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病夫和愛國主義
廖康
經常看到人們誤用“東亞病夫”和“愛國主義”這兩個詞語,一直感到有必要為之正名。很多人以為“東亞病夫”是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蔑稱。尤其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在得獎的喜悅中,媒介經常歡呼“東亞病夫”的蔑稱一去不複返了。作為華裔,我當然也分享中國人的喜悅,但這談不上雪恥,與種族主義也無關,因為“東亞病夫”的原文Sick Man of East Asia指的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清朝統治的中國,不是指中國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早就讓“東亞病夫”壽終正寢了。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在研究近150年東西方交流的英文文獻中,我從來沒有見過誰使用Sick Man of East Asia 或者Sick Man of Asia來指中國人,都是指中國,尤其是晚清王朝。而國人自己說“東亞病夫”時,雖然有時也指中國,更多的時候卻是指中國人。究竟誰為始作俑者?有待鉤沉。
這類詞語有很多,最早的據我所知是“歐洲病夫”,英語為Sick Man of Europe,指晚期的奧斯曼帝國。那時土耳其屢經戰敗,失地喪權,其財政也陷入困境。逐漸遭到歐洲列國輕視。“歐洲病夫”原為俄文,據說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首創。我倒不相信他有這語言天才,很可能是某個朝臣的創作,他覺得恰當,也這樣用。沙皇一言九鼎,自然就傳開了。顯然,歐洲人喜歡這表達法。於是,他們便把衰弱的帝國稱為這個病夫或那個病夫。冷戰後的俄國一度內亂,經濟瀕臨崩潰,曾被稱為“歐洲病夫”,讓土耳其報了一箭之仇。近年來,阿富汗日益動亂,被稱為“亞洲病夫” Sick Man of Asia。今日的美國,江河日下,也有人稱之為“北美病夫”Sick Man of North America。這類稱呼,是對這些國家的蔑視,但不是汙蔑這些國家的人民。
愛國是不言而喻的情感,就像對母親的愛一樣,本不用專門教育,而是一點一滴從小自然培育的。誰不愛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和土地?無論它多麽貧瘠,我們都會自然而然地愛戀自己熟悉的地方及那裏的人和物。當然,例外不是沒有。如果有人在自己的祖國遭受過極其慘痛的經曆,他們就可能不愛國。但若一個國家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否意味著那個國家的廣大人民都遭受過慘痛的經曆,需要教育才能恢複他們固有的對家園的愛戀?
對此,答案也是不言而喻。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要你愛的“國”究竟是什麽?是祖國motherland,還是國家機器state?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詳細辨析過,在《新華詞典》裏定義為“占統治階級地位的階級為維護本階級的利益、鞏固其統治、對被統治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這個機器是“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查機關、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組成。”由於單獨一個“國”字太籠統,人們往往分不清楚其間的差別。結果,不是愛屋及烏,把祖國和國家機器一同愛了;就是惡紫奪朱,把國家機器連同祖國一道恨了。
“祖國”是指我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和那裏的人民。大多數人都熱愛自己的國土家園和父老鄉親,這也是無需教育就會自然產生的感情。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顯然是希望受教育者熱愛那個國家機器,也就是該政府、執政黨,及其軍隊、法庭和警察等管理人民的機構和人員。當然,直截了當地這樣說可能會引起反感,而一旦把國土、國民和國家機器等概念混為一談,就很容易讓人民一股腦地去愛了。
回顧我國遭受列強欺侮的近代史,學習中國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奮鬥曆程,歡慶我們在奧運會上取得的光輝成績,我們當然會為華夏文明的光複而自豪,我們當然會為大國崛起的前景而興奮。當我們陶醉在這驕傲、這喜悅中的時候,祖國和政府可能融為一體了,祖國和政黨可能融為一體了,祖國和軍隊、法庭、警察等都可能融為一體了。於是,愛國主義教育就取得了最大的成效。
2008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