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處似乎不妥，我就把改動加了括號，放在相關文字的後麵，以便對照。因為事先未征得作者首肯，在此向CBA7 致以歉意。
父親的手
我媽媽曾經告訴我，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爸爸最大的快樂就是和我一起玩《Go to Sky》讓我開心。
“爸爸，天空！” “爸爸，天空！”每當我期待父親從他教中文的中國高中回家時，我就像唱一首歡快的童謠一樣對自己重複。
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院時，我跑到他麵前喊道：“爸爸——，天空！”
他會把我抱在懷裏親吻我，然後突然用一隻手從我的背上把我舉過他的頭，我的臉仰望著天空，嘴巴咯咯地笑，我的手和腳在空中抓著踢著。
“去天空！去天空！”父親又喊又笑，他那爽朗的笑聲似乎從他曬黑的臉上迸發出來，滲入他的黑發、修長的手臂和修長的腿。
我就像一隻知更鳥在一個特殊的舞台上唱歌跳舞——我父親的手—— （但並）不知道許多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情。
1999年，我父親63歲時中風，導致右半身癱瘓，包括右手。中風前，作為中國著名的新退休高中語文老師，父親的退休生活規劃得很好。他打算寫教學書籍，在全國各地的學校講課等等。然而，中風永遠改變了我父親和他的退休計劃。他意識到為孩子們寫一本回憶錄是他最想做的事情，盡管他知道這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名聲或金錢，因為他的回憶錄無法在中國出版。我父親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錯誤地貼上了反革命的標簽。 1970年至1978年，他被下放到農村當了8年農民，“勞動改造”，直至“平反”。
中風五年後，我父親開始用左手寫他 30 萬字的回憶錄，並在一年內完成。由於我父親在中風之前是右撇子，他必須非常努力地練習，以習慣用左手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紙上寫字。讀他的回憶錄，他的大學同學、同事和朋友都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敦促他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他在文革期間的經曆，由於政治敏感性，它仍然不能在中國公開出版。我們不得不等待。當我父親在 2011 年 11 月被診斷出患有晚期癌症時，我們的家人決定我們不能再等了。我們非正式地自行發布並與更多人分享。
直到幾年前我在美國留學時，我收到了他的回憶錄的電子版，他的一個學生在電腦上打印了他的回憶錄並發送了它給我。從他的回憶錄中，我了解到，在他下鄉之前，他曾在工作場所參加過“文革”（文革始於1966年）時常出現的“批鬥會”。在這些批評會議上，受害者受到批評並經常受到羞辱和攻擊，直到他或她承認虛構的罪行。由於對我父親的誣告，他被迫認罪；他拒絕了。然後他被關進審訊室，被反複審問，連續五天五夜不準睡覺。
終於，他學校文革專案組的一位領導對他說：“你不怕被槍殺（斃）嗎？如果你是，請承認！（就得認罪！）你不害怕嗎？”
很長一段時間，父親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你害怕嗎？回答我！趕快！”首領厲聲喝道，冰冷的臉上似乎開始出現一層薄薄的冰霜。
“請給我一根煙，”父親坐在一張小方凳上，聲音顫抖著說。
我父親以前從不抽煙。他吸了幾口煙，頓時哽咽著咳嗽起來。香煙掉了下來。
他從地上撿起香煙，（用）右手掐滅，（然後）說：“我不怕（死）。”
父親的回答讓文革專案組大吃一驚。他沒有被槍殺（斃），但是，他被關在一個小房間裏，不斷被命令認罪。他決定寧死也不自責（汙）。
一天晚上，他左手拿著一對電源線試圖自殺。他的左手猛地一彈，感覺火辣辣的。由於他缺乏電氣知識，自殺沒有成功。他不知道，除非他一隻手拿著一根繩子（電線），另一隻手拿著另一根繩子（電線），讓電流流過他的身體，否則它不會殺了他（被電力死）。他的無知救了他的命。然而，自殺企圖在他的左手掌中心留下了一個永久性的不規則形狀的疤痕。在自殺未遂之後，我父親為他試圖自殺而感到難過。他意識到他必須保持堅強，為他的孩子、他的妻子和他的希望而活。
兩周後，在我兩歲左右的時候，父親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開始了他八年的農民生活。
長大後，我從母親那裏了解到，父親強壯的身體和適應和吃苦的能力，幫助他在文革期間在農村艱苦的體力勞動中度過了難關。在他八年農民生活的第一天，我父親被指派用一根肩杆（扁擔）和一對籃子從六英裏外的一個農場撿起（挑回）一百三十磅的小麥種子。幾個被分配到同樣任務的強壯村民認為我父親做不到，因為他們知道我父親是個知識分子，沒有從事這種體力勞動的經驗。令他們驚訝的是，我父親是第二個回來的人。那時，他還不熟悉中途將肩杆（扁擔）從一個肩膀換到另一個肩膀的技巧。為了節省時間，他根本沒有切換，甚至沒有停下來休息。他的堅強和精神給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贏得了村民的尊重和友誼。父親很快就能勝任各種農活，比如用簡單的木頭獨輪車搬運重物、插秧、製作數千把掃帚，以及許多繁重的工作。父親的手救了他，帶領他度過了黑暗的歲月。我聽說很多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被迫下鄉勞動而自殺。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76 年——當我開始上小學時，我父親還在做農民。一天在家，我在背單詞，父親在附近做家務。父親打斷了我，指出我的一個單詞發音有誤。
“爸爸，這是我老師教我的；它應該是正確的，”我說，看著我的父親。
“寶貝，可能你沒注意老師的發音。 ……或者，也許你的老師說錯了。明天再和他核對一下，”他說，並為我記下了發音。
令我驚訝的是，我的老師說他的發音是錯誤的，而我父親的發音是正確的。
“爸爸，你是農民。你怎麽會讀書寫字？”我睜大眼睛問道，坐在父親的腿上，擰著他又粘又蓬亂的頭發（當時中國的農民基本上是文盲）。
我父親一言不發；他哭了。他用粗糙的手擦去眼淚，滿是厚厚的老繭。直到兩年後，當我父親“平反”恢複原來的位置時，我才知道他曾經手滑（有過光滑的雙手，還），在高中時（裏）教過中文。
四年級的時候，我打算參加我們市第一屆少兒作文比賽，但似乎很難選題。有一天，我父親在書房讀書時，我向他請教了他的建議。他四十多歲，穿著一件白襯衫，係著一條灰藍色的領帶，坐在櫻桃木書架前的一把木椅上。書架占據了一整麵牆，擺滿了書籍、雜誌和報紙。
“好吧，親愛的，讓我們看看。 ......你愛你的小鯰魚，你也愛你的小貓。如果你的小貓吃了你的小魚怎麽辦？你還愛你的小貓嗎？”父親放下書本，戲謔地說道。
我眼睛一亮，一時不知道該怎麽回答。他微笑著用他那纖細（優雅）的大手輕輕拍了拍我的頭。
“發揮你的想象力，我的寶貝。你可能想寫一些關於你的小魚和小貓的東西，看看進展如何，”他說，拿起他的書。
我點了頭。那天晚上，我寫了一篇題為《小魚和小貓》的文章，由於它的新穎性、創造性和對孩子心理的生動描述，獲得了大獎。我要成為一名作家，我想。
然而，當我在高中時選擇藝術流或科學流時，我父親並沒有鼓勵我走他的路。相反，我進入了理科，三年後開始在大學學習醫學。直到我讀了他的回憶錄，了解了他在文革中的苦難，我才明白他的擔憂背後的原因。在那個黑暗時期，藝術領域的人比有科學背景的人更容易受到攻擊和迫害。我明白，在他的內心深處，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盡管文革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已經結束了大約十年，但他仍然被他所遭受的多年痛苦所創傷。
寫完回憶錄後，父親繼續用左手寫詩，並與其他人分享。他還為孫子寫了一本詩歌日記，記錄著（了）孩子的成長和情緒（感）。
在美國留學期間，2011年6月我回中國看望父親。他似乎覺得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會很長（長久）。他堅持在我到達時和我兄弟一起去機場接我，並在我離開時再次去機場。
“爸，你保重。我得走了，”我說著擁抱了坐在我兄弟汽車前排乘客座位上的父親，他的頭發灰白幹燥，臉上散發著熟悉的肥皂的清新氣味。
“你也保重，女兒。我希望……下次我可以和你哥哥一起來接你。”他慢慢地說，他的左手——有褐色的斑點和凸出的血管——握著我的手很長時間。
五個月後，他被送往急診室並被診斷出患有晚期癌症。
我父親去世前三周，他在書房裏給我哥哥留了一張紙條。第二天，我哥哥發現了這張紙條；他不得不忍住眼淚，（才能）不哭（出來）。
在紙條上，我父親寫道：“請不要哭泣。讓我走。無條件捐贈我的身體用於醫學研究。如果我的遺體沒有醫學研究的價值，立即火化，骨灰不要留。”在中國傳統中，人們很少願意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他們通常希望自己的骨灰被保存下來。
我父親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寫下這張便條。他的左手太弱了，寫不出字來，但他覺得必須趁著頭腦還清醒的時候把它寫完。在中國，醫生允許老年癌症患者的家屬決定是否要將診斷結果告訴患者。幾乎每個家庭都選擇不告訴；他們相信這是幫助親人保持信心並期待康複的最佳方式。
診斷結果一直對我父親保密。然而，從他的筆記中，我們知道他心裏知道，他隻是假裝不知道。我父親的便條原來是（成了）他最後的書麵文字，用他的左手寫字（的）。
那天晚上我夢見父親：他的手握著我的手；他對我微笑著說：“女兒，你想寫就寫。跟著你的小魚和小貓……”
雖然父親和我不能再牽手了，但每天我都覺得他一直在天上看著我。他的精神從他的手中傳遞到我的手中，幫助我在世界（的）舞台上唱歌跳舞……
（原文寫於 2012 年 6 月，我父親在中國去世一個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