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趙丹遺言”
趙丹病重後的1980年夏，上影廠派了廠辦副主任張萬春長駐北京，處理阿丹的醫療及家屬生活安排等事項。9月底，張萬春來電告急，廠長徐桑楚親往北京並指派我和第二創作室的總製片主任吳紹煒隨行，處理趙丹病中及出現不測時的問題。因此，我對趙丹逝世前後的一些往事十分了解。
我們到達北京的當天，就到北京醫院探視了趙丹。隨後，我們一起到病室外麵聽取了張萬春的情況介紹。離開醫院前，徐桑楚廠長吩咐張萬春，有什麽情況要馬上給他匯報。不少事情我是從萬春同誌的匯報和宗英親口敘述中了解到的。
當時，萬春同誌的匯報中，最重要的是華國鋒主席來探望阿丹的情況。1980年8月1日，華國鋒同誌來北京醫院201病房探望趙丹。華主席走進病室後，向趙丹伸出了手――國家領導人與藝術大師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趙丹忍不住說了：“粉碎‘四人幫’後，還沒有拍過一部電影，不好向老百姓交待。”華國鋒再次握住趙丹的手安慰他：“養病要緊！”
接著，文化部電影局陳荒煤局長也來看望阿丹，並詢問阿丹有什麽要求，阿丹表示他“有些話想跟喬木談談”。
由此開始，趙丹將他想跟胡喬木同誌說的話講給宗英聽，黃宗英詳細地記下了全部談話內容。當時，《人民日報》辟了一個“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專欄，阿丹談話的內容，是衝著這個主題來的。
荒煤很快向喬木同誌作了匯報，喬木當即作了安排，他與賀敬之同誌一起來到北京醫院，聽取阿丹的意見。
阿丹看見兩位領導來到麵前，感到十分高興，他得到了向黨吐露心聲的機會，怎能不興奮、不激動。
黃宗英解釋說：“趙丹有些話想跟您說，但他的身子很弱，由我代他說吧。”在得到喬木同誌的認可後，宗英就根據筆記本上記下的話向喬木作了詳詳細細的匯報。
談話進行了好幾個鍾頭，每讀完一段，宗英都停下來問阿丹：“是不是這個意思，你還要補充什麽？”阿丹點頭示意後，宗英再講下去。
阿丹這次談話的主旨是：“加強和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指黨對文藝政策的掌握和落實，具體地說，就是黨如何堅定不移地貫徹‘雙百’方針。”
他以一位藝術大師所特有的坦蕩胸懷，像對親人一樣地向喬木同誌道出自己的喜悅與憂慮。他說：“看到‘改善’與‘搞活’的討論頗為高興。”但“積曆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大折騰、橫幹涉，直至‘全麵專政’往往是在加強黨的領導名義下發生的”，為此，他向喬木呼籲“以後可別那樣‘加強’了”！並強調說，他“對此有些憂心忡忡”。
那天，宗英替阿丹的匯報分三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十分尖銳地提到：“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四人幫’管文藝最具體了，演員身上怎樣打補丁都要管――管得八億人民隻剩八台戲，難道不能從反麵引起我們（要注意）的教訓嗎？”
喬木曾幾次插話，一次說：“很好，很好，讓宗英整理出文字來發表吧。”另一次說：“講得很直率、很好，阿丹在重病中還思考這些大事，真是難得。”
根據喬木同誌的提議，宗英很快就整理出一份稿子，立馬就被《人民日報》取走並發表在10月8日的專欄中。我覺得這是阿丹在經曆了五十二載藝術生涯之後，用生命發出的呼籲。兩天後的10月10日，阿丹便離開了人間。
無論在當時還是今日來看，阿丹是把喬木同誌當作可以傾訴的對象，當著一位可以信賴的黨的文藝領導者才說出了他思考已久的想法的。這些想法證明了他是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的文藝家，在改革開放中黨的文藝政策的實踐，已經證實了他的呼籲是多麽的正確。
阿丹就是這樣的人――在黨的領導人麵前，他會掏心掏肺地訴說自己的想法。盡管經過對《武訓傳》和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曾經使他恍惚了一陣，但到了1957年，在《爐邊夜話》裏，還是懷著無事不可對黨言的心情，發表了如何改善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意見，並因此而受到了“說話不夠謹慎”的指責。緊接著的反“右”、“拔白旗”、反“右”傾等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讓他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他率真而誠摯的“本性難移”，到了1961年的創作會議期間，他雖然作了聲明說：“除非毛主席發個牌子，上寫‘此人說話不算數’，否則我不講。”但聲明歸聲明，他還是憋不住要把內心的想法講出來，而且不講則已，一講就必定淋漓盡致，不打半點埋伏，對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實行藝術為主等問題發表了很精辟的見解。周總理和陳毅元帥都出席了這次會議，聽取了阿丹的發言。
在他將要離世的時候，他一本初衷，甚至用“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種極其尖銳的語言，求得喬木及文藝界其他領導同誌的重視與思考。
趙丹生命中最後的談話
關於骨灰的處理，是阿丹親口交代中說得一清二楚的。當時他說：“骨灰一半送日本，葬在聶耳旁邊……一半撒在柳州的柑橘樹下吧。”
阿丹的遺囑是在10月4日和10月5日的兩次談話中留下來的。我們聽了萬春與宗英的介紹，看了宗英的親筆記錄。
4日清晨5時許，阿丹就醒來了。
黃宗英像往常一樣坐在病床旁，拉著阿丹的手。
阿丹突然問：“阿佐呢？”阿佐是他的小兒子趙佐。
宗英告訴他：“剛睡下，你聽，打呼嚕哩！”
阿丹說：“可憐，熬了多少個夜了。他還是孩子，你，也睡一下吧。”
宗英說：“聽不見，我耳朵不好了。”
阿丹摸著宗英的頭發說：“媽媽（指宗英）、爸爸（指自己）還是好人啊！”
宗英說：“是好人，頂好頂好的人。”
阿丹說：“爸爸真誠、質樸，沒有曲裏拐彎，更不會陰謀詭計。朋友們、同誌們喜歡我。盡管我得罪過好多人，過後，他們想想阿丹還是好的。”
宗英連連點頭。阿丹接著又說：“我們在一起那麽多年是幸福的。夫妻雖有小矛盾，因都想著自己的事業，個性都強，也不會生活，但藝術上是有默契的。對你藝術上（我）是尊敬的。孩子好，家庭是快樂的。”
阿丹囑咐宗英：“辦好（我的）畫展，（我）一生的畫要經過大畫家過目挑選。除在京畫家朋友外，（再找）亞明、富華、蔡耕、湯漾。（要將）從16歲到現在的作品（都選一些），（可以說明）阿丹也是個畫家。把‘天下都樂’放（在畫展的）突出位置。人活著或是死了，都不要給別人增添憂愁。藝術家在任何時候（要）給人以美、以真、以幸福。”
他又說：“希望能出畫刊。問問組織上能不能搞我的藝術生涯五十年？從默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試鏡頭。早期影片《小玲子》、《上海二十四小時》、《時代兒女》都還有可取之處。解放後（拍的片子）最喜歡《李時珍》、《烈火中永生》。後事具體怎麽辦？（可找）丁嶠、金山、（張）光年、老袁（指袁文殊）、（黃）宗江商量。”
巧的是，這一天黃鎮（時任文化部部長）同誌與袁文殊（時任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趕了個大早到醫院，他們成了阿丹與宗英談話的見證人。
第二天即10月5日早晨，趙丹又一次醒了過來，趙桔告訴他，前一天童大林夫婦來看望他。阿丹說：“一切都拜托他們了。”並且說，不必開追悼會。接著，他再次留下了他的囑托。
對於身後事，阿丹說：“不開追悼會、（喪事）不要（放）哀樂，我喜歡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
趙桔知道她爸爸曾因一曲“春天裏……”而風靡全國，便問道：“要放‘春天裏’嗎？”
阿丹雖處於垂危狀態，但他十分理智，十分清醒地說：“那太過分了，我喜歡貝多芬。”
關於骨灰的處理，阿丹說：“骨灰一半送日本，葬在聶耳旁邊，（而且）日本藝術家是和我心相通的、甘苦與共的。《未下完的一盤棋》是不能拍了，友誼長青，很多外國朋友是理解我的。一半撒在柳州的柑橘樹下吧，（我）藝術上第二屆青春是（在）柳州（創作的）大量字畫，（辦畫展時）當然要選（柳州創作的作品）。”
他還說：“（我的）遺體（讓醫院）解剖，使後來生我這樣病的人減少痛苦，這在醫學上、哲學上都是無所謂的事，可能親人想象起來受不了，讓桔桔決定吧。”
最後，他說：“謝謝華東醫院、北京醫院和所有給我看過病的大夫。（謝謝）方圻夫婦、宋慕玲大夫、馬海德大夫，所有護士，還有司機。”這時他抓緊了黃宗英的手，望望孩子，用他餘下的精力說：“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舍不得桔桔，”說著，流下淚來，隨即又補充說：“感謝組織給我治病，買藥……”說完，閉上了眼睛，他累了。
宗英見狀，沒有多說什麽，隻告訴他：“即將公審‘四人幫’，國恨家仇，黨和人民給你報。”
聽了這話，阿丹露出了寬慰的笑容。
以上所記述的就是阿丹在兩天中陸續留下的話，所有這些話語，是這位病魔纏身即將謝世的人民藝術家對親人、對事業、對黨、對人民的灼熱的心聲。
7日中午，夏天和康泰來看他，他已不能說話，找來一張紙，在上麵寫道：“夏天兄，分別了，望保重。”
9日晚，陽翰笙同誌來探望阿丹，這時距阿丹辭世還有七個小時，他見到翰老，眼睛裏露出惜別之情，由於翰老是他生平最敬重的文藝界老同誌之一，他幾次想張口說話，卻吐不出一個字來，他再次示意拿來紙和筆，用左手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後幾個字“翰老保重，為我們大夥！”這九個字寄托著他對翰老的希冀；這九個字表現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關心著從事藝術活動的同伴；這九個字還表明，阿丹是“大夥”中的一員而不是“四人幫”詛咒他的、誣蔑他的高居於眾人之上的精神貴族。
這兩張紙上的十八個字，是阿丹用尚存的一息留下的又一遺囑。
阿丹想演“魯迅”和“周總理”橫遭幹涉
藍為潔一文還讓我們看到阿丹藝術生涯中的另一些“悲喜點滴”，許多描寫都十分感人。
我們不妨引阿丹兩首詩中的詩句對他的一生作些“點滴”補充。
在被“四人幫”關押了五年零三個月後的1973年春，他寫了一首詩“自嘲”，詩曰：“大起大落有奇福，十年囹圄鬢尚烏。酸甜苦辣極變化，地獄天堂索藝珠。”到了1977年的國慶節，他又以“國慶”為題寫下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話是“等閑磨水淬筋骨，抖擻須眉畫英雄”。這些詩，是趙丹坎坷一生和他藝術追求的生動寫照！
除了“四人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了他五年多，他還在1940年到1945年間，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投入監獄，一關就達五年。但是，牢獄隻關住了他的身軀，卻關不住他上下求索的一顆藝術良心。1945年出獄以後，他先後拍了《麗人行》、《遙遠的愛》、《關不住的春光》、《幸福狂想曲》、《烏鴉與麻雀》與《武訓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趙丹說：“我們的時代到了！”以滿腔的熱情投身於新中國的電影事業。這一年的秋天，他去北京參加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10月1日，他在天安門的觀禮台上觀看了開國大典。
但出乎人們預料的是，他的得意之作《武訓傳》遭到了嚴厲批判，接著，他主演的另一部優秀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又受到了“圍剿”。此後，趙丹在銀幕上消失了四年之久，直到1954年，才參加了《為了和平》的攝製。
以此為新開端，他先後拍攝了自稱為“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之一的《李時珍》以及《海魂》、《林則徐》、《聶耳》和《在烈火中永生》。然而，在他的藝術人生中，卻充滿了遺憾和無奈，也就是他詩中說到的酸楚、痛苦與辛辣！
我記得在1960年到1961年間，趙丹留起了魯迅式的胡須，穿起了一件竹布長衫，著了一雙老北京的布鞋，手執一把折扇，搖搖晃晃地來到大木橋天馬電影製片廠的廠部。他在自己家中掛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對聯，還調整了廳內的陳設，他已完全沉浸在當年魯迅的生活之中。
他剛進大門，傳達室的小王就打趣道：“魯迅先生來了。”他放慢了步子，問：“怎麽，不像？”
聽到他嗓音的人們，從靠近大門口的幾個辦公室內一擁而出，我也在其中。他一見來了那麽多人，更加神氣了。他一邊踱著方步，一邊打量著眾人，一邊問：“像不像？”
有人說：“像！”“真像！”有人起哄：“我當是誰？原來魯迅先生來了……”
阿丹仿佛得到了很大的滿足，搖搖晃晃地走向“魯迅組”辦公室去了。那時，這個攝製組已經成立，醞釀階段下組的成員如導演陳鯉庭等人經常來這裏開會，討論未來的工作。
但是，幾經周折，《魯迅傳》的攝製工作被“暫停”下來。不久，批判“夏（衍）陳（荒煤）路線”的運動開始，張春橋來天馬廠召開會議，聽了有些人匯報的情況，便嚴厲指責“魯迅組”是裴多菲俱樂部，是一個“爛掉了”的攝製組，這是一種“上綱”上到頂點，“上線”上到極致的批評。於是，這個戲也就翻不了身了。這對阿丹無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因為，為了讓魯迅先生的形象在銀幕上重現，他花了多少心血呀！
粉碎“四人幫”之後，阿丹揚眉吐氣了，在他的心裏，存放了亟待釋放的創作激情，他希望，將自己的藝術――從地獄裏、天堂中求索而得到的“藝珠”貢獻給他熱愛的祖國和人民。
我清楚地記得，1977年的一天上午，阿丹與我在漕溪北路天馬廠辦公大樓的走廊中迎麵相過。我是揚州人，他也是在揚州出生的，因為這層緣故我們相見時他總會與我用揚州腔談幾句話。這次，他又用揚州人的“市罵”“媽媽的”開場，然後帶著幾分神秘的口吻說：“有好東西看不看？！”
我與他一起走進第四創作室辦公室，他從容不迫地掏出幾張照片在大家眼前一晃，待我們定睛一看，不禁齊聲歡呼起來：“像！”“真像呀！”這是他應北京電影製片廠之邀，在《大河奔流》一片中飾演周恩來總理的試妝照。這幾張照片有正麵、有側麵、有半身和全身的，人們將照片傳來遞去，真誠地發出“嘖！嘖！”的讚美聲。
這時的阿丹，好像在為大家的讚美作注釋：“我可熟悉總理了，我有過多次接觸他的機會，我最有資格演好總理……”
的確如此。
1962年，周恩來在廣州主持召開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除去資產階級的帽子，宣布加上“勞動人民”的桂冠。在趙丹的心坎裏，總理是一位文藝界的“知音”，當他聽到總理那番動情的話語，內心感動極了。
然而，在這樣一位他極其尊敬的長者麵前，他以自己的真誠和坦率，竟敢於和總理“當麵鑼，對麵鼓”地進行爭論。
那是1962年全國電影討論會上，趙丹與總理爭得“不亦樂乎”，以致總理不得不說：“你阿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兩種觀眾可以同時並存嘛。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嘛。你阿丹可以完全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堅持你自己的看法，這是正常的，這是作為藝術家的權利嘛。”這事傳到廠裏，人們在稱讚總理的風度和雅量時，不免要責備阿丹“過分”了，然而他卻對人們說：“我在總理麵前可以‘童言無忌’的！”
最最“無忌”的話要數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的那一次了。那是“文革”的前夜，正是風雨欲來之際，他當著參加座談會許多知名藝術家的麵，“堂而皇之”地對總理說：“您是不是跟毛主席他老人家說說，替我阿丹討一張免鬥牌！”這句話一出，讓在場的藝術家們吃了一驚，會場頓時變得鴉雀無聲，但我們的總理隻微微笑了一笑，若無其事地說：“又來孩子氣啦！”把緊張的氣氛緩解下來。
對阿丹“知根知底”的總理，與阿丹之間在精神上有一種特殊的聯係，而聰明如阿丹者，對總理的人格魅力當然五體投地，他說能演好總理是有根據的。
然而，阿丹卻被汪洋告知，上麵決定不讓他演總理了。我們後來知道，某領導說了句：“趙丹怎麽可以演周總理！”文化部電影局隻好將趙丹換了下來，這對趙丹是多麽沉重的打擊呀！先是魯迅、後是總理，為塑造好這兩位偉人進行了嘔心瀝血準備的阿丹，真的是欲哭無淚呀！
阿丹沒有因此倒下來，他繼續為自己走上銀幕而奔走。他曾經數度找時任上影廠廠長的徐桑楚要求給創作任務，他自己努力提高藝術素養為重上銀幕創造條件。1980年，他以《地獄之門》為名出版了他藝術實踐的總結，並打算總結他的表演經驗，成立一個藝術研究小組。
1978年，他來到柳州，作畫、留字近二百件，他年輕時曾就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後來在許多外景地都曾作過畫（我就保存了他在《李時珍》攝製組時所繪的一幅黃山圖）。他將柳州時期的美術創作稱之為他的“藝術上的第二屆青春”。這以後，他準備在《未下完的一盤棋》中飾演江南棋王況易山，但這個劇本一直在修改，他在深度昏迷後，嘴裏還喃喃地說著：“《一盤棋》，劇本還粗糙，要堅持……”他已應邀準備在《王昭君》中飾演匈奴王，阿丹對此也念念不忘，在昏迷中他斷斷續續地說：“……形式……內容……《王昭君》是女主角的戲……”可見，演戲已與他的靈魂、他的生命融合為一體。他在進入深度昏迷狀態時，卻丟不下兩件事。我大膽地為他的話解釋一下，我以為：他希望作家把《一盤棋》的劇本改好，要作堅持不懈的努力；他清楚地知道，在《王昭君》一片中，匈奴王不是主角，但他決心做一片綠葉，去襯托女主角這朵紅花；他還認為，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十分重要，他要在表演藝術的天地中，去追求這種“統一”的美。這一些，都是這位大師在臨終前許多思考的一部分。
趙丹於1980年10月10日淩晨2時40分停止了呼吸。10月14日在八寶山火化。10月27日，由文化部和中國文聯主辦的悼念大會在首都劇場隆重舉行。這裏，我要舉幾件事來說明人們對這位大藝術家的關注之意、懷念之情。
阿丹逝世的消息，由新華通訊社發出快訊。這消息讓國內外熱愛阿丹的人無限悲痛，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悼念這位藝術大師，其中特別讓人感動的是：
日本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在電文中說：“深切哀悼世界上最偉大的演員之一趙丹先生逝世。我相信偉大業績今後仍光芒四射。”法國朋友雷吉斯•貝熱龍來電說：“世界電影界為他舉哀，我與中國全體電影界朋友懷著兄弟之情，分擔他們的哀痛！”上海書法家鄭冼用隸書寫了一首挽詩，詩曰：“文壇忽報巨星沉，難卻哀思老淚淋；鬼蜮黑牢撐傲骨，人民銀幕映丹心。頻遊點染傳神筆，又聽彌留憂玉音；生死都為天下樂，高山流水照胸襟。”廣東有位叫李妮的小書法家，為趙伯伯寫了一副挽聯：“影壇千裏眼，藝苑一完人。”而音樂家瞿希賢寫給黃宗英的慰問信，則感人至深。信中說：“在趙丹同誌創造的許多令人難忘的形象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自己獨特的生活道路（兩次入監獄、多種波折、藝術家、革命者、思想戰士……）形成可愛的、可敬的、可親的阿丹。讓我們忍住淚，奏起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看哪！在高高的樂聲中，他又睜開了明亮的眼睛，微笑著告訴我們，他沒有離去，隻是化成了光和電，不論在晴朗的白晝，或是雷雨交加的黑夜，他都將陪伴我們。”
上麵所舉的這些，不過是百多件唁電、唁函、挽聯、挽詩中的少數代表而已，可見人們心目中的阿丹占據了一個怎樣的地位。
遺憾的是，因10月8日的文章引起了一場風波，在悼念活動中產生了一些影響，有人曾提出要將電影局趕製的紀錄片《他活著》一片中他飾演周總理的照片拿掉，不要再提“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但被京、滬兩地的文藝界領導以“陽奉陰違”的辦法巧妙地在放映時保留了這幾張總理試妝照。可是，阿丹骨灰希望一半安葬在聶耳身旁，一半葬於柳州的遺願卻難以落實了。
阿丹離開我們已經32個年頭，但他為藝術而奮鬥的種種情景，他的人品和藝德，他創造的眾多藝術形象仍然活在人們心頭，就像那個短片的片名《他活著》，又如宗英在他去世時說的“他去拍夜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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