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的神話與中國式的改革-------《邪惡的中國文化》

來源: 獨嘯天 2020-10-29 02:03:15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27608 bytes)

第三節    中國的儒家封建神權統治官吏的作為

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裏,中國的一切財富和人口,從本質上言,都屬於帝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的所有臣民,都是帝王的奴仆。從來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帝王的一聲令下,所有臣民都得絕對服從。所以秦始皇才能驅使數十萬人修建長城和陵墓;隋煬帝才能役使數百萬人挖掘大運河;毛澤東才能命令九千多萬人大煉鋼鐵,億萬人開挖防空洞。

一、中國曆朝曆代政府官員的薪水。現代中國新儒家宣稱,中國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員的薪水很低,不足以養家糊口,事實上怎樣呢?
(一)、現代歐美官員的薪水。在現代歐美國家裏,相當於中國鎮、縣一級的民選官員的薪水非常之低,僅僅隻有一點交通補助費,根本不足以養活自己,一部分靠祖產度日,一部分靠打工維生,甚至有些地方民選官員居然靠領取救濟金過日子。即使高級民選官員的薪水也不過中產階級的收入罷了,國家政府首腦或總統的收入,也不過和中等收入的醫生、律師、會計師相當;更不能與高收入的商人、私人公司的管理者、銀行家、文藝工作者、體育明星、名醫生、大律師相提並論。例如:美國前任總統克林頓,是美國的前百名“名律師”,他做律師的年收入是他做總統的年收入的幾十倍。
(二)、孔子的金錢觀。中國的所有財富,都從屬於權力。儒家聖人孔子“罕言則”,“則”通“利”《史記·孔子》,其根本原因是追逐到權力,財富自然跟隨而至,根本不需要刻意追求。孔子周遊列國十四載,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權勢。不論後世儒生如何美化孔子,把他們的祖師描繪成,追求實現“大同社會”的抱負理想的偉大聖人,但其實質是脫離不了“貨與帝王家”的本意;而且孔子追求權勢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簡直是饑不擇食。
而孔子最重要最有名的弟子——子貢,經商而致富,家財達到“千金”;孔子的聲名也主要依靠子貢的傳播而顯耀;子貢所獲取的權力也超過孔子:常相魯衛《史記·貨殖》。可是經商致富的子貢,在孔子的眼中,才能普通,僅以祭祀用的物品“瑚璉”來比喻子貢的才能《論語》。
現代中國人相互之間最常用的祝福語“升官發財”,飽含深厚的曆史思想文化意識的厚重性。此“祝福語”充分表明權力和財富相互依存聯結,財富從屬於權力,升官後,自然發財矣!
(三)、中國曆朝曆代的官員薪水。中國曆史上的官吏們的薪水很高,夏、商、周三朝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官吏們的生活水準,是遠遠超過“芻狗”。西漢最低一級的行政官員——縣官,月薪是粟二十斛,錢二千。這筆月薪相當於當時中產階級五家的總資產。唐朝時的官員薪水與西漢差不多,宋朝時最高,明清時最低,但可以肯定,縣官的薪水收入遠遠超過“芻狗”。例如清朝時,在北京的候補官員(沒有正式職位和工作,不幹任何事,領幹薪)的年薪水收入是一百多兩白銀,而當時北京的中產階級家庭(幾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不是現代意義的夫妻小家庭)的年總收入不過七、八十兩白銀。

二、中國曆朝曆代的官員作為。中國的官吏們,領著皇帝發給他們的高額的薪水,命令和委托他們牧養帝王的“芻狗”,這些飽讀聖賢書的儒家封建神權占有者們,又幹了些什麽事情呢?
(一)、“父母官”的職能。在中國封建王朝的行政體製中,縣是最低一級地方政權,縣官也是最低級的官員。但是縣官的職責非常重要而繁雜。首先,帝王的政令,倚賴縣官才能貫徹;其次,地方發生的大小事務,必須通過縣官的報告,帝王才可能知曉。縣官要“平賦稅、聽訴訟、興教化、正風俗、祀神貢土、養老恤孤……”
因為縣官所做的主要大事,是直接麵對“芻狗”百姓,所以被“芻狗”們稱之為“父母官”。而這種“父母”是儒家封建“父母”,是“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母”。而且,縣官的權力非常之大,他集“行政、司法、監察、財政、稅收、教育”之權於一身,在該縣內,他掌握著所有人的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不受任何製約。他可以讓統治下的“芻狗”們魂飛魄散、家破人亡。所以這些所謂的“父母官”們,又被稱作“滅門知縣”和“破家縣令”。
(二)、中國曆朝曆代官員的德行。“天下熙熙皆為利往,天下攘攘皆為利來”。飽讀聖賢書的儒生也不例外,中國曆史上真正清廉的官吏極少,幾乎不存在,絕對不超過十萬分之一。貪婪的欲望是人類固有的本性之一,在不受任何製約的中國儒家各級封建神權占有者們,更是把這種貪婪的欲望,發揚光大到極限。
例如,清朝道光二十五年,朔平知府張集馨調任陝西督糧道,僅僅在北京的“別敬”就花了一萬七千兩白銀。上任後,僅僅按例行的官場慣例——即“官場潛規則”,每年送給陝西巡撫林則徐,就有五千二百兩白銀,還不計算特別需求時的進貢費用。而林則徐可是中國曆史上,被儒生們稱頌的名臣。而當時居住在北京城的中產階級家庭的總年收入,不過七、八十兩白銀。這些巨款從哪裏來的呢?當然是從“芻狗”們身上搜刮而來的!
(三)、中國儒家封建神權占有者們,如何搜刮他們統治下的“芻狗”們呢?
A、“耗羨”。中華帝國的財政收入,主要靠“芻狗”們納稅完糧。從地方到中央,遠距離運輸,要耗損;收稅的碎銀子,需要鑄成元寶,也會耗損。而戶部收繳的錢糧,卻要求足量。所以地方官員們要求“芻狗”們多繳納這些所謂的耗損,稱之為“耗羨”。而這些“耗羨”,是由地方官員們自我製定。
B、地方官員為了所謂的政績,強迫集資興修水利工程、道路、橋梁……還有許多名目繁多的關卡等亂收費。這些搜刮剝削“芻狗”百姓的方法,現代中國仍然不停地重複著。在安徽省有一個窮縣,居然征收“芻狗”們“汙染環境的炊煙”稅,這是世界上聞所未聞、絕無僅有的稅收!(《中國農民調查》陳貴棣、春桃)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儒家封建神權的禦用文人們,為了轉移中國底層“芻狗”們,在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沉重捐稅的壓力下,產生的憤怒的注意力,讓“芻狗”們獲得心理平衡,居然編造出澳大利亞可能要征收牛羊的“屁稅”,理由是牛羊放的“屁”汙染環境;甚至有共產黨的禦用媒體宣傳說,澳大利亞已經在征收牛羊的“屁稅”。事實上,澳大利亞政府對農牧業實行巨額財政補貼,對一頭牛的每天財政補貼,超過現代中國普通“芻狗”的平均每天的飲食生活費(2005年)!如果真正有征收牛羊的“屁稅”的這種聞所未聞的事件出現,澳大利亞的農牧民直接要鬧翻天……
C、司法不公正,由於縣官掌握著所轄縣內的不受製約的司法大權,在民事訴訟中兩邊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雙方家財已盡,才各打幾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嚴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錢財;甚至故意製造冤假錯案,敲詐勒索。
我家鄉有一個年邁的理發師(2002年),他家賴以為生的土地,被鎮政府強行征收,卻未支付一分錢的土地費用,無法生存,找鎮政府理論,一直未有答複;後來發生語言衝突,便把他抓進縣公安局的監獄裏,以侮辱鎮政府官員為名義,勒索1500元的贖身費,每天食宿費用100元,實際不到10元,多關一天,多交納100元;期間還受到無數精神和肉體上的非人拷打和折磨:與狼狗關在同一個籠子裏,戲稱為“與狼共舞”;被狼狗用舌頭舔臉,戲稱為“鬼洗臉”;強迫他用啤酒瓶插在肛門裏,兩腳舉起,不準挨地,戲稱為“火箭衝天”,被戴上腳鐐手銬,用棍子從中間穿過,由其他犯人提溜起來,來回晃蕩,美其名曰“蕩秋千”……而他的同樣老實巴交的老伴,隻好到處借錢,甚至借高利貸,才把他贖回……(注:這是筆者親身經曆、親耳所聞之事,絕非杜撰)
D、為縣官服務的“三班六房”的胥吏、衙役等當然也會為自己謀取私利。他們利用手中微不足道的特權,拚命地壓榨、掠奪“芻狗”們的財富。例如,判處杖刑的是縣官,而執行杖刑的是衙役;打死或打活是掌握在衙役的手中。而且催收賦稅、攤派徭役、管理市場、設置關卡、處理民事、捉拿人犯……這些具體事務,都是胥吏、衙役等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撈。而且,他們是代表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儒家封建帝王最高神權,正大光明地進行敲詐勒索。例如,《儒林外史》中,在山東袞州府汶上縣的“三班六房”中,班頭李老爹的年收入,是一千多兩白銀。
“芻狗”們在這種不受製約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儒家封建神權前,隻能忍氣吞聲,除了不停地獻出毛皮,甚至血肉;能夠勉強保住小命,已經是萬幸。呼喚和渴望清官便是“芻狗”們唯一的夢想;“包青天”的神話故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如此,我們就明白現代中國的底層執法人員們的貪婪嘴臉,行事如此殘忍、毫無人性,而令人恐怖。在內蒙古的一所監獄裏,獄卒(監獄看守)簡直把犯人當著搖錢樹,他們借鑒《水滸傳》中,打殺威棒的方法,榨取犯人們的錢財。無錢的窮犯人能夠活著爬出那所監獄,已經是前幾十代人修行的好結果。幾年前,一位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大學畢業生,在無任何犯罪行為的情況下,被關進廣東省的一所看守所裏,被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而致死……這些事例不勝枚舉,如果一一列舉計算,恐怕需要中國製造的最先進的計算機才能存儲和處理。而且這些披著合法土匪皮子的底層執法人員們,是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神權的執行者,中國“芻狗”們,隻能在儒家封建神權的權杖下痛苦地呻吟!
(三)、基層官吏們不擇手段地搜刮剝削壓榨“芻狗”們的財富,到哪裏去了呢?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進貢給上司。中國儒家封建神權的官吏們之間的等級森嚴,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下級對上級無任何監督的權利——這就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的“仁”的核心思想之一。否則,就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輕則丟官,重則送命。儒家上級官吏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罰下級官吏,把他管轄下的所有人(包括管轄下的小官吏)視為“芻狗”。所以下級官吏“芻狗”們,被迫而必須給上級官吏們繳納“保護費”,美其名曰“賄賂”,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儒家封建神權最大利益——官位的保存和升遷不受影響或損害。中國儒家封建官場上,這種“保護費”種類繁多,不勝枚舉。
而且,這種繳納的官場“保護費”,應該至少是從“舜帝”始。舜處罰的“四凶”之一的饕餮“冒於貨賄”《史記·五帝》。在嚴刑峻法的秦王朝,照樣盛行,沛縣令有好朋友,沛縣中的大小官吏都去捧場送禮《史記·漢高祖》。在明清時代,下級官吏給上級官吏繳納的“保護費”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種繳納的官場“保護費”有臨時性和常規性兩種。
A、常規性的大體上是冬季的“碳敬”和夏季的“冰敬”,“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上級官吏及其夫人),“保護費”的多少,由所任職的地方貧窮或富裕,和職位的肥差或苦差而不同。
B、臨時性繳納的“保護費”種類繁多,如上級來視察工作,要送“路費”,到上級衙門辦事,要送“使費”或“部費”,還有給上級官吏的守門人送“門敬”,給上級官吏的隨身仆人送“跟敬”,離開京城到地方任職,要送“別敬”。
C、更荒唐可笑的是,儒家封建最高神權掌握者——皇帝派遣到地方以“反腐倡廉”為目的的欽差大臣,各級地方政府不論是否涉案,都要集巨資(數萬兩白銀),招待“反腐倡廉”的欽差大臣。
“腐敗”是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必然產物,是儒家帝王神權崇拜產生的高度集權製度的伴隨品,也是極權獨裁統治社會與生俱來的胎毒。現代中國的貪汙腐敗,隻不過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腐敗文化的延續。而且,麻木不仁的中國“芻狗”們一直視“腐敗”現象為正常的社會意識形態,即“腐敗”的社會意識“合理化”。

三、“包青天”的神話故事。以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為主導的中國神權社會裏,在權力浪尖上起舞的權貴者們,對底層“芻狗”而言,是無任何人性的,他們也不能存有任何人性。任何些微的人性,都是他們神權爭奪的絆腳石。在中國這種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權力氛圍裏,任何些微的人性,足以毀滅他的一切而粉身碎骨。要想在各種紛繁複雜的權力網絡中“混吃梁肉、混喝美酒”,對底層“芻狗”的善良與人性,隻能扔進曆史的垃圾堆裏。
官官相衛,是中國官場自古以來的曆史傳統。對底層“芻狗”真正有善良和人性的好官,在張牙舞爪的儒家封建神權怪獸前,是軟弱無力的中國“芻狗”的理想和幻覺,實際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在中國儒家封建神權文化的曆史上,無論哪一個心存善良人性的權貴者,想為“芻狗”伸冤,他至少要了解被處罰的對象是什麽背景,如果此人背景複雜,他肯定不會公正地維護“芻狗”的利益。
號稱為中國古代智慧的化身——諸葛亮,對待法律都持雙重標準:失街亭時,他揮淚斬愛將馬謖;卻對同樣不聽指揮、違反軍令的關羽、張飛網開一麵。隻因為後者是他的君主——蜀國最高封建帝王神權的掌握者:劉備的結拜兄弟。
即使家喻戶曉的包文正,也僅不過是理想化的象征。在正史裏,包文正僅僅審過牛舌案,而且僅僅是“芻狗”們之間的事情。據《宋史·包拯傳》中,包文正對立皇太子具體是誰的皇家內部敏感之事,都不願意過問,僅僅是提出問題而已。所以“包公審郭槐”的皇家案件根本不可能。
可是中國“芻狗”從不吝嗇對包文正的感激,應該是在儒家封建神權掌握者們為了自身的統治需要,而推波助瀾之下的結果:小說、戲劇、評書中便充滿他光輝燦爛的神化後的身影。這樣可以給始終處於儒家封建神權奴役虐待下的中華民族的底層“芻狗”,以心靈上的寄托,讓他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幻覺。
正如儒家思想所宣揚的大同社會一樣,四千多年的中華民族曆史,居然是建立和完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堯、舜、禹時期,即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原始社會晚期、奴隸社會的初期,是中國人最理想的大同社會!
正如現代中國共產黨神權塑造的各種各樣的先進人物的典型,如河南蘭考縣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為蘭考縣的老百姓謀取了那麽多的利益,號稱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己。可是直到現在,蘭考縣仍然是中國的最貧窮的縣之一,焦裕祿的豐功偉績到何處去了呢?
所以“包青天”現象,僅僅是儒家封建神權占有者們,為了滿足“芻狗”們的美好願望,在儒家封建神權壓榨下,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冤屈中,讓無處申訴冤情的“芻狗”們寄托希望於虛幻……而製造的神話傳說。
真正為“芻狗”們做點好事實事的有人性的儒家封建權貴者們,卻在小說和戲劇中成為反麵人物,作為罪該萬死的反角,受到鞭打諷刺。如戰國時代的商鞅,他讓奴隸成為有一定的自由的農民,讓底層的“芻狗”,有機會與上層貴族處於同等級別,甚至超越上層貴族。此是真正地為底層“芻狗”——奴隸改善他們艱難的處境,邁出一大步。可是小說《東周列國誌》裏,他成為罪大惡極者,說老百姓怨聲載道,最終是抄家滅族、五馬分屍於鹹陽,老百姓爭啖其肉……宋代王安石,他實際上取消封建權貴者們的部分特權,減輕農民負擔。卻被掌握著發言權的儒家小說家們,杜撰描繪成萬惡不赦的罪惡化身。《警世通言》中,年近八十的老漢都不畏一死,必手刃王安石的頭,刳其心肝而食,雖赴鼎鍋刀鋸,亦無恨;另一老農婦,把她所養的雞豬都稱作王安石;還有數百村農相聚,打算打殺王安石,分而食之……明朝的張居正,他的改革,也是實為減輕農民們的負擔,取消剝奪權貴者們的部分特權。他本人雖未遭殃,卻讓他的後代承受,同樣抄家,幾乎滅族……
中國共產黨開國元勳彭德懷,為了“芻狗”們的切身利益,給毛澤東上“萬言書”,其遭遇之慘,令所有具有人性者,都會扼腕歎息;而且,彭德懷卻接受到當時幾乎所有中國“芻狗”們的批鬥……
所以,“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極有人性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儒家封建神權網絡中根本無容身之地,隻能辭官回家賣紅薯(賣字畫)為生,窮困潦倒而終。鄭板橋還是處於清朝的號稱為乾隆盛世的初期,是中國封建曆史上有名的開明時期,是儒生們不遺餘力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粉飾太平、鴻筆麗藻的盛世時期,他僅僅因為賑濟災民得罪豪紳而去職……

四、中國儒家封建神權網絡。每當中國建立一個新王朝以後,總會形成一個皇族,除一人當皇帝外,其他皇族成員也要求分沾利益,大家才能盡可能地壓抑自己,不爭奪帝位,忠心地凝聚在朝廷這個中心,這就形成皇族的特權;開國功臣,封官是一個辦法,為了使這一批人以及整個階層,永遠成為政權的支柱,必須給他們更大更長遠的利益,所以這些權貴者們的後代,不必經過考試,理所當然地做某一級別的官,這就形成世襲貴族的特權;不遺餘力地維護封建帝王神權、封建思想禮教和封建社會秩序的儒生們,自然也要分享神權,這就構成儒士豪紳特權階層。
如此以來,構成權力的遺傳,構成錯綜複雜的權力網絡,形成各種特權階層,不同層次的階層有不同的特權利益,而且各種特權互相糾結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式的特權網絡,帝王神權就被供奉在這個“金字塔”的頂端。各層特權階層保持各自的特權利益,痛苦的隻是底層無依無靠、無權無勢的“芻狗”!而且,政府必須每年為特權階級的後代們,安排很多職位,日積月累,形成政府中大量的冗員,導致工作上相互推諉扯皮,辦事效率低下,唯一積極而高效率的是對“芻狗”們進行掠奪、搜刮、敲詐、勒索……如此就知道,當今中國共產黨的官僚機構臃腫,政府也妄想進行機構精簡,可是越精簡越龐大,越精簡越臃腫的根本原因……

五、儒家思想文化的“做官術”。孔子教導弟子如何做官:“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學幹祿》其大意是:做官的人,要把可懷疑困難的地方避開,謹慎地說出簡單的事情,就能少犯錯誤;把危險艱難的事情避開,就能減少後悔。加官進爵自在其中……
如此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麽中共官僚體係中,那些整天無所事事,隻會溜須拍馬的庸碌之輩,反而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此為“屁股決定腦袋”的儒家思想文明意識的必然產物。
如果從心裏學角度分析,在充滿血腥的儒家封建神權爭奪的社會裏,神權占有者們,當然不希望下屬比自己更加聰明能幹,以對自己的權力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何況在儒家封建官僚體係中,下級必須絕對地服從上級的任何指示命令,絕對禁止“以下犯上”。所以,在儒家封建神權體係中,隻要擁有溜須拍馬的才能,便可以在儒家官僚體係中遊刃有餘,其它所謂的才能智慧都毫無用處。如此,就能明白在現代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外行領導內行,而且外行具有決策權的根本原因。也會明白在中國官僚體係中工作效率低下,官員們相互推諉扯皮的根本原因。

六、中國式的改革。當儒家封建神權的特權網絡肆無忌憚地侵犯“芻狗”們的利益,底層“芻狗”們的民心逐漸離棄王朝,發動各式各樣的抗爭運動,形成王朝的統治基礎不穩定之時,明智的封建神權最高掌握者——帝王,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壓抑或取消特權階級的部分特權,為底層“芻狗”施舍部分人性。
然而勢必觸動各層權貴者們的既得利益,勢必激起權貴者們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儒士豪紳階層,他們的聖人——孔子極端鄙視底層從事農業勞動的“芻狗”,又為了拍他們直接上司——封建皇族和貴族的馬屁,更主要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不受損害。根據曆史經驗證明:改朝換代對儒士豪紳階層的衝擊並不很大,幾乎無影響。儒生們在所謂的維護傳統的幌子下,根本無視底層“芻狗”們的生死存亡,“大同”社會僅僅是他們的一句掛在嘴上的虛無縹緲的口號。反對改革新政的派別中,以儒生們的反對勢力最強大,聲音最響亮。
所以,明朝有些微人性的改革家張居正,廢除儒生議政,不讓他們空發無用有害的議論。事實上,在毛王朝時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親自推動的紅衛兵之間的、對社會思想文化意識根本無用的派係大辯論,就是曆代儒生空發議論的遺存。
當特權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而強烈反對改革,就可能立即動搖最高封建神權掌握者——帝王的統治基礎,所以皇帝隻能妥協。雖然從長遠利益而言,壓抑或取消權貴者們的部分特權,有利於皇族的長期統治。當帝王的個人統治受到威脅時,隻能處罰有人性的改革者!
西漢時晁錯,為了維護帝王的統治,實施改革;晁錯的父親責問他,“上初即位,公為政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漢景帝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史記·袁盎、晁錯》所以古話說,“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所以,當胡耀邦和趙紫陽想進行政治製度深化改革,即政治民主改革,可能動搖共產黨神權獨裁統治的基礎,即鄧小平的個人封建最高神權時,以鄧力群為首的所謂極左派反對最為激烈。而這些反對最激烈的極左派人士,正是以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為幌子,竭盡所能地維護中共封建神權的儒家正宗傳人,他們和毛王朝時代,竭盡所能地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封建神權的那幫人,無任何不同。當然,都是以共產主義革命的彩衣,掩蓋維護儒家封建神權崇拜和爭奪神權利益的實質。

附記:陳平。裏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記·陳丞相》。
陳平最終成為西漢初期的賢相,也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名臣,他是以“帝王屠刀”來宰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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