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曖昧與過度防範從何而來?

  

  作家嚴歌苓在談到東西方人的差異時,曾引用她的美國丈夫的話:“我們說yes就是yes,不像你們,嘴上說著yes,心裏想的卻是NO。”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人相對來說透明直率一些,東方人——或者今天就讓我們透明一回、直率一回、勇敢地承認——中國人相對來說曖昧一些,再換一種表達方式,可以說中國人的心理防禦機製過於強大。

     這種觀點,國人聽起來,可能不是那麽順耳。

不幸的是,這個觀點,在我與親友旅居歐美的生活中,得到了印證。

剛到布達佩斯沒幾天,邀請青格勒一家到我家做客。他們移民這裏兩三年了,席間談及歐洲人和中國人的性格差異,青格勒這個豪氣萬丈的蒙古漢子,毫不忌諱地大談感受:“匈牙利人很透明,初次見麵就會敞開胸懷跟你聊,大家談笑風生,明明白白輕輕鬆鬆很愉快,中國人卻不同。如果你在匈牙利偶然碰見一個中國人,他支支吾吾地跟你聊上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表達什麽,因為他總是遮遮掩掩……以前,國內的人很多都是這樣,很難打交道。”青格勒一邊說,一邊皺著眉頭使勁甩腦袋。

時隔不久,我到奧地利去聽一個大型講座,與會者來自中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烏克蘭等國。我很快發現,上前熱情洋溢地主動和我打招呼的不是國人,而是老外, 而且,還有一個怪現象,很多中國人主動去接近老外,與老外握手擁抱,而同胞對卻比較疏遠(除了熟人之外),有的甚至用一種“拒腐蝕、永不沾”的態度刻意製造陌生感。我試著突破這層隔膜,刻意上前與國人打招呼,感覺大都給予保守和戒備的目光,如果伸手去主動握手,對方也就淡然一笑敷衍一下,而不願意用心與你交往。

後來,在布達佩斯的好多次聚會上,發現有那麽幾個中國人帶著小孩專門喜歡和老外交往,完全沒有與國人打交道的意識。

這種情況,在美國的華人圈似乎沒有那麽突出。我聽華盛頓的朋友說,他們那裏的同胞(包括初次見麵的)大都友好相待。有一次她和家人一道參加一個社區的美國國慶節慶祝會,同胞相遇,笑臉相迎,很是親切。但其間有這樣一個小插曲,讓我的朋友很是不爽。她說自由活動的時候,突然看見一個熟悉得再不能熟悉的身影——一位酷似她二哥的人,從相貌身材到言談舉止、一顰一笑,簡直就像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好像她的二哥神奇般地從中國飛到了美國。她的家人也說像極了。她坐在遠處,目不轉睛地看著“二哥”,默默享受這種從天而降的喜悅,一個小時以後,她終於按捺不住孩子般的激動——因為她有好幾年沒有看見二哥了——於是就上前跟那位先生打招呼:“您好!”因為周圍的噪音較大,他低下頭仔細傾聽,“您知道嗎,您長得好像我的哥哥,真的太像了,像極了……”他含笑無語,很紳士地點點頭揮揮手,旋即離開了原地,轉眼間就在她視野裏消失了。她尷尬地僵住了,突然意識到,他優雅的表情和動作包涵著極大的懷疑與冷漠,其潛台詞無非在說:“別忽悠我了,哪來那麽多和你哥哥相像的人!”她立即為自己的孩子氣感到沮喪。她對我說,“假如是一個美國人,他會如何回答我?他肯定會笑逐顏開地說:‘謝謝你!如果我能暫時代替你的哥哥讓你開心,那將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情。’but,誰叫我們是中國人……”

我也有過一次類似的經曆。

我在馬裏蘭州參加一個聚會,中午吃自助餐的時候,我看見一位瘸腿的白人小夥子,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餐桌旁,旁邊放了一副拐杖,看上去挺無助的樣子。於是,我好心上前對他說:“請問,你需要幫助嗎?”話音未落,一名中國男士端著餐盤走了過來,他的眼鏡透著莫名的惱怒,眉頭皺成疙瘩,用很生硬甚至有些粗魯的口氣說:“他不需要幫助!”一邊說一邊甩頭。弄得我十分無語,無趣地回到座位上發愣。當我向朋友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她拿我開涮,誰叫你這個阿姨級別的人長得那麽年輕,給人以錯覺,弄得那個人以為你對他的白佬小夥伴另有所圖呢!”哈哈哈……笑過之後,我們不禁又感歎國人的敏感多疑,是多麽可悲。

     中國人大多曖昧,防範心理很強,而且中國人特別防範中國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究其原由,這個令人困惑的社會現象,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的。

談到這裏,不得不提及文化大革命。文革把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政治互害,推向了頂峰,其鬥爭的方式與手段之卑劣下流是史無前例的。幹群之間、同事朋友之間、同學師生之間、街坊鄰裏之間、親子之間、親戚之間……均發生過一夜之間反目為仇,並將彼方至於死地的情況,因而弄得國人草木皆兵。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認識一位資深律師,學識淵博,在專業和人品上都沒有什麽可挑剔的,但是,她一輩子都不願意和人深交,幾十年來堅守一個原則:在本單位堅決不交朋友。也許我是她唯一深交的朋友了。她懷著憤憤而後怕的心情,向我提及數次,文革時,年幼的她親自目睹了父親被人揪鬥揭發的種種場麵,在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痕。人心之險惡,這是她對人類本質的最初的,也是永遠無法更改的認識。

事實上,在文革以前,50年代末的反右鬥爭,早已讓人們體驗到了“人心之險惡”,據說,那時候劃右派是根據上麵規定的名額,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任務。我聽說過這樣的事情,某高校某係開會定右派,最後隻剩一個名額了,誰來做替罪羊?這時候張丞相望著李丞相,礙於麵子,都不好意思當麵揭發檢舉,這當兒,有一個人去了一趟廁所,回到辦公室就得知被打成了右派。荒唐吧,可笑吧。後人在笑出眼淚的同時,可否想到,一個右派的下場就是被葬送一生,好比“陸犯焉知”那樣。

毋容置疑,這種駭人聽聞的政治互害與告密文化密切相關,而告密文化,從綿綿久遠的封建社會就開始了,隻是到了文革愈演愈烈罷了。

在中國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據《辭源》釋義,“告密”是指告發人的秘密。 從殷商開始到秦始皇、到武則天……到明清時期,一直沿用下來。

 明代是我國古代又一個惡政橫行的政權。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憑借武力,從侄子手中奪得皇位,這在傳統政治中可謂“名不正,言不順”。朱棣為控製局麵,穩固皇位,動用國家機器,實行特務政治,大興告密之風。“山陽民丁鈺訐其鄉誹謗,罪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明史》)這個丁鈺其實是踏著他人的骷髏向上爬,用他人的鮮血染紅了官袍。明代,是中國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殘暴的時期之一。錦衣衛、東西廠、鎮撫司,這些特務機構都是前代所無、該朝獨有的專政機器。這些特務機構經常“遣邏卒刺事四方”,鷹犬們隨時可以將刺探的消息上報皇上或廠衛,人人都被置於危險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楊漣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為正直的官員所欽佩,“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員,隻因在家閱讀落馬官員起草的文件時發出幾聲讚歎,竟被家奴告密,不僅抄沒家產,而且腦袋搬家。

不僅官場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間也是防不勝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魏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攝四人至忠賢所,即磔(淩遲處死)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罵權貴者竟被分屍,其餘三人嚇得屁滾尿流,魂魄飛散,哪裏還敢領取獎金。

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是慘烈的文字獄的主導者。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裏,他們大規模地實施文字獄,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據說清代有位讀書人,因風吹亂了他的書頁,引發詩興,吟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便招致了殺身之禍。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風”詩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專製統治下的告密文化和文字招禍。  

追古溯史,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國人裹得緊緊的厚棉衣裏那顆脆弱而敏感的心從何而來的根由。

除源遠流長的告密文化影響以外,中國古代啟蒙教育的文本也滲透了極強的“防禦意識”。

《增廣賢文》說:“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茶有酒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仇。” “眾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兄弟相害,不如自生。”……這些包涵了保守排斥、敏感多疑的“經典語錄”被我們的祖祖輩輩背得滾瓜爛熟,代代相傳,使國人腦袋箍上了緊箍咒,並在潛移默化中養成“天生的”具有強大的遺傳基因的防禦心理,就像萬裏長城那麽堅固厚實——禦“外族”於千裏之外。

其實,《增廣賢文》裏還有一些語錄,頗具具哲理性和積極樂觀的意識。比如:“人老心未老,人窮誌莫窮。”“記得少年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夫妻相合好,琴瑟與笙簧。”“善必壽老,惡必早亡。”“貪他一鬥米,失卻半年糧。爭他一腳豚,反失一肘羊”“寧可人負我,切莫我負人”等等。這些金玉良言,對國人的道德良知,有著很大的啟迪作用,但似乎不像那些消極意識那樣,容易深入人心。

 

 民國時期的《厚黑學》則是從間接的角度,培養和提升了國人之間的“防範意識”。

《厚黑學》為民國年間李宗吾所作,他在厚黑學一書中,闡述臉皮要厚而無形、心要黑而無色,這樣才能成為“英雄豪傑”。他以劉邦、項羽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等人物實例為主線,探討論證厚薄與黑白如何影響成敗得失。作者說:”偶閱《三國誌》,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麵厚心黑而已!”“總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備之麵至厚,權之麵與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於黑學者也;劉備深於厚學者也;孫權與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備。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學,爭為雄長,天下於是乎三分。”“吾於是返而求之群籍,則響所疑者,無不渙然冰釋。既以漢初言之,項羽喑啞叱吒,千人皆廢,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亦由麵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楚漢之際,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歸於敗者,韓信是也……楚漢之際,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歸於敗者,範增是也。”

在厚黑學這裏,《增廣賢文》的“寧可人負我,切莫我負人”已經變異並明確表達為“寧可我負人,切莫人負我。”

作者感歎:“人之智慧,有時而窮,人之精神,有時而困,惟田夫厚黑,予生俱生,閱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麵可毀,心可死,而厚黑之靈,亙萬古而不可滅,則知人稟於天者富,而天之愛乎人者篤矣。”

總之,一言蔽之曰:擁有厚黑者得天下。即是說厚黑者治人,非厚黑者治於人。

厚黑術作為一種處世哲學和方法問世以後,被政治家、陰謀家奉為圭臬、視為爭權奪利的錦囊妙計。有的政治家未必懂政治學,但卻熟諳厚黑學。盡管作者曰:“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是極卑劣之行為;用厚黑以圖謀眾人公利,是至高無上之道德。”然而,信奉厚黑學的公利者到底有幾多呢?

上世紀80至90年代,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商品經濟日益繁榮,與此同時《厚黑學》在地攤上開始現身,後來登上書店的大雅之堂,並在商界和民間廣為流傳,迄今為止,還有專門培養厚黑術的網站。職場和商戰中博弈的雙方各自在心裏揣著“厚黑術”,又時時提防和揣摩著對方的“厚黑術”,可謂懷著“鬼胎”,防著“鬼胎”。有的甚至把這一套運用於一般的人際交往中。很顯然,厚黑學對國人固若金湯的防禦心理的形成,有著顯著的影響。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告密文化和啟蒙教育文本、現代的《厚黑學》等處世哲學和建國以來的階級鬥爭及其政治運動對構建國人的防範心理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大影響。

此外,當下中國社會的醜行——經濟互害,也導致人們不得不隨時做防範狀,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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