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月照兒時夢

一

張自忠路自然是為了紀念殉國抗日名將張自忠而命名的，同時命名的還有趙登禹路、佟麟閣路。那兩條路原來的名字，如今幾乎沒有人記得了，可是還有許多人仍然不說張自忠路，而說鐵獅子胡同，可見傳統的力量有時候還是很頑強的。到文革時，很多胡同都改成了反帝路、反修路一類名字，張自忠這種“國民黨反動派”自然也是要不得的，可是幾乎沒有人記得當時路名被改成什麽。那個瘋狂的年代終究也是曇花一現，雖然深深刻進了我的童年。

我出生時，家住張自忠路也就是鐵獅子胡同一號，熟悉那個大院的人簡稱為鐵一號。這裏最早是明末田皇後之父田弘遇的宅第，清末民初時的陸軍部和海軍部，北洋後期段祺瑞執政時的執政府。1949年後，以培養黨政幹部為任的人民大學進駐。1950年代中期，人民大學本部遷往西郊林園，原執政府辦公樓哥特式建築西麵，蓋了3棟紅磚宿舍樓。其時正是中蘇友好時期，哥特式西方資產階級建築形式自然不會再用，但這3棟樓也不是蘇聯式樣，除了厚大笨重庶幾近之外，更多是國產土碉堡的樣子，全無美感可言。這3棟樓因其顏色被命名為紅一到紅三樓，每棟樓有5個單元卻被命名為甲到戊組，而不是1到5單元。這種稱呼在北京極其罕見。樓呈寶蓋形，乙、丙、丁組居中，甲、戊組拐過來各占一頭。樓有5層，樓頂是一巨大平台，用1.2米左右的牆圍起，每逢“五一”，“十一”，是看煙花的絕好地點。那時人頭簇擁，歡聲起伏，是童年難得的明亮瞬間。

樓頂平台的最大好處是各單元之間可以從樓頂來往，對小孩玩捉迷藏、大人進行“反革命”串聯、小偷作案都很方便。我七八歲的時候有時自己去樓頂看星星，曾經看著看著就睡著了，回家晚了被狠狠訓了一頓。不過文革時家長絕大多數不是忙著革命就是被革命，無暇顧及管教子女，我們就像荒草一樣慢慢長大。執政府的大花園那時也是一片荒蕪，噴泉早已幹涸，野草叢生，小徑長滿青苔，路燈碎滅，入夜一片黝黑。豈止花園，由於維修工人們也起來造反，樓道裏的燈沒有人管，多半熄滅了。我從小就習慣在黑暗中上下樓，偶爾會一腳踹到鄰居堆在樓道中街拐彎處的冬儲白菜。如今我也經常半夜起床走來走去從來不用開燈。曾經寫下詩句：“在夢裏充滿黑夜／在墓場坐到天明”，其實都來自親身體驗 。

在口號是“人多力量大”，根本沒有計劃生育的1960年代，雖然死人多，生得更多。大院裏麵小孩眾多，一玩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賊就以四、五十計。有一次我藏到執政府大樓堆雜物的頂樓上，忽然站起一對青年男女，把我嚇得半死，而他們更是倉皇而逃。若幹年後，我明白了其中就裏，也理解了他們的慌張。“男女關係問題”雖然不如“反革命”罪那麽致命，也足以讓人名聲掃地，萬劫不複。

在某次被“官兵”追得慌不擇路時，我一跤前仆，兩顆門牙飛出，滿臉是血。幸虧是還沒換的牙，不過據說我後來門牙長歪和這一跤還是有關係的。無論如何，從此我不再被準許晚上出去玩。家裏有一套殘缺不齊的《三國演義》連環畫小人書，大概是60冊裏的10多本吧，我十分喜歡並且經常照貓畫虎畫打仗的小人。父親1967年一直在“牛棚”被學習，不過還算幸運，每天可以回家。晚上從學習班回來，他就給我讀小人書，後來明白那也是他安慰自己的一種方法。他讀了若幹遍後，我就把這些小人書背下來了。不知不覺地我看著字形就能知道怎麽念，就這樣稀裏糊塗地識了字，識的字多了，就該自己讀字書了。家裏書櫃抄家時被貼了封條，風聲尚緊，也不敢偷偷打開。所以我一開始讀的是各種文革裏的小報，還有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我已經可以囫圇吞棗地讀大會公報了。

1968年秋天，文革告一段落，中小學“複課鬧革命”，我上了北京府學胡同第一小學，班主任翟老師，30歲出頭，身材不高，常帶笑容，和藹可親。開學第一課是學讀和寫“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我出生在大饑荒年代，從小營養不良，缺鈣性軟骨，兩歲半才會走路，此後也根基不穩，一推一跟頭。不過估計是餓死鬼來投生，七八歲時的飯量已經頂得上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所以我個子一點也不小，腦袋碩大，已經帶40號帽子，因此我坐在最後一排，靠著窗戶。那是一間偌大的教室，後半間都是空的。我聽課感覺無聊，時常望著窗外。然而窗外隻有一片灰瓦屋頂，不像十年以後上高中時可以看見全聚德烤鴨店走廊，服務員端著烤鴨走過，我遠遠地咽口水。

望著窗外也不好玩，於是我在上課中站起來，在教室的後半間踱步一會再坐下，翟老師和同學看著我目瞪口呆。課間小朋友們三兩成群地下樓玩，我卻自顧自在座位上畫古裝小人騎馬打仗。從七八歲時畫十八般兵器，到十二三歲時改畫高鼻梁大眼睛半裸美女，作為男孩子的成長過程倒也十分自然。

家兄那一學期也轉入府學胡同第一小學讀五年級，聰明機靈，極得班主任喜愛。然而沒過兩個月，班主任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學校要求學生“劃清界限”，對他揭發批判。家母堅守學生不可以批判老師的原則，去學校交涉不果，隻有讓家兄休學。恰好翟老師也即將臨盆，需要請別人代課一段時間。她向母親建議說，你這個孩子和別的孩子不太一樣，現在又沒有哥哥罩著，不如也休學一段時間。於是我也離開。

再回學校，已經是八年多以後。

二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認識了一位朋友，也曾在鐵獅子胡同一號度過童年。我和他談起往事，他卻告訴我那段時光不堪回首，他大半記不得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自己也曾經想要忘卻，走出往日的陰影，許多記憶也就真的漸漸遠去，徒增幾分過往的不確定性。比如說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位教授從樓頂平台上一躍而下，當場死亡，大人和孩子紛紛奔跑過來圍觀。我也朝現場跑過去，但是馬上就被抓回家了。我至今不能確定，有沒有看到腦漿崩裂的死者，四十多年來，這個場景會情節變幻，偶然出現在夢中。

1982年，我看電影《鐵皮鼓》時熱淚盈眶，其實與電影本身倒沒有太大關係，更多是一種相通的感動、一種我曾經夢想過的拒絕方式。死亡與暴力足以在瞬間摧毀童年，並以某種延續影響人的一生。如果你是一個被害者，那麽你會經曆一個受創與平複的過程；如果你僅僅是一個旁觀者，那麽你看到的景象或許會留存更久。在刻意或者不經意之間，童年體驗對生活態度和有關我們所處時代的認知，往往有決定性的影響。也許你讀過卡夫卡，不知你是否發現，如果你想要走出去，你就永遠走不出城堡。卡夫卡自己也是如此：生前是一名保險公司職員，終生未婚，但是不斷的戀愛、訂婚、寫情書，臨終時深感絕望，想把《城堡》付之一炬。我們無法走出的何止城堡！雖然在時間的河流裏，我們的一生和我們的時代無非過眼煙雲，我們卻不論在哪裏，也畢竟不能走出曆史。紅一樓曆經半個多世紀後依然矗立在那裏，老邁不堪。我想起蜂窩煤爐的火光，冬夜我經常坐在爐邊讀書。書中曆史人物的故事，遙遠而有趣。那時自然不曾想到，若幹年後，許多見過的人就成了曆史中人物，一點不遙遠，也未必有趣。

人民大學是黨辦學校，紅色大學自然知識分子也是紅色的，然而仔細看去，色彩其實十分複雜。像蘇斯洛夫、張春橋那樣冷酷無情但好像自奉頗謹的意識形態木乃伊，畢竟極其少見，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外表，其實經常是一種處世之道，大多數人依然是千篇一律的藍製服下的百色人等。

北大曆史係郝斌先生回憶錄《流水何曾洗是非》中記述，1966年曆史係三院大門上貼出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這副對聯被偉大領袖知道了，改為“池深王八多”。鐵獅子胡同一號雖然池子淺得多，“王八”卻也不少。郝斌先生描寫的批鬥會情景，我不滿6歲時就從二樓家裏目睹在窗戶下進行的全部過程。那一對夫婦是那個年代罕見的胖子，以兩人加起來超過400斤聞名。我看見他們跪在單元門口，每個人背上再踩上一隻腳。陣陣口號聲怒吼轟鳴兩小時後，數百人群散去，他們真的是站不起來了，手腳並用爬上台階，消失在門裏。宗生女士死於文革中，何務雙先生文革後調外交學院任副院長。1980年外交學院招我作為保送生入學，我去何先生家了解情況，他又恢複了老幹部的官氣。

紅樓歲月裏，父親和一位鶴發童顏、紅光滿麵、聲音洪亮的老先生時有往還。如今大多數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於文革後發現他原來是金日成的老師。尚鉞先生曾是左翼作家、魯迅弟子，1920年代的地下黨，但是後來和魯迅分歧、被黨開除，轉教曆史，直到抗戰後才重新入黨並被派入民盟。在上世紀50年代熱鬧一時的古代史社會分期論爭中，尚鉞先生因主張“魏晉封建論”遭到批判，文革中更是喪妻失子。不過在我的記憶裏，老先生健康開朗，他和父親都極健談，一見麵就說得熱鬧。

文革中，他的妻子阮季女士自殺。阮季女士是我母親的燕京校友，也在曆史係任教，本不必死，但好像年青時精神曾經受創，又在文革裏被批鬥，不堪折磨而逝。身後留下3個孩子，幼女才7歲。大約一兩年後，尚鉞先生走出哀痛，和一位詹女士結成連理。我平生第一次參加婚禮，也就是門口貼上囍字，屋裏人來人往，吃到了平常難得一見的奶油糖而已。聽到大人們私下講，尚鉞先生是第四次結婚了。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人可以結不止一次婚。

尚鉞先生的小女兒和我是小學同班同學，還是一個學習小組的，圓臉，白白胖胖，很可愛的樣子。不過我很快輟學，再聽說她的消息，是11年後知道她考上北大生物係。又過了十幾年，在校友會遇到一位曆史係師兄，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參加過若幹次聚會後，有一天他忽然提到他夫人也是北大的，名字是尚京子。以現在的流行語說，我當場石化了。此時他們闔家即將遷往麻省，我匆匆見到小學同學一麵，自然是彼此都看不到一點童年痕跡。

三

紅樓落成於1956年，戶式有大有小，由“單位”或“組織上”按照行政教學級別和職務分配，主要分配給人民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和各級行政領導。父親當時擔任黨委副書記兼教務長，盡管據說他頗為自律謙讓，但還是分得了一套位於二層麵積最大的，隻是朝向為東西向，有些冬涼夏熱。隨著文革的深入進行，其動力也從最早的意識形態熱狂擴展到實際利益驅動：年青教職工紛紛“摻沙子”，搬進原來由教授領導霸占的大房子，這本是繼承“打土豪分田地”的傳統。由於父親反右後不久即離開人民大學，後來所在的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社科院前身）當權造反派與人民大學的造反派彼此不對付，以至於兩邊都不那麽容易“摻沙子”，我家就在夾縫中拖延著住了下來。街道居民革命委員會的老大媽隔一陣會來動員一次，被母親和顏悅色、不卑不亢地拒絕著。就這樣堅持到1970年，絕大多數人家住進了陌生人，我家成為僅有的釘子戶。到了秋天，一方麵終於頂不住了，另一方麵朋友幫忙找到一套據說原來是用來做囚室關押反革命的房子。

在一個晴朗秋日的早晨，我坐在解放牌卡車敞開的後鬥裏，吹著風離開了鐵一號，紅樓從此成為童年記憶。

上世紀90年代初在互聯網上還沒有書，想讀中文書，就要去中國城圖書館或者西郊僑教中心借閱。差不多每個月一次吧，或者去大三元飲茶，或者在南北喝豆漿吃油條，然後借若幹本中文書回家。全本《日瓦戈醫生》便是那時讀的，後來台灣出版的中文譯本實在令人失望。同時讀的，還有《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是戈爾巴喬夫改革開始後出版的描述斯大林時代的小說。作者雷巴科夫是50後和60後熟悉的前蘇聯作家，《短劍》、《銅雀》曾經膾炙人口。然而隨著前蘇聯的消亡，那些在中國風行一時的前蘇聯文學也多半不再被人提起，隻有少數描寫當年曆史的小說傳世。

《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有兩條線索，故事的主幹是大學生黨員薩沙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成員流放西伯利亞的經曆，另一條線索是大的時代背景：斯大林整肅部屬，鞏固權力。個人命運或者悲慘或者詭異，然而波濤之中仍有柔情。極權政治陰晴不定，漂浮著恐怖時代來臨之前的冷酷堅硬。這裏有愛與死、忠誠與背叛、謊言與威脅，當一切歸於平靜，青春與理想也隨著屈服煙消雲散。

《日瓦格醫生》在美學上屬於俄國而不是蘇聯，帕斯捷爾納克更多是白銀時代中人。在語言十分優美的敘述裏，《日瓦戈醫生》有巨大的悲傷。我十幾歲時，讀到1944年兩位老友在前線重逢，一起回憶日瓦戈時，就會被他們的懷念壓倒。與之相比，《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更像是一部蘇聯小說，雷巴科夫雖然對斯大林有很深刻的批判，但是他的思想與美學更多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也許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時代成長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他。事實上，當我讀《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時，會想到北京的大院。如今有時聽到“北京的大院文化”這樣一種說法，對此我是十分懷疑的。北京的大院是1949年以後形成的特殊社區，折射出那個時代嚴密的等級製度，如此而已，何來獨特的文化可言！王朔以來，描寫大院的小說不少，大多比較適合改變成言情電視劇，和《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沒有什麽可比性。由此也可見近30年的小說，即使是與前蘇聯時期相比，在現實性與批判性上的差距尚不可以道裏計。

據說阿爾巴特大街現在是一條近似王府井一樣的大街，人群熙攘，繁華絢麗。鐵獅子胡同1號也從執政府變成一所紅色大學，再變成教職工家屬大院。到了上世紀末，張自忠路拓寬，成了平安大道的一部分。記憶裏的林蔭道久已不再，不變的隻有門前兩頭大石獅子，曆經風雨滄桑，依然光潔如故，微笑著注視前方。小時候讀《紅樓夢》，對賈府門前的獅子的想象就由此而來。是否賈府隻有門前的獅子是幹淨的這件事，對於我並不重要，倒是看著故居門前這對獅子的照片不禁感慨，曾經賦詩一首以記之：

觀兒時故居照片有感

世變人殊四十年
   石獅猶守舊家園
   紅樓月照兒時夢
   滄海淚飛檻外煙

(作者係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

原載2015年5月4日《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