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晶唱的《往日時光》，讓我想起了我以前與朋友合唱（我當的是綠葉）的《往日時光》。
由此想起了我所懷念的往日時光，想到八十年代。想到了新周刊2014出的這本書。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序
序 我們不過是一幫假裝自己有故鄉的流浪漢
封新城
1980年8月的一天，我從長白山區的一個叫灣溝的小鎮出發，橫穿半個中國，去蘭州大學讀書。那一年，我17歲。那一年，我讀到了《今天》和北島，然後，寫詩。
1989年3月的一天，我興奮地踏上南下廣州的火車，可車一開，卻淚流滿麵。那一年，我的青春遠去了。那一年，八十年代結束了。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差不多的時間裏，這個國家也出發了，據說穿越了希望的田野，看見了光榮和夢想，隻是後來卻在物欲的海洋裏與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來的流浪者迎麵相撞。
八十年代是一代人甚至這個國家的一次出發。但宿命的是，從那裏出發的人們，而今已四散而去。
這個國家裏，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自己地理上的故鄉，更不敢奢望會有精神上的故鄉。人們隻是走著，走了那麽遠，早已忘了為什麽出發。
最初的願望是否還埋在故鄉的泥土裏？
這本書是一次尋找，或者，隻是對那個故鄉曆史方位的一次假想。
為什麽追憶八十年代？
今天，我們為什麽追憶1980年代（以下統稱為八十年代）？因為八十年代超越了編年史，不僅成為了一個國家以及無數個體生命煥發青春期的象征，同時也代表著一種有勇氣有承擔、有才華有活力、有啟蒙理想有邏輯支點的價值判斷。
“1980年代下的蛋”們在傳媒中搶先注冊了這個年代，但真正把這個年代寫進曆史的卻是這些獨生子女們的父輩——那些在1980年代與一個在劫難後重獲新生的國家共同度過青春期的一代人。三十多年前，他們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舞台上激蕩著自己的青春；今天，他們借助於對1980年代的溫暖回憶，以當時的理想主義來菲薄今天的急功近利，以當時的精神至上來貶斥當下的消費崇拜，以當時的社會責任感來對抗年輕一代網絡自由主義的泛濫和娛樂主義的橫行……所有這些傾向，使八十年代成為了一種具有批判性的價值指向。
八十年代是一個把“人”字大寫的時代。在思想解放的層麵，它表現出“世紀元年”的意義，以充滿活力的“西學東漸”和原創成果啟蒙著一個國家內部成員的覺醒；在體製變革的層麵，它釋放了國家的生產力和民間的能量，使中國人在這個10年中第一次開始有了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可以選擇、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即便全社會都醉心於詩歌、哲學等宏大敘事，牛仔褲、交誼舞會、美食一條街、燈光夜市、黑白電視機和萬元戶這些1980年代的新生事物仍如急管繁弦緊扣人們的心扉。
八十年代其實也是一個衝突的年代。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個人與體製、主義與問題、風格與流派、主流與禁忌……所有這些矛盾的組合，把八十年代變成了一個激烈的戰場和瘋長的草原。失意者的悲歌和英雄們的凱旋相交織，正義、理想、崇高、純情和功利、狂躁、褊狹、荒謬混合在一起，使那個時代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斷突破禁區的大時代。
在八十年代這樣一個大時代裏，貫穿所有衝突的一條主線，無疑是對於自我個體價值的確認。從“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民間大討論開始，一個喪失獨立思考習慣很久的民族，開始了對於自我個體價值的漫漫追索之旅。在此基礎上，中國人真正開始探索財富的價值，重建幸福生活的標準，重新審視與傳統及西方的關係。
八十年代留下了哪些精神和文化遺產？張賢亮說：“勇氣，這是八十年代最可貴的東西。”劉再複說：“中國在八十年代全麵打開門戶和類似‘五四’的新啟蒙運動，令中華民族再次擁有閃光的、充滿活力的靈魂，覺醒的人的驕傲和思想者活潑的靈魂。”李澤厚、張海迪、聶衛平、郭文景、田壯壯、張明敏……每一個八十年代的當事人都對那個年代給予了類似“夢想的時代，人人都憧憬未來，充滿希望，懷有激情”的評語。當然，還有為真理而抗辯的精神、銳意改革的先鋒、求知與奉獻的榜樣、我手寫我心的詩歌、作為思想代言人的小說……那個年代，國家和個人都齊刷刷地在探索中衝突、在衝突中成長。
當然，過於匆忙、急切、亢奮甚至是茫茫然的八十年代，並沒有完成它的曆史使命。事實上，它隻是為我們今天的好時光開了一個頭，一個好頭。今天，麵對始於八十年代的財富的增長、生活方式的優化以及全球化的出路等現實命題，八十年代更像是一個更宏大時代的前夜，或前奏。
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已經過去的八十年代並未真的過時——它是一個寶貴的資源庫，其精神遺產和文化遺產仍可憑依。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它的光榮源於八十年代的夢想，它的夢想也能喚醒八十年代的光榮。
（文／馬君馳）
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三代中國人的命運，交叉於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澤東的嬰兒，他們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獲得知識啟蒙和複蘇機會，從此改變命運走向；一代是鄧小平的嬰兒，他們出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改革開放度過成長期，不再受饑餓的威脅，個性和內心開始表現，在城市中拚搏獲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嬰兒，出生於上世紀90年代及新世紀，被稱為新新人類，受惠於八十年代的餘溫，然而，互聯網才是他們的精神原鄉，他們聽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覺陌生，像個神話，也羨慕不已：父兄輩們，這樣活過。
八十年代是個弱話題，因為被談論得太多，人們或許已感受到疲憊；但同時又是個強話題，其思想資源和話語資源未得到係統的整理，其精神線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傳統不敵物質大潮，漸漸潛伏下來，等待又一次“複盤”。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原動力？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眾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苟且”、“前途渺茫”，物質主義勝利後，徹夜的狂歡後，迎來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悅，而是對自我價值的“鄙視”。
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尤其可貴，可以說，上接晚清“幼童”赴歐留美的思想資源，中接“五四”“西學東漸”的革新傳統，下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拿來主義”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曾被斥為“全盤西化”，但也由此發端，知識分子階層和工商實業階層，風氣為之一變。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政體未有大動的局麵下，競然崛起。可以說，我們享受的一切，均來自八十年代的饋贈和遺產。
“穩定壓倒一切”、“不折騰”，種種後來政治上的綱領，都來自一個古老民族對華夏一統的天真想象和熱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來中華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權於民是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曆史溫情脈脈的麵紗終將可恥地撕去。盡管“權力的下移”是一條矢誌不渝的曆史主線，最終將走向人人平等、性別平等、眾生平等的信仰王國中去，但在曆史實際的進化路線上，仍要經過多次的搏殺、博弈，聖人與暴徒的交替誕生，最終，權力體現在每一塊麵包和每一個微笑之中，體現在人與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進途中，野蠻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隻是集體無意識的“痛苦之身”的凝結與發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騎著青牛出關時，已微笑著洞悉周知了這一切。
許多人把八十年代歸結為“理想主義”，相對應的，九十年代是“市場主義”，新世紀之後是“物質主義”。《新周刊》有一期專題叫“外心人”，將一心向外求的中國人的欲望和焦慮表述出來。於是，我們也離開了精神上的故鄉，離開了八十年代這一作為出發點的原鄉。
靈魂，故鄉，一代人的愛與怕，都糾結在一個繞不開的時空節點上：八十年代，中國。
一代人靈魂的高度止步於八十年代，再也沒有進化與發展。
這既有其外部環境、思潮的製約，也有其內在的主觀因素在作祟。“悲觀情緒”籠罩著當初的奮進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紅利中，大多數當初的失意者又變成了“既得利益者”，成為中國巨艦“合謀”的一部分。痛苦的回憶在於：雖然靈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體卻已不可遏製地越漂越遠。理想號變成了欲望號，欲望號變成了和諧號。
當年，薩特紅極一時的理論“自我選擇”，第一次將中國人從“集體主義”中解救出來，回歸到“原子個體”，重新擎起“個人主義”的大旗。《存在與虛無》是八十年代的“紅寶書”，它的引用在那個時代超過了《毛選》。此時，崔健也替中國人第一次喊出了“苦悶”和“宣泄”。整個八十年代的樂章，可以說序曲是《一無所有》，尾聲是《最後一槍》。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涇渭分明。要前途還是要真理，成為擺在少數人麵前痛苦的抉擇。大多數人，正如劉索拉在中國當代小說的開山之作中所說的：“你別無選擇。”精英群體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尋求發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隱遁。
現在看來，當時的紀錄片《河殤》所引起的震動是多麽的可笑，稚子們的心聲，綴連在中國文化母體的長河中，滾燙的詞語和激情四溢的文氣掩蓋了學識上的粗糙，成為一代人尋求心靈突圍的符號性作品。那時，鮮活靈動的魂未斷，每個人都自覺地將自己歸類於“中國”這個詞根下，吸收東西方文化，希冀把自己貢獻出來。
但八十年代的精氣神，到九十年代散開了，一方麵市場化，另一方麵全球化，稀釋得無影無蹤。在新世紀後，一切圍繞著現實考量，發財致富成功學，追求“牛逼、刺激”（鄭也夫語）成為個人價值的最高實現。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題，幾乎是一代人的口頭禪，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然後呢？個人的命運確乎得到改善，國家的命運依然在慣性中滑行。《中國合夥人》的電影重現了八十年代的學習熱、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新千年後的崛起熱。但是，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即他們本質是中國這個母體的散夥人而不是合夥人，他們賺到了錢，卻可能隻有一張暫住證或綠卡。他們與中國命運的關聯僅僅是人民幣，而不是人民。他們對“中國”這樣一個詞根的理解，僅僅是“中國”是個龐大的超級市場，而不是“中國”是原鄉。原因和邏輯都很簡單，他們篤信：自己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於新世紀。現在，該進入反思的時間了。
八十年代的短缺經濟正在接近尾聲，計劃經濟開始了某種形式的鬆動。生活方式在年輕人那裏首先得到了召喚和響應。“一無所有”之後，是不斷地解禁，詩歌、文學、音樂全麵複蘇，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麵，82屆畢業生踏入了社會，開始貢獻心力、實現自我。讀書無禁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得學術、文藝和實業紛紛繁榮。一個開明的、離民主最近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
有人總結說，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紅大紫、大開大闔”。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藝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減；大紅大紫：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的大紅路線，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交鋒；大開大闔：改革開放，是為大開；體製收緊，是為大闔。
八十年代的“好”在於“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於要機會有機會；新世紀的好在於要錢有錢。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頭”好，九十年代的好是“頭腦”好，新世紀的好是“老人頭”好。
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沒有一個詞能截然概括這種力量，但是，它確實使一代人覺得自己被一個時代轟然打開了。在後來的時間裏，這種效用再也沒有發生過。
八十年代，也許並沒有想象的那麽好。它存在著許多不足，遭受許多誤讀，也帶給許多人痛苦和傷害，想逃離這個時代。但它的確是個“大時代”，價值觀很多元、很有朝氣，不像如今價值觀單一，人人奔著錢去。現在的時代變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隻爭朝夕”的勁兒。現在的變是物質的巨變，當時的變是思想的裂變。現在的變是有形的變，當時的變是無形的變。
八十年代能否成為“上行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原動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時代與它的潛在影響？最能夠接續百年來曆史流變的時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有一個學者說：“甚至可以開一門八十年代學，八十年代的清點工作遠未結束，才剛剛開始。”
媒體人陳虻有句名言：“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以至於忘了我們為什麽要出發。”也許某一天，有一個人會這樣給八十年代寫一封信：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著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係於八十年代……離開八十年代的故鄉，我們開始流浪，可是我們累了，知道哪裏是方向，卻總是隔著透明的窗。
（文／胡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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