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作者是誰？我小學二年級的女兒和她的同學，都知道是羅貫中。但去問一個中文係的大二學生，回答則很可能是，不好說。
“不好說”當然是一個比“羅貫中”要嚴謹得多的回答。
《三國》、《水滸》、《西遊記》這些書，都是所謂“世代累積型作品”，有一個漫長的成書過程。這個過程裏，也許有人作用特別大一些，但他也未必願意留下自己的本名。不管曆史上是否真有羅貫中其人，這個名字最終隻能說這是這些人共用的筆名。
看魏晉時人的小說、筆記就可以知道，關羽、張飛的勇猛，諸葛亮的智慧與忠貞，曹操的奸詐與雄才……這些都在人物死後不久就已經傳奇化，三國故事也一直很流行。由於講故事、聽故事的人興奮點不同，慢慢的，就形成了兩類不同的三國故事傳統。
一個是史傳傳統。這個傳統裏的故事講述人，一般有一定文化水準，但通常也不會太高。大體上，把《三國演義》改成現在最常見的樣子的毛綸、毛宗崗父子，可以代表這個群體的較高水平，而下限大概就是魯迅《風波》裏趙四爺的樣子，“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
這類人的特點，一是三觀很正，把宣傳“仁義禮智信”這類傳統價值觀，當作小說很重要的功能和義務。二是很把正史的記錄的當回事，講故事的時候，會盡量往上靠，不大喜歡胡亂發揮。但說他們更關注曆史，那倒也不見得。隻是他們既然有且僅有一點讀寫能力，便很以這種本事為自豪，所以能夠接近正史，乃是自己有文化的證明（他們若生在今天，大概就是喜歡盯著古裝劇挑曆史錯誤的人吧），至於正史本身也可能會錯，那便不是他們措意所在了。
另一個是民間傳統，如《全相三國誌平話》和許多元雜劇，都屬於這個傳統。這些作品主要麵對不能閱讀，通過聽書看戲來獲取信息的受眾，價值觀和趣味自然也和這些人民群眾更加接近。所以它更看重的道德是“忠義”，——忠不是儒家的忠，而是一種更具體的人身依附關係；義也不是儒家的義，而是通常所說的“江湖義氣”，講究“作威福，結私交”，“濟時難而救同類”。孟子最關注的“義利之辨”，在這個傳統裏便不大考究，相反它毫不掩飾對富貴的渴求。如元雜劇《桃園結義》寫關張結為兄弟後，見劉備“實為貴相”，故邀他喝酒，劉備大醉後出現異象：
關羽：兄弟，你見麽？他側臥著，麵目口中鑽出條赤練蛇兒，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內鑽出來，入他耳中去了。兄弟也，你不知道，這是蛇鑽七竅，此人之福，將來必貴也。等他睡醒時，不問年紀大小，拜他為兄，你意下如何？
所謂“不問年紀大小，拜他為兄”，這分明是西門慶熱結十兄弟的調調了。這個傳統的另一個興奮點，是武力崇拜，所以喜歡寫智商是硬傷而神勇無比的人物，《說唐》裏有李元霸，《殘唐五代》裏有李存孝，而平話《三國》裏，張飛也屬這一類，曾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平定了黃巾之亂，至於單挑打得呂布、趙雲落荒而逃，那也不在話下。
現在我們所見的《三國演義》，與其說是兩個傳統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說是史傳傳統排擠民間傳統的產物。有人喜歡拿據說更接近羅貫中作品原貌的“嘉靖本”和毛家父子的批評本比較，強調兩者的區別有多大多大，其實若把更早的各種三國故事也拿過來放到一起看，就可以發現嘉靖本已經刪除了不知多少怪力亂神和急功近利。兩個版本是在往同一個方向上努力，毛批本隻是走得更遠，進一步鞏固了史傳傳統的勝利果實而已。
但《三國演義》裏史傳傳統的勝利，不等於民間傳統就此失敗。因為它確實更有群眾基礎，所以該流傳還是一樣流傳，隻是沒有（也不需要）自己的權威文本而已。如馬連良先生《甘露寺》的早期錄音，喬國老誇耀張飛的本事，有“曾破黃巾兵百萬，[1]虎牢關前戰溫侯，當陽橋頭一聲吼，喝斷了橋梁水倒流”雲雲。據《演義》，破黃巾時張飛並無特別的功勳，虎牢關是三個打一個，當陽橋會斷，則是智商捉急所以拆掉的，都不怎麽露臉。這些話都隻有放在民間傳統裏，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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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來的著名文人，對《三國演義》往往也印象一般。——並非因為鄙視小說這種文體不登大雅之堂，他們中很多人對《水滸》的評價就相當高。原因倒也簡單，大文豪往往三觀不正，對正史也沒什麽敬畏心理，所以《演義》引以為豪的忠於正史，在他們看來反而是小家子氣。文豪們的語言修為自然是極高的，對不文不白的半吊子文風，更加瞧不上。總之，《演義》方方麵麵的特征，都剛好落在他們的鄙視鏈上，而《水滸》是白話，寫江湖，這是用新文體講述新故事，對文豪們反而有陌生化效果，印象自然好很多。
這種重《水滸》輕《三國》的傾向，從明代一直延續到仍有相當舊學水準的魯迅、胡適一輩。魯迅論《三國》，留下了“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這樣的警句（迅翁喜歡關羽，恰恰是《演義》裏離史傳最遠，而最具民間氣味的形象）。不過胡適對諸葛亮舌戰群儒那一段，評價是“令人欲嘔”，還是讓人有些奇怪的。作者為諸葛亮設計的台詞，隻是邏輯混亂而又自我膨脹而已，實在是小文人常態。這就要吐，未免槽點太低。大概，適之先生見過的爭辯太多，知道大多數爭論都是無結果的，要說服別人，不可能像《演義》描寫的這麽容易。
《三國演義》真正在各種三國故事中，取得絕對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其實還是建國後的事。在當下主流的文學史評價框架裏，《三國演義》是“四大名著之一”，是“古代文學經典”，甚至是“傳統文化瑰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一再梓行，而既然有了如此崇高的地位，即使其實並不看，家長常常也會為孩子買上一套。而民間傳統的三國故事，卻在現在的流行文化麵前，被摧枯拉朽，真成了湮沒的黃塵古道，遠去的鼓角鉦鳴了。
現在一般人對舊學自然是荒拋了，連《赤兔之死》那樣荒謬的文字，也可以被高考專家何永康教授欽點為滿分作文。這樣的人再讀《演義》的淺近文言，觀感就不同於魯迅、胡適，甚至以為這就算高大上了。其實，現代人必須要做的事太多，對傳統有些隔閡，本是完全合理的，隻要不因此對“舊”隔岸看景，反而產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仰慕之情就好。
[1] 現在通行的唱詞，這句改為“鞭打督郵氣衝牛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