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最自豪的，是自己的文明和曆史：一麵是幾千年古國的悠久曆史，一麵是“二十四史”的煌煌巨著，並對其引以為傲。然而不幸的是，這一迷夢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被外來文明無情而徹底地打碎。
於是，中國開始學習西方，試圖從西方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中，尋找文明的密碼。
於是，中國人有了一個又一個老師，影響最大的，當屬法國、德國、蘇俄三個國家。
一代代的中國人，被法國大革命的波瀾壯闊所感染，學習伏爾泰和盧梭的自由進步思想；被德國和日本的國家複興和後來居上所鼓舞，學習俾斯麥和伊滕博文的民族複興觀念。然而，學了一百多年，卻始終走不出迷惘和苦難。
馮克利老師曾感慨地說，我們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時，看到的都是西方國家一次次走彎路的曆史，學到的都是讓西方文明陷入危機的思想：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這兩種觀念的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可以說，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都受這兩種觀念的支配。
奇怪的是，在每一個曆史的十字路口，我們都對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文明典範——英美的保守主義文明視而不見。更為吊詭的是，在這場學習西方的浪潮中，一個最重要的大思想家——阿克頓勳爵——卻缺席了。
阿克頓勳爵給世人留下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名言，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他浩瀚無邊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他是哈耶克一生最崇拜的自由先驅，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博學的人”，是十九世紀後期大師級的思想者。而且，他正好生活在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時代，並且深刻而入骨地批判了那個思想扭曲、信仰迷失的時代，指出中國的“三位老師”身上的種種謬誤，為文明敲響了警鍾，並被後來的曆史一次次應驗。
哈耶克一再提醒，世界不應忘記阿克頓勳爵
一個瞎子都不會忽視的人，卻被整個世界忽視了。於是，在對西方的學習中，我們始終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傳統，距離真正的文明越來越遠。所謂南轅北轍，方向錯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費。
被國人錯誤追捧的“自由”觀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受激進思想的鼓舞，歐洲進入了曆史研究和哲學觀念的多產時期，各種雄辯而充滿感染力的觀念蓬勃而出，一度被視為思想的黃金時代。
1895年6月，阿克頓勳爵受邀擔任劍橋大學教授，在就職演講中，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橫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謬誤，批判了那些帶來動蕩和災難的“自由”觀：
世界把宗教自由歸功於荷蘭革命，把立憲政體歸功於英國革命，把聯邦共和歸功於美國革命，把人類的自由和平等歸功於法國大革命。
這些對“自由”的解釋，是十九世紀思想家們沉迷的“革命敘事”，它揭示了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人類社會的自由與進步是在革命中突然出現的——隻需要設計好社會藍圖，就可以通過革命憑空創造一個新世界。舊世界的傳統變成了革命的敵人，可以在正義的目的下被打倒，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於是，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麵。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革命、屠殺和戰爭一次次重演，卻被剛剛“開眼看世界”的中國追捧，在東方帶來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悲劇。
阿克頓勳爵對這些錯誤的“自由”觀深惡痛絕，他評價道：“革命者的凱旋，使得曆史學家沒有立足之地“，他不無譏諷地說，“盡管他們也被稱為自由主義，可他們的唯一共同之處，就是沒有自由。”對“自由”觀念的這一大堆不同解釋引起的衝突，在阿克頓看來僅次於宗教神學。
其實，阿克頓從來不反對改革和進步，隻是在他看來，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敵人——它使得一種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為徹底不可能的事。
阿克頓告誡讀者，太陽之下沒有新鮮事，西方人經曆的所有光榮和苦難，都源於其傳統，隻不過在曆史上一次次地以不同的麵目重演。而一切改革，必須基於社會的自由傳統，隻有追根溯源，改革才不會陷入瘋狂和迷失。而中國要學習西方，也應該從自由傳統的真正根基開始。
“五月花號”象征著美國文明的自由和契約精神
自由，有著古老的傳統
斯塔爾夫人是法國大革命時偉大的自由主義女作家，她的言論使拿破侖恐懼，後者稱“沒有哪個女人比她更邪惡”。她給世界留下了一句驚世駭俗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專製則是現代的。
阿克頓認為，證實這一名言的正確性，已經成為近代曆史學家的榮耀。上溯西方的傳統就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基督教的曆史中，還是在雅典的時代，都能發現自由社會的蹤影。
——在以色列人的時代，由於上帝的律法寄托著超越性的信仰和傳統的力量，從而取得了高於統治者的地位。在後來的基督教社會中，建立起自立和自治兩大基本原則，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也逐漸擴展為世俗社會領域的個人自由和思想言論自由。這也讓以色列人得以擺脫東方民族的專製習俗。
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文明曆程
——在雅典城邦的時代，商業的習俗帶來了文明的思想，梭倫和伯裏克利先後推進了漸進、平靜而不流血的改革，於是，一種顛覆了人間權力的觀念出現了：權力應該均衡分配，每一個公民都有發言權，有權討論、決定和罷免統治者。於是，依靠公民同意的統治，戰勝了依靠權力強迫的統治。
然而，阿克頓無情地指出，自由在每個時代的進步，都麵臨著幾大威脅，源頭是人性中的惡：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窮人對財富不平均的怨恨，無知者和迷信者對烏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
然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數人在曆史中沒有學到任何好的東西，所以，曆史的悲劇一次又一次重演……而中國至今還未走出治亂興衰的曆史循環。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阿克頓認為，自由與宗教一樣，一直既是善行的動力，又是罪惡常見的借口。在人類經曆的有些年代，自由的曆史簡直就是不自由的曆史，人們對其他目標的追求常常轉移、乃至窒息對自由的追求。
宗教的自由傳統受到了挑戰，基督曾警告“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國家，由於未能阻止國家權力的成長，被權力逐漸侵蝕。神授的個人自由和國家權力發生了衝突，並以災難性的方式結尾：
耶路撒冷在戰火中淪亡，愷撒們開始以上帝之名行事，終結了政教分離的早期基督教時代。當分權不再時，對少數群體的不寬容侵犯了自立精神，權力侵蝕了民眾自治原則。發展到最後，就是中世紀的獵巫運動。
刺死馬拉的科黛，和陷入瘋狂的革命群眾
而近代史上的諸多革命，歸根結底，不過是獵巫運動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在法國大革命中，自由再次成為民眾的信仰，然而當這種信仰缺乏法律的製約，又離開了宗教對人性之惡的警惕和自律時，自由就變成了徹底的人性放縱。巴黎成為了獵巫的場所，成千上萬無辜者在民眾的狂歡中被送上斷頭台。
隨後，迷信與權力合二為一，變成了新的怪物。在大革命的結尾，群眾在街頭高呼的不是“自由！自由！”，而是鮮血與炮火中的“皇帝萬歲”，在拿破侖的帶領下發起新的十字軍東征，走入五百萬人的墳墓。
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迷霧
希臘的文明傳統也遇到了挑戰。如果說，雅典的公民信仰基於分權基礎上的言論和選舉自由，那麽，斯巴達則信奉基於平均主義的暴力觀念，公民要為國家而戰，成為戰爭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去掠奪富庶的希臘城邦和作為奴隸的希洛人，將土地作為戰利品向每個公民均等的分配。這就是斯巴達式的“平等人公社”，它包含了兩張麵孔：財產平等的觀念和軍國主義的暴力本能。
到了近代，“平等人公社”的第一張麵孔變成了烏托邦主義的人間童話，第二張麵孔則被德國和日本等民族主義政權視為強國之路。然而，這對孿生子形影相隨，選擇了前一個，就必然會迎來後一個，被曆史上的烏托邦實驗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證明。
對烏托邦的狂熱，成為二十世紀的夢魘
大哲學家杜蘭特在《世界文明史》中，將人類的曆史，看作兩種不同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競爭：雅典代表的海洋商業文明，和斯巴達代表的大陸農業文明。它們的戰場，從古代的希臘半島，到近代的英德競賽，再到現代的美蘇冷戰，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直延續到今天。
留給自由人的思想遺產
阿克頓勳爵對當代的曆史著作評價不高，他不無諷刺地告誡曆史學家們：“你們窮盡一生精力收集的文獻，仍不足以培養出真正的大師。”
真理總是孤獨的，而謬誤卻容易大行其道，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烏托邦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潮迅速泛濫，被一個個後發國家所學習，從法國到德國，再到俄國和日本，最後再到中國。這些聲音不管多麽動聽，最終的結果都隻有一個——迫使個人意誌從屬集體意誌，從而產生一種控製思想、消滅個人自由的巨大力量。
德意誌帝國的崛起，走向了軍國主義的民族擴張
在阿克頓看來，自由傳統的繼承者隻有英美。法國《人權宣言》“印出來不足一頁”，“分量卻超過所有的圖書館，強於拿破侖的全部軍隊”。
然而，它的最大問題卻是嚴重缺乏曆史意識。很少有人能把真實的曆史邏輯講清楚，就連絕大多數曆史學家也無法幸免，他們要麽眼光狹隘，隻關心權貴精英和各國間的縱橫捭闔；要麽隨波逐流，被社會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口號所裹挾。這讓阿克頓深深地感到悲哀。
曆史是個邪惡的老師，隻對自由人訴說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資格和能力從中汲取曆史教訓。阿克頓有一個宏大的目標，寫一部人類的自由史，卻由於“過於博學”，總是難以下筆。他一生的著作寥寥無幾，在晚年曾認為自己碌碌無為。
然而他僅存的手稿，卻被後人奉為經典，被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和挖掘，人們也被他極具穿透力的警句所震撼：
“財產，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礎”
“宗教和政治中作為真理的思想，就是曆史的力量”
“要從曆史上升到哲學，把握永恒的問題，免於局限短暫易變之物”
“真理有望大獲全勝，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滅謬誤，它不承認任何危險的政治承諾”
…… ……
阿克頓師承德國大史學家蘭克，他認為史學要以記述曆史真相為本分，但也是一門事關信仰的學科，必須承載起高貴的精神使命。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惡，又要為信仰提供經驗的佐證，以完成傳遞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職守。
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權力被關進了籠子
阿克頓是人類曆史中為數不多的深諳英美文明的人，被譽為“自由主義的預言家”，從他的思想深處，可以探索出人類自由傳統的真正脈絡。甚至在此後的一百年間，也很少有人能達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現代的學者已經少有能像阿克頓那樣，警示人類本身的弱點，向世人揭示自由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
也許，阿克頓勳爵給了自己一個過高的標準，以至於作為一個現世的人類靈魂根本無法完成目標——在這個苛刻的大思想家看來，絕大多數曆史著作都應該丟到火裏燒掉，以免謬誤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給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夠被帶進墳墓裏。而這個願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實現。
晚年的阿克頓，承擔了一項宏大的使命，代表劍橋大學主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從四百年的曆史現象中發掘三千年間的思想，這一次，他嘔心瀝血，最終耗盡了自己的生命。
這部未完成的《劍橋世界近代史》於1902年一經出版，立即轟動世界，成為西方世界經久不衰的思想經典。在這一偉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劍橋大學又連續出版了《劍橋中世紀史》和《劍橋古代史》，這三部著作，被後世統稱為”劍橋三史“，達到西方數百年來曆史研究的頂點。
“劍橋三史”的出版，一舉奠定了劍橋大學在曆史作品出版中的地位，一百年來，先後300多本劍橋史係列作品得以出版，包含了世界主要國家與地區的曆史，涉及政治、經濟、科技、宗教、文學、思想等。而這一切的源頭，就是阿克頓勳爵主編的《劍橋世界近代史》。
一百多年來，我們隻拿來了給西方文明帶來災難的一個個謬誤，最終也在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迷霧中一次次迷失。
對於今天的國人來說，亟需真正地思考：“開眼看世界”究竟應該學習哪些東西。也許直到今天，我們欠缺的還是最基本的常識——重新尋找文明最根本的源頭，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這樣才能跳出觀念的局限。
以此而論，由阿克頓勳爵主編、隨後被不斷修訂再版的《劍橋世界近代史》，當得起“承載高貴的精神使命”之殊榮，是期望擁抱文明的現代人的案頭必備、常讀常新的史學巨著。
（轉自網絡）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