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民族學研究往事——燕園負笈

燕園負笈

 

1949年姥爺北上，是要去北京投奔一個人。

這個人是翁獨健。

翁獨健，中國著名史學家、教育家，時任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同時兼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

燕京大學由美國英國四所教會聯合創辦，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學術水平最高，環境最優美的大學之一。中國大學與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從未有1930年代的燕京大學之近。

燕京大學的校園，簡稱燕園，原為皇家園林，風景秀美。

解放後燕京大學被取消，北大鳩占鵲巢，占據了這片美麗的校園。未名湖和博雅塔，其實原本和北大一點關係都沒有，現在反而成為了北大的象征。她們相對無言，熟悉她們曆史的人也都凋零落去。

翁獨健是老燕京人，但被新政權所信任和倚重，因為他曾經幫助過地下黨。

他的前任，心理學家陸誌韋就沒有這麽幸運。他被當做舊燕京的代表被批判。在一次批判會中，他試圖撞牆自殺，被翁獨健一把抱住。此時還不到文革，而是1951年。

姥爺在北京得到了翁獨健的幫助。

姥爺和翁獨健能攀上關係，是因為他們都是福清人，是同縣同村的同鄉，而且他們都畢業於英華中學。

英華中學（Anglo-Chinese College，直譯為盎格魯-中國學院），是美以美會在福州創辦的一所教會名校。雖然中文名字是中學，但英文名字是college。采用全英文授課，畢業生水平相當於大學二年級。從英華走出了20多位著名科學家和院士，比如侯德榜和陳景潤。

作為學問大家和校長的翁獨健提攜同鄉後輩，是一種科舉時代流傳下來的傳統美德。

姥爺考取了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的碩士研究生，並獲得一份助教的兼職，每月給400斤小米，生活得到了保障。

關於翁獨健，在他子女的紀念文章裏有這樣一段：

“文革時期，我們都不在父親的身邊，章詒和（章伯鈞二女，《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總是跑去和父親聊天，父親也喜歡跟她聊。換了我們，父親未必喜歡，因為我們都不懂文科。”

我現在看到這句，眼淚真是在眼眶裏麵打轉。作為理工男的我，以前對文科興趣不大，和姥爺談得太少了。近年才有一點時間，對曆史發生了興趣，有很多問題很想找姥爺談談，但已經不可能了。

燕京大學的社會學係，為當時中國最強。個中高手如雲，大師薈萃。其靈魂人物是吳文藻。

吳文藻，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西方社會學中國化的奠基人。他的夫人是著名作家冰心。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夫婦居住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樓”裏。這棟樓非常有名，因為據說隻有名教授才能住進去。還有人說蓋這棟樓的錢是中央撥款給剛海龜的吳文藻夫婦蓋小洋樓的。被他們謝絕後，蓋了一棟多層單元樓，將其中2個單元給了他們。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和小夥伴玩捉迷藏，跑到教授樓裏麵樓梯拐角處躲藏起來。冰心老人聽到響動，出來問小朋友你是誰，到這裏來幹什麽。

1929年，吳文藻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歸國應聘於燕京大學社會學係，並擔任係主任。任職十年間，培養出大批人才，影響深遠，號稱燕京社會學派。學派的代表人物，吳門弟子林耀華（時任燕京大學社會係教授和係主任）和費孝通（時任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兩個人，早已成為名滿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林耀華的《金翼》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這兩本書，用英文寫就，一經發表就成為讓世界了解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經典讀物。

姥爺是擁有光輝曆史和優秀傳承的燕京社會學係的最後一屆學生。

他在燕京大學的兩年多時間，見證了這所大學和這個學科的消亡。

首先是社會學係被改名。

社會學是建國後最先受到衝擊的學科之一。

據說當時費孝通曾當麵向毛澤東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讓社會學斷子絕孫，多少留一個種，留點苗苗。毛澤東的手勢和語氣都非常幹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

所有大學的社會學係一律取消。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社會學，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種形勢下，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改名為民族學係，希望夾縫中掙紮求生。

1952年院係調整，燕京大學被撤銷，各學科並入其它院校，校園轉讓給北京大學。

這所中國迄今為止和“世界一流大學” 距離最近的大學，從此煙消雲散。

燕京大學民族學係，並入中央民族學院（現在的中央民族大學）。

那些民國大師們，也從燕園搬到了位於魏公村的民族學院。和燕園比起來，民族學院的校園小得可憐，也沒有任何風景。

對院係調整時的陣痛，姥爺並沒有太大感觸。因為他那時在那些前輩麵前，尚算學術小兵。他對民族學本來就感興趣，反而覺得劃入中央民族學院，更專業，更專注，而且頂著“中央”的名字，直接歸中央民委管，更利於開展少數民族研究。

姥爺安心地在民族學院紮根下來。

1956年，民族學院曆史係成立，翁獨健、王鍾翰、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潘光旦，這些耀眼的學術明星們，重新匯聚在一起。社會學被禁止了，這些學貫中西的大家們，轉向研究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