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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中華文明短板的幾個實例由 ViBravo 於 2017-01-22 12:30:45

古代中國有沒有公共圖書館

2015-11-09 07:45:57大家專欄33 大字

中國社會在西方思想文化衝擊之前真的沒有公共圖書館嗎？或者說，傳統中國的藏書樓真的缺乏公共性、開放性嗎？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聚集到宋代。

作者：吳鉤（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曆史研究者）

應邀到廣州圖書館做一個講座，我遞交的講題是《宋朝的圖書館》，講座主辦方建議改為《宋朝的“圖書館”》，給“圖書館”加了個引號，因為按照以為的經驗，不加引號容易引來不必要的爭議。我能理解主辦方的顧慮，也知道在許多人的認知中，是不相信傳統中國是有圖書館的，“古代不是隻有封閉的皇家藏書樓與私人藏書樓嗎？”

一些研究中國圖書館史的學者論證說，“由於文化為統治階級所壟斷，圖書文獻被視為私有珍品，不僅私人藏書‘書不出閣’，就連國家藏書也被皇帝視為‘退朝以自娛’，據為皇室所有。圖書館的讀者，多為藏書的主人，整個圖書館相對地處於靜止和封閉的狀態，所以人們稱這一時期的圖書館為‘藏書樓’或‘藏書處’。”

還有人進而推論：“一個人把自己的藏書借給陌生人與他人共享，或者幹脆把自己的東西變為公共的東西，這需要一個前提，就是這個人所在的這個社會中的每個人起碼是大多數人要具有公共意識。顯然，隻有在具備了這種公共意識的社會，一個人也才可能把屬於自己私人的東西拿出來與他人共享。而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圖書館就是在私有文獻的公共所有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看來，古代西方在某種意義上具備了這樣的前提條件，而古代中國則沒有具備。”

他們認為，中國之有圖書館的建製，是近代從西方引進來的。由西洋傳教士創建、始建於1847年的徐家匯藏書樓，是上海現存最早的近代圖書館；“仿照東西各國圖書館章程辦理”、於1904年對公眾開放的的古越藏書樓，則是中國“第一個開放型的私人圖書館”，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

“如果沒有近代社會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中國的藏書樓再發展若幹世紀，也沒有可能自行演變成為西方式的近代圖書館。中國的舊式藏書樓中缺乏進化演變成為近代圖書館的基本機製，主要是缺少麵向社會開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為新式圖書館產生的母體”。這就是圖書館學前輩吳晞先生提出的“中國圖書館西來說”，吳先生又稱這是“研究中國圖書館曆史的正確起點”。

中國社會在“西方思想文化衝擊”之前真的沒有公共圖書館嗎？或者說，傳統中國的藏書樓真的缺乏公共性、開放性嗎？以經驗常識來看，中國自古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士人階層，那麽多的讀書人（盡管不能跟今日社會比，但閱讀人口的數目肯定遠遠大於中世紀歐洲），如果沒有提供借閱功能的圖書館，難道都得自己抄書、購書？這不科學。一般來說，需求總是會刺激出供應，正如為了使睡眠的姿勢更符合人體的解剖特征，幾乎所有的文明體都不約而同地發明了枕頭。圖書館的道理也一樣。

當然，要證明傳統中國有公共圖書館，不能靠經驗常識的推斷，而是需要證據、證據、證據（重要的話要說三遍）。也許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聚集到中國宋代，看看那時候的藏書樓形態距離近代的公共圖書館有多遠（或多近）。我們要考察的重點是，宋代藏書機構是否具備公共性、開放性與共享精神。

【私人藏書機構】

為了分析的便利，我將宋代的藏書機構分為國家藏書樓、地方藏書樓、社會團體藏書樓與私人藏書樓四大類。

說起傳統中國的私人藏書樓，相信許多人立即會想到明代藏書家範欽建造的“天一閣”。天一閣有一條很不可理喻的家規：“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樓。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與祭。”確實非常封閉。然而，天一閣隻是傳統藏書樓的極端形態，很難說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們去檢索宋代藏書家的史料，不難找到開放的私人藏書樓。試舉幾例：

北宋初的胡仲堯，“累世同居，至數百口。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遊學之士。”（《宋史·孝義傳》）

北宋藏書家王欽臣，“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每冊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以及子弟觀之。”（《卻掃編》）

另一位北宋藏書家宋敏求，家有藏書數萬卷，“居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僦值常高一倍。”（《曲洧舊聞》）

又有一位不甚知名的藏書家蔡瑞，修建藏書樓“石庵”，“蔡君念族人多貧，不能盡學，始買書置石庵，增其屋為便房，藏書達五千餘卷。願讀者處焉。”（《石庵藏書目序》）

南宋最負盛名的出版商陳起（陳宗之），也建有藏書樓“芸居樓”，藏書達數萬卷。“芸居樓”的藏書也是對文人圈開放的，一位宋朝詩人寫的《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詩可為憑證：“案上書堆滿，多應借得歸。”

南宋藏書家樓鑰的“東樓”，藏書極豐富，也允許借閱：“客有願傳錄者，輒欣然啟帙以授。”（《鄞縣誌》）

辛棄疾的《歸朝歡·寄題三山鄭元英巢經樓》詞序也提一位叫藏書家鄭元英，他家藏書樓叫“巢經樓”，“樓之側有尚友齋，欲借書者就齋中取讀，書不借出”。

《廣信府誌》也記錄了一處開放的私人藏書樓：“紹熙、慶元間，直敷文閣趙不迂建書樓於江西鉛山縣，以供眾覽。謂邑人舊無藏書。士病於所求，乃儲書數萬卷，經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鑰掌之。來者導之登樓，樓中設幾席，俾能縱覽。”

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閱的私人藏書樓，宋代的私人藏書樓並不缺共享精神。隻不過有的藏書樓允許圖書外借，如陳起的“芸居樓”；有的藏書樓允許登樓閱讀，但不可以外借，如鄭元英的“巢經樓”。

如果說“書不借出”顯示了傳統藏書樓與圖書館的差別，那麽我們需要知道，西方的圖書館（Library）同樣有過“書不外借”的時期，“歐洲古代圖書館長期用鐵鏈將圖書拴住，直至18世紀末期圖書館鐵鏈拴書才逐步成為曆史”（參見龔蛟騰《古代圖書館學學理反思與秉承》一文）。即便到了19世紀，晚清人王韜見到的倫敦大英圖書館，也是“男女觀書者，日有百數十人，晨入暮歸，書任檢讀，惟不令攜出”。被譽為“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的晚清古越藏書樓，也是規定“所藏之書，均蓋用戳記，隻準在中廳六十座中翻閱，不得借出門外”。可見其開放性遜於宋代一部分私人藏書樓。

宋代的私人藏書樓當然還不能等同於近代的公共圖書館，但如果說古越藏書樓“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顯然這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應該追溯到宋代。這當然並不是我的創見，史學前輩陳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說：“宋人之藏書家者，已能兼為圖書館之事業。”實際上，西歐社會的許多公共圖書館也是從私人藏書機構開放而成的嘛。

宋代畫家劉鬆年《秋窗讀書圖》局部

【社會團體藏書機構】

再來看宋代的社會團體藏書機構。

社會團體藏書機構主要為寺觀藏書樓與書院藏書樓。寺觀藏書樓有點像西歐的教會圖書館，但宋代寺觀藏書樓的開放性，遠大於同時期的西歐教會圖書館，當時教會圖書館的“借閱規則極嚴，通常隻借給內部人員，每次限借一冊，有的館一年隻借書一兩次”（江宏《歐洲基督教圖書館簡史》）；而宋代的寺觀藏書不但內部的僧侶可以閱讀，外麵的讀書人也可免費借閱。

宋朝不少後來當了大官的士大夫，都有遊學於寺觀的經曆，如範仲淹少年時寄讀於醴泉寺；韓億、李若穀、王隨未及第之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呂蒙正、溫仲舒年少時都在洛陽龍門山利涉院借讀；張士遜“少孤貧，讀書武當山”（參見張建東《宋代寺觀藏書及其文化貢獻探微》）。因為寺觀藏書豐富，除了宗教類書籍，經史子集俱備，乃至醫書、誌書、書畫、蒙學教材、通俗讀物、年譜、家譜都有收藏；而且，寺觀還向讀書人提供短期借宿的場所，對於那部分家境貧寒、無力入學的士子來說，寺觀藏書樓無疑給了他們一個汲取知識的公共渠道。

蘇軾的朋友李常，“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這位李常及第之後，還將他手抄的九千卷圖書贈予寺院，留給後來人。可謂投桃報李。蘇軾為此寫了一篇《李氏山房藏書記》，說李常之圖書“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換成現在的說法，這不正是共享精神的體現嗎？

在武俠小說裏經常失竊的少林寺圖書館——藏經閣

宋代書院藏書樓則有點接近西歐中世紀的大學圖書館。宋朝為書院興起、鼎盛之時，許多士大夫都致力於創辦書院，許多書院都收藏有豐富的圖書，如南宋人魏了翁創建的鶴山書院，其藏書樓“尊經閣”藏書多達10萬卷，魏氏《書鶴山書院始末》稱，“堂之後為閣，家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這個藏書量，堪比宋朝的國家藏書，而差不多同時代的法國索本學院圖書館，1289年的藏書量不過1000冊左右。

書院藏書樓，當然是供師生借閱的公共設施，而非書院創辦人的私有、私享之物。另一位南宋人郭欽止創建石洞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即申明自己捐獻的藏書為書院師生共享，“示郭氏不敢有也”。隻不過由於年代久遠、史料匱乏，我們今天對宋代書院藏書樓的圖書借閱製度無法深入了解。

但可以確知，書院的建製發展至明清時期，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藏書借閱製度：如朱熹修複的白鹿洞書院，借閱規則是：“在洞生徒借讀者，寫一票於管幹處領出，以便稽考。繳書銷票，不許沉擱延捱，致誤後來人借閱。損失者，勒限賠補。”紀念範仲淹的興化文正書院則許可外人借閱藏書：“儲書非易，本不宜攜書出院，因念寒士以館為家，不克入院肄業。倘深藏不出，事近向隅，破格從權，故有出院之議。”為方便讀書人借閱圖書，文正書院還規定，藏書“須編目繕寫，懸版於書院門首，通曉闔邑多士。每月肄業諸生所借之書須由齋長榜示門首，使借書者一覽便知，免至相左。”

白鹿洞書院示意圖

須知，1770年代，巴黎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還要用鐵鏈拴住書籍，禁止外借。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圖書館之一的上海徐家匯藏書樓，開始時也是半封閉的，“專供耶穌會會士研究參考之用”，後來才略為開放，“凡教會中人，或由教會中人介紹，經藏書樓主管司鐸同意後，亦可入內閱覽，但為數極少。庫內僅有閱覽台一二張，坐椅數隻”（葛伯熙《徐家匯藏書樓簡史》）。那為什麽當我們提及西歐的圖書館、傳教士修建的藏書樓時會立即想到它們的開放性與現代性，而說起傳統中國的藏書樓，卻堅決認為它們封閉、落後，連圖書館的名字也配不上呢？

【國家藏書機構】

如果說，私人藏書樓、寺觀與書院藏書樓屬於民間性質的藏書機構，下麵我們要介紹的國家藏書機構與地方藏書機構，顯然便是政府係統的一部分了。宋代的國家藏書機構，主要是昭文館、集賢館、史館三館（合稱崇文院）和秘閣，此外，國子監、舍人院、禦史台、司天監等中央機構也設有藏書處。

許多人研究者將三館秘閣稱為“皇家藏書機構”，乃至以為是皇帝“退朝以自娛”的私享空間，其實這是不求甚解的想當然。三館秘閣從來不是皇室私產，而是國家機構。宋政府設三館秘閣，是為諸才，培養治理國家的人才。宋朝君主明明白白說過，國家之所以設置三館秘閣，“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

三館秘閣

宋代也有“皇家藏書機構”，但不是三館與秘閣，而是太清樓、龍圖閣等皇家藏書處。原來宋朝有一個慣例：在位的君主都要為前任皇帝修建一座圖書館，存放前任的著述、文件、書法墨跡與藏書，如紀念太祖的太清樓，紀念太宗的龍圖閣，紀念真宗的天章閣，紀念仁宗與英宗的寶文閣，紀念神宗的顯謨閣，紀念哲宗的徽猷閣，紀念徽宗的敷文閣，紀念高宗的煥章閣，紀念孝宗的華文閣，紀念光宗的寶模閣，紀念寧宗的寶章閣，紀念理宗的顯文閣。宋人這個做法有點像今日美國的總統圖書館，按美國《總統圖書館法》，美國總統卸任之後要在家鄉建造一座圖書館，存放自己的手稿、檔案材料、書籍、紀念品，交國家檔案部門管理。這類皇室藏書閣，才是皇帝“退朝以自娛”的地方，如宋真宗增龍圖閣藏書，說：“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書以自娛耳。”這分明是宋朝君主愛讀書的體現，卻被後人誤用來證明宋代國家藏書的封閉性，顯然是張冠李戴了。

實際上宋代的國家藏書機構是公共的（非皇帝私有），也是開放的（盡管開放度有限）。從常理判斷，既然三館秘閣是國家儲才、育才機構，那必定要對一部分士大夫開放，供他們閱讀藏書，否則如何儲才育才？從史料透露的信息來看，宋代國家藏書機構的藏書也確實允許文臣學士入閣閱讀或借出閱讀。

北宋鹹平二年（999），宋真宗謂宰臣曰：“近聞圖書之府甚不整齊，假借之餘，散失尤多，兼讎校不精，……自今差官校勘及掌書史，卿等嚴行約束，杜絕因循。”三館秘閣的藏書因為外借，導致“散失尤多”，皇帝便要求宰臣“嚴行約束”。但這個“嚴行約束”，肯定不是禁止借閱藏書，而是指借書人要及時歸還圖書。

因為到了熙寧七年（1074），三館秘閣的官員上書皇帝，申請“將借本書庫原書籍添入經史子集，書數足備及準備閱覽。……科場借書，外麵無本，方許於館閣權借”。宋神宗“從之”。這條史料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信息：三館秘閣出現了“借本書庫”。顧名思義，“借本書庫”顯然是指收藏專供文臣學士借閱之圖書的書庫。到京師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也可以向國家藏書機構借書。

宋朝國子監的藏書處也允許借閱。清代藏書家、學者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提供幾條例證，如宋版《大易粹言》冊末，紙背印記雲：“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汙，典掌者不許收受。”據此可以肯定地推斷，宋朝官書是“許士子借讀”的。

雖然宋朝的國家藏書機構開放性有限，與現代的國家圖書館不可同日而語，但肯定不能說是“處於靜止和封閉的狀態”。

【地方藏書機構】

當然我們也應承認，相對於龐大的士人群體，三館秘閣、國子監提供的借閱機會肯定如杯水車薪。那麽，難道絕大多數的士子就無處借書？不是的。宋朝中央設有國立藏書樓，地方也建有州立藏書樓、縣立藏書樓，就如天下士子散於各州縣，這些地方性的藏書樓也分布於各州縣。隻是由於史料佚散，其具體的運作情況已鮮為人知。這裏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檢索到若幹史料，可略窺宋代地方圖書館之形態：

資州的“聚書樓”與“博雅堂”。聚書樓為北宋宣和年間資州太守魏侯潤博所建，樓成之後，魏侯潤上書朝廷，請求朝廷賜書支持：“以州號多士，請於朝減他州之賜，以益此州。宛乎如韓宣子所見周書之在魯矣。”到南宋時，因聚書樓破敗，新太守宇文紹奕（他本人是一位藏書家）又建博雅堂，“比舊目増千餘卷，因舊樓徙故葺新，複為廚肆，貯之博雅堂”。問題是聚書樓與博雅堂對資州讀書人開放嗎？宇文紹奕的自述稱：“（我）以詩書發身，凡二十年聚書，上自孔氏，下至曆代諸史、稗官小說，與夫國典、名公之文，合萬餘卷。……吾家故所貯（指藏書），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蓋傳之是邦，以與學士大夫共之。”將家中藏書捐給了州立圖書館。“蓋傳之是邦，以與學士大夫共之”之語，表明資州圖書館是允許借閱的。（《聚書樓記》）

建康府的“紬書閣”。南宋紹興年間，大藏書家葉夢得任建康知府時，利用政府的財政節餘建造了紬書閣，購置公共圖書：“公廚適有羨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遍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幹卷。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重屋，以遠卑濕，為之藏而著於有司。”（《紬書閣記》）這個紬書閣便樓是建康府的公共圖書館，目錄學大家汪辟疆說，葉夢得“嚐建紬書閣，以藏公家之書，亦宋代之公共圖書館也”。

慶元府的“重樓”。南宋宗室、資政殿大學士趙彥逾出知慶元府時，“建三層樓，中層藏書，所謂趙大資重樓也”（《鄞縣通誌》）。宋詩人孫應時寫過一首《和樓尚賦趙大資重樓》，其中說道：“寒生感公恩義重，草根竊亦吟秋蟲。扁舟登門頻宿舂，敢逐炎涼如燕鴻。”可知慶元府重樓可供當地“寒生”借閱圖書。

揚州的“藏書樓”。南宋末年，兩淮製置使印應雷所建，樓成，“自六經而下，諸子百氏之論著，先儒故老之紀述，靡不鹹在，森然一眾玉府也”。揚州藏書樓也是公共圖書館，時人稱：“（藏書樓）書由闕而備，道脈融暢，其嘉惠於揚之士其淺哉？淮海之間，士風深厚，士多願質。”（《揚州州學藏書樓記》）顯然，揚州藏書樓是向淮海之士開放的。

這些地方性的圖書館究竟是個別地方才有建造，還是各州縣普遍設立？陸遊《婺州稽古閣記》提供了一個信息：“大觀二年九月乙醜，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皇帝為各州縣藏書樓賜名“稽古閣”，如果僅僅是個別州縣才有藏書樓，應當不勞皇帝大駕。必是天下各州縣普遍設置了藏書樓，才需要皇帝統一賜名。正是這分布於各地的無數個地方性圖書館，滿足了天下士子的閱讀需求。

那麽彼時地方圖書館的借閱規則又是如何呢？時過景遷，我們已無法得悉詳盡的細則，不過葉德輝《書林清話》記錄的一處細節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大體情況：“北宋刻大字本《資治通鑒》卷中有‘靜江路學係籍官書’朱文長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記曰：‘關借官書，常加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書明白登簿，一月一點，毋致久假。或損壞去失，依理追償。收匿者聞公議罰。”可知宋元時期，讀書人向地方圖書館借書，需要登記，最長可借讀一月，丟失或損壞圖書必須賠償。

論述至此，你是否同意我的結論——宋代中國已經產生了具有公共功能的圖書館（不帶引號）。而且，圖書館數目並非少數，而是形成了一個覆蓋麵極廣的圖書館網絡，既有國立的藏書機構，也有地方性的公立藏書樓，還有由寺觀、書院建造的圖書館，以及一部分供借閱的私人藏書樓。雖然宋代的圖書館無論數量、藏書規模，還是開放性與公共性，都不可與現代的圖書館相提並論，但顯然，從傳統藏書樓到現代圖書館，並不是“南轅北轍的兩條道路”，而是圖書館的開放性與公共性不斷擴展的一個過程。