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如何瘋狂破壞敦煌壁畫

張大千如何瘋狂破壞敦煌壁畫

在以化名“方回”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為的巨大破壞性。

傅斯年、李濟致信於右任:張大千在敦煌破壞壁畫,情形很嚴重

 

1941年初,張大千率妻兒門生,抵達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期間破壞壁畫甚多。不過,對張的這一行為,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如有人以“親曆者”身份公開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複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更有張的友人謝稚柳辯稱:“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為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裏的菁華呢?”①

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還亂在壁畫上勾描,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謬種流傳”,是因為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不容辯駁。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給於右任信函如下: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謂: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雲: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曆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並非在一平麵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後來之人,於其上層塗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於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去一層,即毀壞一層,對於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於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製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後,對於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馮、鄭兩君未嚐親見,僅憑衛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後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並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數層者,由曆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現此複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讚歎,因題於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於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麵,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係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餘份,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至於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注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②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於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係,更礙於其和於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沒有采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塗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請求於右任以私人管道製止張大千。

1959年於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1959年於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

著名史學家向達,是阻止張大千將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

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被毀壁畫永難再現

向達目睹張大千因個人喜好,“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

被砍掉的壁畫徹底損毀,露出的新壁畫也多因毫無剝離技術而殘破不堪

 

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隋 文殊問疾》(部分)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隋 文殊問疾》(部分)
 

雖於1942年底遭曝光,但張大千手眼通天,仍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

事實上,除破壞壁畫一項外,張大千還帶走了數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據我所知,張大千先生隻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餘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後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⑨

甘肅榆林窟外景,1943年。羅寄梅攝。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甘肅榆林窟外景,1943年。羅寄梅攝。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

注釋

①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P482-483。②該函原件現藏台灣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寫於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於台灣中研院。③王子雲,《從長安到雅典:中外美術考古遊記》(上),嶽麓書社,2005,P70-71。④⑤向達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⑥向達,《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重慶《大公報》,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連載。⑦向達曾撰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但不知現存何處。見榮新江,《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收錄於《向達學記》,三聯書店,2010。⑧湯用彤致胡適信,1943年1月19日。⑨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01期。

 

還有一個羅振玉,毛病是拓完碑後鑿損幾字,這樣他手裏的版本就比之後別人的版本字更全、更珍貴。而且這毛病不是自他而始,宋元明清都有這種欠剁手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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