉丁文的年代，聖經的解釋權，完全掌握在貴族手裏。Hieroglyphen？一樣的，隻有古埃及的elite才可以使用這種語言，而平民，隻能用他的簡體版，Hieratic。到公元前7世紀，甚至出現了流行於埃及的第三種語言，Demotic。
那個年代，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世界上存在一個能同時解讀這三種語言的人，無論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還是他最大的競爭對手Thomas Young。盡管兩個人都發表了一係列相關的文章，同時，又對彼此的結論相互嗤之以鼻。
瑜亮之爭，也不過時空會轉變而已。
直到一個法國軍官，在一座名叫Rosetta的小城附近，發現了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就是著名的Rosetta Stone（今天仍舊陳列在大英博物館）。它的特別之處在於，石頭上有三種文字，包括了古希臘文，在埃及各個廟宇的牆上刻的holy scripture，Hieroglyphen，和流行於古埃及普通民眾之間的語言，Demotic。
（Rosetta Stone）
無數拓片被複製。
Rosetta Stone被發現的消息，迅速傳遍歐洲各大城市，副本的副本的副本，在關注這個領域的各個學者之間傳閱。
英法海戰，英勝法敗，拿破侖被迫撤出對埃及的掌控，Rosetta Stone落在英國人手裏，被識貨的英國人運回倫敦。英王即刻在石板上刻了自己的名字以示所有權，同時也是向世人昭示自己對法國的輝煌戰績。
Rosetta Stone的文字副本流傳超過10年之後，仍舊沒有人能解讀Hieroglyphen，包括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和Thomas Young，都隻困在發表文章的黑暗階段（這裏真讓我笑出來，同甘算什麽，同苦過才有共鳴！），苦惱之餘，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甚至把自己的研究付之一炬。
時局動蕩，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失去工作，失去身份，為了謀生，隻好又撿回解讀Hieroglyphen的工作，再次專注於Rosetta Stone的刻本。
這一次，他選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數字數。
石板上可以辨認的希臘語，總共有86個單詞，對應1419個Hieroglyphen符號。顯然，既不能一個符號對應一個單詞，又不能一個符號對應一個希臘字母。
無路的時候怎麽辦？直覺。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猜測，大寫字母應該是法老的名字，也就是Hieroglyphen字符裏被框框圈起來的那些——而對應的石板下部的希臘語的人名，是可以辨認的（感謝公元前四世紀希臘人入侵埃及之後，希臘文在埃及流行）。
（Hieroglyphen符號）
鑰匙找到。一個名字接一個名字被破譯，一個符號接一個符號有了自己的意義，自助者天助之，Jean-Francois Champollion早年間學過的Kotisch幫了大忙，代表多個字母的單個符號居然被他猜到。為了驗證，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反推法老的名字，全中！——真的可以稱為，石破。
一個星期之後，1822年9月27號，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在Academy of Inscriptions of Literature，幾乎所有這一領域的研究專家都在場的情況下，公布了他的發現——當然包括Thomas Young。以Thomas Young的江湖地位，盡管對此有嫉妒有羨慕，終究還是承認了它的重要意義。
消息震驚全歐洲，一時包攬各大報紙頭版，包括法國國王路易十八都要求上課學習。
1825年，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夢想實現，終於有機會登陸埃及，親自檢驗自己的研究成果。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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